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天汉二年（前99年）的一场飞来横祸，成了司马迁内心深处难以湮灭的历史印记。
这一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区区五千人马，配合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在居延一带，李陵与匈奴八万主力大军相遇，李陵率部奋战八天，“矢尽道穷，救兵不至（《报任安书》）”，兵败投降。
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至长安，汉武帝大为愤怒，前几天还交口称赞李陵的满朝文武马上转变阵营，对李陵痛加指责，纷纷列举李陵的种种罪恶。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生性就痛恨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人，又恰逢汉武帝询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马迁知道自己应该拨乱反正、塞睚眦之辞了。司马迁从前代前辈身上所学到的秉笔直书、直言敢谏的良史精神让他说了一番足以改变他命运的慷慨陈词，他从李陵平时的为人以及作战双方的具体情形分析李陵投降可能是权宜之计，是在寻找机会报答汉廷，言说之间不无对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的旁敲侧击。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无能的李广利，也是在暗示自己的用人不当。于是，司马迁被冠以“诬上”的罪名下狱。这一案件落到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或许杜周自感领会了“领导”的意思，对司马迁施以各种酷刑，司马迁始终没有屈服。后因传闻李陵帅匈奴军队攻打汉朝，汉武帝盛怒之下将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判以死刑。按照汉朝律令，死刑可以钱自赎；无钱可以宫刑替代免死。这本来是一线转机，但是命运没有眷顾司马迁，左右亲近无人敢替他鸣不平，旧交好友无人愿为他行御前营救。万般无奈之下，家贫无以自赎的司马迁，只得自请宫刑，忍辱苟活。次年，司马迁平静地接受了令家族蒙羞、让世人不耻的“腐刑”。
真正的勇敢不光是因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有时还应包括因为某件事而“卑贱”地活着。支撑司马迁坚持活下来的是他的史官家族的责任，是完成他父亲司马谈遗愿的孝心，是他成就一家之言的不朽志向。
李陵之祸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然而并没有摧毁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反而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斗志。就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历史巨著诞生了。
三千年的风云变幻、世事沉浮，三千年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三千年的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三千年的草莽英雄、文弱书生，三千年的人生沧桑、怨愤郁结，经过司马迁满怀豪气、不平则鸣的浸染，最终凝结在五十二万余字、一百三十篇中。
这位精神贵族用生命写就的一家之言，后人称之为《史记》。
一部史家绝唱，梳理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记忆；一部无韵离骚，饱含了一个痛苦灵魂的满腔愤懑。汉武帝以他的专制刀剑阉割了司马迁的肉体，然而，他阉割不了司马迁的思想。超越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苦难，司马迁用他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却饱含血泪之情的笔墨，将这一大汉盛世天子钉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与耻辱柱上。
此后，司马迁的事迹就湮没不彰了，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忽然没入了厚厚的尘埃，无声无息了。他死于何时，怎样死的，都成了考证不清的谜。记录历史的人，却被历史忽略，这是命运对他的捉弄，还是他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
当他写完最后一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百三十篇”时，司马迁应该是投笔四顾、内心茫然的，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父亲的愿望实现了，他史官家族的愿望实现了。他可以了无牵挂了，他可以无憾而去了。他的一生应该定格在了那一历史时刻。在从传说中的轩辕始祖到当朝汉武大帝的一场文字狂欢中，司马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诠释了一种个体的生命精神，在倾情再现了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后，他的一生已然无法超越，他的生命走到了极致，也就走到了尽头。
司马迁走了。但是，透过光怪陆离的刀光剑影，感受着激情澎湃的鼓角争鸣，和着伯夷叔齐的吟唱，走出蜿蜒清淑的龙门山，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位气宇轩昂的长者，似乎要向我们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