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基本职责大致有三：一为延续学术传统，二为追求高深学术，三为参与大学管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教学、研究和行政。其实，在我看来，教授还应该有一个引申开来的职责，就是对社会所起到的“典范意义”。或许，我这种说法，带上了太多中国传统读书人“经国济世”的一厢情愿。一个读书人，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典范意义呢？
当然，我并不是要求教授自命不凡地身处校园、不忘江湖，甚至是指点江山、议论政治。陈平原先生早已明确指出：不应过多奢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承认政治运作本身的复杂性，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作为学人自然应当以学术为第一天职，淡出政治本是常理中事，但书生毕竟也还有报国的传统，陈先生在反对书生与政的同时，也同样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是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
而在客观事实上，教授确实可能对社会产生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难道，你能否认，这是完全不存在的吗？所以，我要提出一点，教授应当注意：保持张力。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什么叫张力？我在此处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在“力”与“力”之间的平衡力。也就是说，教授所应保持的张力，是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力；如果更需提醒的话，其实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一种平衡力。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痛苦徘徊，是中国现代学人最伤心不过的经历，也可谓是百年学术史最沉痛的教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先生才强调“政学分途”，被认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魂反省”。中国历史上向来有“政学不分”的传统，从来就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从来多是读书人。近代以来，西潮东渐，学术独立成为潮流，而“政学分离”则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毕竟千年传统非朝夕可以割裂，何况中国的读书人从小就受了“经世济国”的圣训，又有几个是真能坐在象牙塔里，皓首穷经，韦编三绝的？但书生从政，往往是一种悲剧，因为书生的政治理想往往流于一种空想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这一点在胡适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所谓：“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颇是生动地概括出胡适出入政学之间的一生，但这表面畅达的挽联之后，蕴涵着胡适之作为一代学人的多少心酸遗憾？《白话文学史》是一半、《中国哲学史》也是半壁江山！虽然于现代学术开创之功莫大，但以胡适对自己作为学人的期许，恐怕相去甚远。但与胡适之同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创中人的陈寅恪，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纯正学人的道路。陈寅恪一生履历平凡无奇，除了35岁以前游历各国、一心向学之外；35岁回清华任教后则是一辈子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根本就没有迈进政界半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学者自然也是有的，但是像陈氏这样决绝地不入政界，甚至不愿与之稍稍有所沾染的，却是颇为独特的现象。1948年北平即将被人民解放军攻克时，蒋介石政府曾想方设法把陈寅恪这样的著名学者抢运走，但陈寅恪婉言谢绝。最后陈寅恪是和胡适同机离开了北平。陈氏最终以其高风亮节印证了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风骨，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亮丽的一页。
不管是作为纯正的学人的陈寅恪，还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痛苦徘徊的胡适之，其实在我看来，“保持张力”都是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作为学人，固然应不忘自己的“人间情怀”，在形而上的思考之外，应当同时注重对现实环境的关怀甚至某种程度的参与。但毕竟，学人的本色是治学，是在学术的天地里自由翱翔，守住这一根本，是学人之所以为学人的核心所在。所以，只有在学术研究为本的基础上，才可谈“人间情怀”，才可因“有情”、“不忍”而发表议论，才不妨对社会乃至政治发表一些看法。然而看法仅是看法而已，大可不必有“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一腔“经邦济世”的经纶无处可用的自伤。毕竟是在不断进步的时代，走向民主的进程不可逆转，“英雄救世”的神话早该破灭。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完善，“政治”自然应由专业人士去恪尽职守，学人更应认清自己的地位和使命，治学从教是一切之根本，至于“保持张力”，只不过是既承负起传统所赋予的部分使命，又能表达一些作为学人的良知态度罢了，所益者最多不过世道人心，再往深求，则越界多矣。
当然，话说回来，“保持张力”还意味着教授不应当躲进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之事，一心只读圣贤之书。其实对于学人而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也未尝不是一种追求名山事业，自得其乐的好办法。但既然要求“保持张力”，固然是意味着“热心政治的教授，不要过分地陷入政治运作的怪圈，保持作为学人的独立和思考”，同时也要求“教授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保持必要的‘人间情怀’，保持对社会的一定关注，在必要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参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二者其实相反相成、辩证统一，否则也就构建不起所谓的带有“平衡”特征的张力了。教授之“保持张力”，看来还是在作为老话题的“学术”与“政治”之间善自把握，既不入怪圈，又能守界限，既能持纯正学人本色，又不失“学者的人间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