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492：全球化的开始

每隔四年几乎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会同时关注同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这简直就像是国际政治风云中的厄尔尼诺现象，有规律地席卷全球，为什么？这难道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吗？从表面上来看，那仅仅是美国的政治。但对一个处于现代网络社会中、利益遍布全球的强大帝国来说，美国的上帝、爱情以及国家政治都是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美国可以说是如今世界新风暴的形成核心。

这就是现代全球化。

全球化源于何时？这实际上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如果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来看，1492年应该可以看作是近现代全方位交流意义的全球化的开始，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人类中的一小部分人真正开始全面认识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很明显，我指的他们是偏居欧亚大陆一角的欧洲航海家们。尽管他们只是当时人类社会中的很小部分，但最重要的是让世界的全部人类文明由此直接联系到了一起——如果说亚洲和欧洲及北非的文明一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话，那美洲大陆的几个文明中心则像是海外孤岛上的文明，一直没有参与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来。更不幸的是，美洲的文明显然发展得过于缓慢了，以至于在欧洲人到来不久就黯然失色了。虽然玛雅文明的失落与欧洲无关，因为它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神秘失落了，但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消亡则是西班牙人到来之后开始的，它的形成用了数千年的时间，但它的消亡过程却不过二三百年。

可以说，欧洲人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全世界的利益便都裸露在贪婪者的眼前了，而从全世界掠夺来的巨大利益又促进了欧洲前进的速度。当欧洲成为世界的强者后，欧洲的发展目标也就变成了：构筑一个利益永远流向欧洲的网。当全球化来临后，既然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张网，那为什么不做编织这张网的人呢？所谓的全球化，就是由分散的主体逐渐形成以利益流动、人口流动、知识流动和拥有共同规则为特征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在历史中，个人构成了民族这个社会化组织，而民族又构成了国家来对抗国家间竞争，而国家在全球化中为了竞争而促进的流动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由民族性世界向社会性世界的过渡。眼前的世界更像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国家间的边界更像省级边界。那时欧洲是世界的首都，今天，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首都，而全世界就是美国努力要统一的疆域。这就如同中国历史上四分五裂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强者希望统一中国，将整个中国置于一个中央集权之下一样。

全世界将共同构筑一个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现实的世界中，国家间的边界远不是人们通常想像中的那样坚固和不可逾越，正相反，有一句话说得非常辩证——“边界就是用来被跨越的”。在政治家眼中，边界只是一种临时约定的约束手段而已，一旦实力达到足于破坏平衡的时候，随时可以重新划定边界或者干脆抹掉边界。

边界，自古以来设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利益流失，而从来不是为了阻止利益回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早在1492年就开始形成了，而在今天实际操纵这个世界的是几个强有力的组织，如西方八国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佩克等。也就是这几个组织操纵着政治、经济、金融及能源等关键社会领域。而美国的优势就是控制着这个世界社会的绝大多数关键领域和游戏规则的制定。美国控制了除了石油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美国也主导着世界上大多数、具有决定意义、制定各种规则的国际组织，因而，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美国主导的社会。

如果可以把1492年看作全球化的开始，那么大致可以看出全球化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开创了现代全球化；然后是大英帝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向全球殖民，这一阶段大致是以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是美国和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面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主导全球化大趋势的两大核心；第四阶段是从海湾战争开始，前苏联解体，美国开始独自引领全球化潮流，即开始努力构建一个美国模式的全球社会。

一句话，美国的实力决定了美国可以采取对他人抗议置若罔闻的单边主义，美国的利益决定了世界上的众多反对者注定拥有不幸的命运，如伊拉克前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其实都共同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如何在美国决定的政治风云中航行，二是如何向本国的民众交代。

政治家的这种选择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与国家不是一个非彼即此、不可兼容的矛盾，而却是一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状态。我们知道财富永远是流动的，所以各国的财政部长既是国家的财政负责人，也是世界财富管理的分担者。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97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从东南亚一直扫荡到俄罗斯，甚至一直延续到巴西、墨西哥，一个地方的金融危机就如同在此地形成的龙卷风，边界在它面前只是一道毫无作用的篱笆而已。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认为，将来会出现一种将美国包括在内的“新网络形态”，而且也把它称为“帝国”。但我不能苟同该书作者的观点之一是网络应该是有核心的，而不是书中认为的现在新网络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网络。

