天边飞来一群仙鹤，争先恐后地停泊在江西鄱阳湖上，它们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嬉水追逐着，其中隐约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原来是陈家喜添一丁，取名叫陈芝祥，大约是这家主人看见窗外的这群吉祥物——仙鹤的缘故吧。这年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年头，不知是否暗示着新生儿将来卷入20世纪特有的复杂政治旋涡里去的命运。
在乡下有啥出息，走，到上海去读书！1930年，十三岁的陈芝祥果然到上海麦伦中学去读书了，由于他出众的艺术和组织才能，很快就成了学校的知名人士，担任麦伦中学未名剧社的社长，经常组织同学们演出田汉、于伶等剧作家的话剧，他自己常常是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十九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他考入上海商学院，不料，嗅觉敏锐的学校当局，注意到他的政治身份，要对他采取行动。后经中共党组织批准，陈芝祥默默地告别了当海关高级职员的伯父，从上海出发，途经北平，奔赴延安。那时起，他就一直使用1935年从事救亡运动时的化名——陈明。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中国文艺界开展广泛的悼念活动，文艺刊物出专号、辟专栏，发表大量的悼念文章。延安文艺界也举行了高尔基逝世的纪念会。在文艺演出的节目单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威尔。他在台上唱道：“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多少年后，陈明还能一字不漏地唱出来，因为这次演出，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观众的注意，是谁？就是将来要成为陈明终身伴侣的丁玲。有时生活就是那么富有戏剧性。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有的人天天在一起，犹如陌生人，有的人偶一见面，却铭刻在心。当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就认出了这是“巴威尔”。他们在对方的瞳孔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双手传递着特殊而微妙的信息。或许她在想：他身上有那个人的热情奔放，又有另一个人的成熟聪明；或许他也在想：她虽然比我大，又是个著名作家，可我觉得她是那么的单纯、天真、可爱。这种一瞬间的感觉是难以捉摸的，过了那一时辰，就像风飘过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摸不着了。
在西战团里，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演出，他们的朝夕相处，使他们储存在心灵深处的感情信息开始启动、运转。曾几何时，她那深邃的大眼睛里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温情；曾几何时，他失去了男性的自信，不敢抬眼接受她的目光。在西安，陈明的胃病急性发作住院，仅仅是几天的分离，她感到怅然若失，他觉得度日如年，望着医院的天花板，他陷入淡淡的苦恼中。团长关心团员，合情合理，但过分的关心又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每人一份的战利品，还是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驻地房东送来的花生、红枣，她总要把自己的一份留给他；见他穿鞋特别容易坏，就省下自己的津贴买新鞋给他……陈明越想越不安。当他向一位老同志倾诉自己的心事时，那位同志劝他调离工作，可他下不了决心，这样做，对她太不公平了，他不愿伤害她。陈明对自己说：她是看我比她小十几岁，只是像弟弟那样地爱护关心我而已。其实，陈明内心深处明白，这种解释是自欺欺人。可这种解释，能使他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平衡。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山高路陡怎能阻挡她对他的热情？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这真是一步一段情，步步显真情，就是再笨的人也能感觉到丁玲的情谊，何况是陈明这样聪明的人！
这哪儿是在喝牛奶，分明是丁玲抛来的红丝线。他能接受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但是觉得他们俩的经历实在太不一样。他是生活在比较单纯的环境里，而丁玲则已经是饱经风霜，有着丰富且复杂的人生履历。他无法真正地理解她，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有敬重她、崇拜她、信仰她的资格。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日子快过去吧。”
一天，丁玲在无意中看到这句话，说：“为什么要结束呢？我们才开始……”看着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睛，陈明无言以答。
战争还在进行，在延安的每个人都似乎身肩重任。丁玲一边创作，一边参加社会活动。陈明自1939年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这年11月，陈明为剧团排演了一个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毛泽东看后，约请陈明和该团的戏剧教员、导演侣朋去吃饭，临走还开了一张两百元的支票奖给剧团。陈明和大伙沉浸在喜悦中时，真希望丁玲在身边与他共享。因为两人共享快乐，快乐就会增加一倍。过了几天，陈明才得空去看丁玲，丁玲一眼就看出了他那无法掩饰的兴奋，还没开口已笑出了声。丁玲也乐了，这个陈明真像个小弟弟，啥事这么高兴啊？等陈明说明白后，丁玲也替他高兴。这个歌舞活报剧也许并不十全十美，但毛泽东却给予这样大的鼓励，这不是对他个人，而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陈明觉得和丁玲在一起，总是能学到许多东西。
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主任是吴玉章，与艾思奇一起主持日常工作。1940年，丁玲创作了著名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初，她参加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负责鲁迅作品的研究工作。有时，丁玲也会想起陈明，但当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就把别的私事都忘了，她不知道在他们分别的这些日子里，陈明作出了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陈明虽然没和丁玲见面，可是她的影子老在他的眼前晃动，总觉得她在他的身边，用温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不能接受她的爱，这份爱太沉重，他似乎承受不了，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要逃避，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吧。他理智地将感情转移到剧团里一位叫席平的演员身上。
席平是苏州人，她抛弃了富裕的家庭，勇敢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个苏州姑娘长着鹅蛋脸，很有江南女子的韵味。她爱陈明，也尊重丈夫对丁玲的感情。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1941年初，剧团回到延安。一天，陈明带着妻子去看丁玲，三个人见面的一刹那，空气似乎凝固了。席平从丁、陈四目相视的眼神里，一下子全明白了，她虽然知道丁、陈的感情，但不清楚他俩是爱得那么深，那么真，她在这儿是个多余的人。陈明看见妻子窘迫、尴尬的模样，暗暗责怪自己不该带她来。他用求救的目光看着丁玲。丁玲是个阅历丰富的人，当然明白陈明此刻希望她怎么样做，纵然她现在有多少话要倾诉，也得忍住，为了陈明，她愿意。
丁玲面带笑容，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丁玲表面冷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这一切怎么能瞒得过陈明呢？她越冷静，陈明的心越疼。三个人的会面很快就结束了。丁玲强忍着眼泪，奔回窑洞，一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你不懂我的心吗？我知道你懂，可你为什么要逃避呢？现在你不仅伤害了我，也伤害了另一个纯洁的姑娘。你知道你做了什么样的蠢事吗？
割不断的情，理不完的意，陈明努力地爱妻子，感到很累。不久，席平怀孕了。1941年年底，刚做母亲的席平同意和陈明离婚，她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性，既然丈夫与丁玲如此有缘，就应该让他得到幸福和快乐。后来，席平到延安医院当化验员，带着儿子和同是化验员的陈经镇结为夫妇，移居广州，此是后话。
1942年2月，两个苦恋五年的情人终于结成伴侣。那一年，丁玲三十九岁，陈明二十六岁。结婚这天，他们没有举行仪式，没有请宾客，没有喝喜酒，没有撒鲜花，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不必麻烦别人，也不必惊动别人。他们在蓝家坪“文抗”山坡下附近的大路上散步，遇见陈云，就向他汇报了他们的婚事。陈云说：“只要把各方面处理好，就好。”
他俩继续漫步着，谁也不说话，但他们的心在碰撞：
“有人说我浪漫，找年轻的男人，怕不能终老。”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我愿意默默地注视着你，默默地被你注视。”
“我愿意深深地喜欢你，深深地被你喜欢。”
“让历史作证吧！”
两人在心里大声地说，脸上荡漾着最灿烂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