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沈从文结伴湘行在文学上的成果，是一年以后丁玲的《母亲》的创作。丁玲在家乡虽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赶回上海。回来的路上，她想着去世的丈夫、幼小的孩子、辛劳的母亲，与此同时，却也想起了在这三天里听到的许多故事，都是讲家里和亲戚间的事。“完全是一些农村经济的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穷途的一些骇人的奇闻。这里面也间杂得有贫农抗租的斗争，也还有其他的斗争消息。”还欣喜地听到了小城市里出现的新事物，有了机器纺纱机、机器织布机、机器碾米厂、小火轮、长途公共汽车等。更有一些洋商新贵的逸事新闻和内地军阀官僚的横暴欺诈。这和她小时候在母亲身边听到的故事是多么的不同啊，而且和她前几次回乡听到的也不一样，真可谓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故事。丁玲意识到这是包含了一个社会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转变，有了一种创作的欲望。事实上，她的欲望直到第二年的5月才实现。
那时，上海有一个《大陆新闻》的日刊，一天，该刊的编者楼适夷来约丁玲写稿，她就准备动笔把去年想写而没写的长篇小说写出来。这就是《母亲》。为什么叫《母亲》？丁玲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她是贯穿这部书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更因为这个‘母亲’，虽然是受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千磨万难，却终究是跑过了。在一切苦斗的陈迹上，也可以找出一些可记的事，虽说很可惜，如她自己所以为憾的，就是白发已经满鬓，不能做什么事，然而那过去的精神，和现在属于大众的向往，却是不可卑视的。所以叫《母亲》，来纪念这个做‘母亲’的。”
丁玲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有一位长期研究丁玲的美国学者说：丁玲“有一个习惯，每次讲话总在开始时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她就是个一辈子讲故事的人”。这些故事中的人和事是她经历过的，再经过她的创作，就成了文学作品。可以说，她的一生都在为她的文学创作作准备。《母亲》的创作同样如此。
丁玲的记忆力非常好，常常讲起自己的“祖父啦，舅母啦，甚至小学教师家里书架上有些什么书都记得”。1931年，她在光华大学演讲时，谈了很多关于自己家庭的情况。因为这对了解《母亲》这部小说很有帮助，所以在这里不妨摘录一段。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家庭中一切人，彼此都十二分亲近。家中总还算有许多钱，我的祖父，曾作过很大的官职。我在家里看到父亲保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一种有趣之下，把家产又都用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我没有姊妹们受到大家庭熏染的深。我跟随着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连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我从他所遗留的东西之下，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一切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一个工人整日里作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又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他自己却在后边跟着跑。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行动的人。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的弄个明白。
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受过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住在二百多间的门院里，忧郁地。床铺非常之大，每张床都带着窗子的。我这样的讲来，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进那无人进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因为那时社会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无一人读书，全在酒色之中完了。家中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子有精神，说打架，没有一个，可以称上对手的。家中藏着许多杆枪，白天都躺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丁玲在谈到写作的方法时，说过四个要点：第一，是作者的态度；第二，是材料；第三，是文字；第四，是经验。
如果丁玲家族中的三千人都是作家的话，我们就能读到三千本不同写法的《母亲》。书中的母亲形象必定是千姿百态的，或是被压迫、受欺凌的可怜人；或是介入黑帮，向欺负她的人讨还公道的复仇女神；或是跳出三界，入空门的尼姑；或是嫁二夫，当逆来顺受的“祥林嫂”……这都取决于作者对丁母遭遇的态度如何。
