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3日丁玲给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三年过去了，我隔绝着一切，我用力冷静我自己，然而不知为什么却又忍不住给《文艺》写了那一点小东西。而且还在预备写下去，你不以为我写得太早了或者太迟了吗？……我来回想着一句话：‘我一定要赶忙写一篇文章给他们。’你真没有想到你们所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呵！只是我很难过，我怕我锈烂了的笔尖写一点生硬到可怕的东西；我最怕的，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我会使一些爱护我的朋友们失望，我不愿以我的不努力来伤了什么人的心。”
丁玲在信中说，“给《文艺》写了那一点小东西。”指的是她被捕以后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松子》，写于1936年3月，刊在1936年4月19日的《大公报·文艺》上。后面说的“要赶忙写一篇文章”，是指写于同月的短篇小说《一月二十三日》，刊在为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编辑出版的专集《十年》里。
为了朋友的鼓励，也为筹备母亲和孩子回湖南老家的路费，丁玲1936年年初开始创作，除上面提到的两篇外，5月、8月13日写了短篇小说《陈伯祥》和《团聚》，7月写了《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
丁玲被捕前，将一些没有写完，或暂时不打算发表的稿子及照片、信件等包起来，请王会悟代为保管。她被捕后，由冯雪峰、楼适夷取出，存放在谢澹如的家里。1936年9月，丁玲到上海，等待去陕北时，有一天，周文告诉她，准备为她出本书，但手头只有她存放在王会悟处的旧稿：《杨妈的日记》、《不算情书》和《莎菲日记第二部》三篇，字数不够。“丁玲高兴极了，马上拿出几篇近作，都是发表于1936年4月至8月的津沪《大公报》等报刊上的，可以汇编成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是《意外集》，1936年11月25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书中有丁玲在1936年10月11日写的自序，收了1936年3月至8月写的五篇作品，周文对她说的三篇作为附录。
为了让读者对《意外集》有个概貌的认识，不妨将五篇作品作个简介。
《松子》描写一个农家悲惨的命运。由于家穷，小小年纪的松子要做饭、拾柴、养鸡、种菜、看牛，带弟弟、妹妹。随父母沿路乞讨，流落到一荒冈，父母做临时工去了，他饿得被迫去偷瓜，以至造成弟弟被车压死、妹妹被狼吃掉的惨局。《一月二十三日》是讲一群难民听说有位慈善家将在最寒冷的1月23日赈济棉衣，他们等呀，盼啊，最后一无所有。等待他们的仍然是“肆虐的寒风”，救济款被“慈善家”杨太太们吞没了。《陈伯祥》的主角，在“我”的眼中是如何的愚蠢、空虚，而又思想贫乏、精神麻木。《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以一个学徒的口吻真实地讲述了印刷厂学徒工的悲惨生活。《团聚》描写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年代里，一个小康之家的破产。陆老爷本在上海一个公司里做事，由于失业，只好回乡靠祖田生活。他那在外地的子女，失业的失业，失学的失学，相继回乡，这就是他们一家的“团聚”。这个“团聚”不是幸福的“团聚”，而是走投无路的返里。
丁玲曾说过，作品的艺术性，“完全是作家自己心里有所感受，对事物能够感应”。“他看见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有个印象，都有反映。这个印象都放在脑子里了。日久天长，这种印象在脑子里积累得多了，有些变得淡薄了，有些变得浓厚了，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感受，如果他非常敏感，他的联想丰富，那么这就是他从事创作的一个有利的条件。”丁玲被囚居在南京的三年里，“虽说有的都是绝对的空间，而且有更多的材料立在你的面前；但我没有写，我只是思索，简直思索得太多了”。当她提笔写作时，那些浓厚的生活素材就流淌在纸上了。
写《松子》、《一月二十三日》时，丁玲也许会想起写《水》和《奔》时去访问灾民的情形。1931年的那场大水，殃及十六个省，水灾过后，是旱灾，田园荒芜，饿殍遍地，生灵涂炭。你看松子家，就是因为一年涨水，一年天旱，田主到远方去了，他们找不到事做，眼看快要饿死了，只有出外一路乞讨。你再看《一月二十三日》里的难民和灾民，挤在几十个错错落落摇摇欲坠的芦席棚里，他们失业、饥饿、挨冻、生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盼望着救济，到头却是一场空。
写《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时，丁玲也许想起了她参加左联后，每星期去访问工人的情形，记得她第一次去工人家的时候，爬上一座狭梯到一间极小的房间，里面很黑，有三个工人住在里面，有的在丝厂工作，有的在筷子厂工作。她和他们聊家常，谈文学，交上了朋友。她觉得，“在我一生之中，那两年是我最快乐的时期”，永生难忘。
写《团聚》时，丁玲也许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在故乡听到的事。那《陈伯祥》简直就是她囚居时的真实写照。如果说，《水》和《奔》开辟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广阔道路，那么，《意外集》从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开掘上，应当说是继续巩固了这一成果，而且是在作家沿着这一方向前行所取得的又一硕果。
从作品的结构、人物和景物的描写来看，《团聚》最佳。以“团聚”为中心事件，各种人物纷纷登场。去年秋天生了一场大病的陆老爷还在慢慢的恢复之中，这几天，他正盼着大女儿回来团聚。大女儿是盼回来了，可是并没有给死气沉沉的家带来半点欢乐。她那吃喝嫖赌的丈夫被戒烟所拘留，她是回娘家讨救兵的，此外还带来了一个小女儿和八个月的身孕。陆太太只得写信让在邻省做事的三儿子设法寄点钱回来。不料，信刚发出，就收到三儿子的来信，说他已失业，正想回家。一波未停，一波又起，正当一家人忧心忡忡地盼着三儿子回来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大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孙子，以及疯了的二儿子都要回来了。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把陆老爷的美梦全炸碎了。这一环扣一环的情节把读者的心紧紧揪住，这场本该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团聚”，变成了一场大悲剧。
原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陆太太，面对每况愈下的生活，却也能正视，干起了粗活，头上蒙块布，板打蚕豆秆，扎草把，弄得一身是草，手上刺了许多血印，很像个农妇，这一切使回到娘家的大女儿看呆了。
作者在小说的开头描绘了一幅报春图：“柳枝早已发了叶，稀稀几丝向池塘里弯着腰身。几株小桃花也夹在里面染上了点点的红”，“一丛丛的野杜鹃，密密的盛开了”，“还有一种顶小的莺，在黎明的时候，就开始了委婉清脆的歌喉”。这看来似乎是闲来之笔，实为悲惨的“团聚”起了绝妙的铺垫，喜是为了衬托哀，亮是为了衬托暗，道理就在此。
《意外集》里的五篇，是丁玲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情况下写就的，而且又要“特别审慎着‘技术’”，这“技术”当然是指国民党的文化检查。因此，丁玲“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她认为《意外集》的出版“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却无疑的只是一点意外的渣滓，如若以后我还会有一点点成就，让这本书给批评者作为一个研究的或是证断的材料也好吧。”丁玲这句话真给说对了，《意外集》在丁玲整个的创作中，虽不居重要地位，但是，在我们全面研究丁玲的创作时，它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作家在特殊情况下的复杂心情，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窥视到丁玲的内心世界。《意外集》对丁玲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意外”的“纪念”。
§§第四章 横竖红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