丁玲性格刚毅倔强，气质洒脱直率，意志坚定，思维敏锐，又富有探索勇气和追求精神。然而，一个人的气质性格除了先天的禀赋外，主要来自后天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时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童年时代对丁玲来说，更具有决定的意义。1908年，丁玲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庭随之败落。从此，小小年纪的丁玲就随着母亲在社会中奋斗，找出路。1909年丁玲跟着母亲移居常德舅父家。1910年秋，随母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幼稚班读书。这时，丁母与向警予结为忘年交。1915年冬，在常德女师幼稚班读完初小一年级。1912年，丁母考入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八岁的丁玲随母在此校读小学二年级。1914年，丁母回临澧变卖房产、偿还债务，后到桃源县立女子小学教书。丁玲暂留长沙，由向警予等代为照料。不久，丁玲也去桃源，入县立女子小学读书。课余，母亲常常给女儿讲西方著名妇女活动家的故事。1915年，丁玲随母由桃源回常德。丁母在常德东门外女子小学任教，丁玲在附近女子小学读书。课余，母亲教女儿《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及古代诗词，还读了许多古典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母亲在丁玲幼小的心灵里是个极其不平凡的母亲。她说：“我母亲是一个开朗的、有新思想的战斗的女性，可是她在那样年代，却需要非常大的毅力。因为她是一个在封建社会中受压抑的女子。”母亲的一群朋友，如向警予等也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坚忍奋斗，比较深刻，比较懂得痛苦，珍惜幸福而又有些理想的人物。这些人也比较容易理解和喜欢和他们一样具有时代特征的人。”丁玲在刚开始写小说时，就最喜欢写这种人，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倔强地想办法活下去。因此，丁玲以母亲为模特儿，写下长篇小说《母亲》有其必然性。
《母亲》是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实际中摄取题材，展示封建家庭内部的衰败与分化。作者将小说里母亲的名字和自己的母亲同名，也叫曼贞，只是把姓由“余”改成了“于”。而小菡分明就是丁玲童年的影子。
小说共分四章，以曼贞的男人去世，离开夫家，到武陵城于家，即曼贞的弟弟家，最后进武陵女师学堂，三个场景的变换，表露了曼贞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一个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的千金小姐，接受维新思想后，放足、剪辫子、出报纸、建社团，鼓吹“民权”、“共和”……作者通过一个旧式女子向新式女子演进的经历，写出了时代风云的种种变幻和历史脚步的艰难前移。
曼贞出身高门，出嫁后仍旧是小姐脾气，百事不问，终日在上房看书，不涉世事。丈夫的突然去世，使她手足无措。但她不是普通的旧式女子，看过大量的中外书籍，跟着当官的丈夫外出见过世面，她强打着精神，和那些幸灾乐祸，猫哭耗子，上门逼债的族人们周旋。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可曼贞不管任何人的讥笑和反对，要自己管理自己，她成了女师第一期的学生。
作者很善于通过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主角的成长和发展，如：上课、读书、喝茶、饮酒、写字、聊天等。有着三寸金莲的太太小姐们，每次上学都是坐着轿子去，惹来一大帮子的人来看热闹。最为精彩的一段，是描写曼贞如何上体育课。她开始不想上体操课，因为有好些小脚的学生都不上。她自己知道脚还不行，怕别人笑，可是夏真仁却诚恳的鼓励她道：
“曼贞姐！不要怕，尽她们笑吧，她们最多笑你三天。你要不肯上体操，你的脚更放不大了，脚小终是不成的。你一定要跟着我们一块儿来。”
她真的听她的话，自然有人心里笑她，悄悄说：
“看于曼贞，那么小一双脚也要操什么……”
尤其是当练习跑步的时候，她总赶不上，一个人掉到后边，王先生便说道：“于曼贞，你可以在旁边站一会儿。”一些不上课坐在两旁凳子上看着玩的也喊她：
“曼贞姐，来坐坐吧。”
有人劝她，算了。可是她以为夏真仁是对的，她不肯停止，并且每天都要把脚放在冷水里浸，虽说不知吃了许多苦，鞋子却一双又一双大，甚至半个月就要换一双鞋。她已经完全解去裹脚布，只像男人一样用一块四方的布包着。这部小说，作者原来准备“每天用两个钟头，一个半钟头想，而半个钟头写”。在《大陆新闻》上，每天登一千字，十个月登完。可是，小说发表不到二十天，刊物就被迫停刊了。1932年秋，丁玲又应《良友文学丛书》编辑赵家璧之约，继续写这部小说。“但是为了病，为了事，总是写一天搁十天，不知哪天才可写完。”作者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作品，难免会出现一些毛病，如：结构不严密，情节松散，人物形象不丰满。
作者力图把小说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中来写，想通过曼贞这个形象叙述中国妇女的解放，表明我们前一代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坦白地说，小说没有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不能使人信服曼贞从一个贤妻良母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母亲，缺少应有的铺垫和情节安排。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后，就会原谅作者的一切不足之处。
丁玲原打算写三十万字左右，把长篇分成三部曲，出三本书。第一部，写母亲从大家里走出来完成她的学习。第二部，写她从事教育后的一些建树。第三部，写她在20年代对革命的向往。但她写了第一部的三分之一后，就不幸被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残本，而且永远不会有全本了。
作者对这部流产的长篇也十分痛惜。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以后我不想再写长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