在全球化中，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人，那就是跨国公司。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私自利、眼中只有利润而没有社会道德观的奸商，但毫无疑问，你却无法指责它。实际上，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发动机，人们为逐利而来，走出家门不就是为了淘金吗？企业利润就是它追求的第一目标，对它而言，边界只是使一些工作变得更复杂而已，比如一些手续性的工作。所谓的“爱国主义”也不过是一种情绪罢了。这也证明在影响世界最为根本的财富流动很难真正受到政治的干涉，这就造成两个相关而且颇为矛盾的问题：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国家利益，孰是孰非？

也许，历时500年的全球化过程已经让国际社会达成这样两个共识，那就是：跨国资本不可约束，只能吸引；国家利益只能壮大不能萎缩。结果，就有了商人与政治家的谈判结果：

——重新认识全球化中的国家概念；

——放弃一些传统的国家利益规则，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相冲突；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创建魅力性国家环境，主要是思想与法制更适于创造者；

——国家的原则应该是吸引，而不是用威胁来重新控制财富、知识的聚集；

——国家依然拥有运用武力的权力，并且政府必须拥有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后手段——战争，从而可以拥有最强大的军备。

不管这是否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但世界正在向一个统一的社会转变——这确实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现实。世界上再也没有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了，领略到全球化苦涩魅力的国家才能品尝到全球化带来的无穷利益——全球化的利益并非已经被殖民者瓜分殆尽，因为这个世界永远有巨大的需求。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跨国企业的独立经营活动现在不再是建立在殖民行动的基础之上了。自1492年以来，全球化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由野蛮掠夺到文明交易的过程，现代社会的人们大多数时候已经学会了在谈判桌前制定交易规则而不是像海盗一样用武力解决一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在全球化中被削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然，欧洲作为全球化的开拓者自然抢劫了亚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土财主，但这是全球化早期的现象。而在全球化发展到成熟期后，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被迫改变了，在发达国家也同样改变了。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全球化之前，日本不过是东方的一个偏远岛国，但在经历了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迅速成长为一个财富大国。由此它否定了只有欧洲才是受益者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起源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在这之后，欧洲的神权国家开始让位于王权国家，国家至上也就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最高利益。但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林立，而世界又日益一体化，显然需要国家概念中社会性的意义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加重，在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建立起来之前，民族国家的传统意义显然还是国民效忠的主题。联合国现在的地位只能是世界各个诸侯一个讨价还价的地方，还远远不是一个世界的中央政府。

国家利益的概念可能要做一些修正，但只要诸侯争霸的局面没有根本变化，国家利益的实质就没有多少改变。领土、人口、语言、民族、宗教等国家因素还是非常现实，直到财富、知识、人才等流动性的元素潜移默化地或革命性地改变这些文明表层为止。如在跨国公司眼里，国家利益毫无疑义，甚至有时显得十分讨厌，跨国公司注重的只是哪里的成本更低，哪里的利润更丰厚，即所谓的商人独立原则。美国作为世界革新的领导者，其经济开始表现为信息经济，而在中国，显然还只能承担工业经济的角色，中间的主要媒介和活动者就是跨国公司。

在冷战期间，整个世界经济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而冷战结束后，世界也许还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这是一种以一系列的科技发展为基础而迅速展开的庞大经济模式，它的来势和速度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变革所不能及的。即以互联网和信息瞬间传递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模式，财富已经由以往的争夺黄金、矿藏、石油等变成争夺条形码、基因序列和空间卫星等为主；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无论世界各地怎样互相炫耀各自拥有多少专利、条形码，但世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富裕的人们每天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需要电视、冰箱、汽车等生活设施，中国则占领着这一市场，自然，现在生产汽车已经不像19世纪那样利润丰厚，但总得有人生产，市场仍然庞大。美国聚集了资本和知识，中国聚集了工厂和廉价劳动力，二者虽然对比鲜明，却是共同支撑了这个世界，世界缺了谁都不行，台湾的一场地震就曾导致全世界市场内黄金的价格波动，美国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不知导致世界多少人一夜倾家荡产。中国庞大的世界工厂使数以亿计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得到生存，富有的美国政府却靠经常向中国借钱维持生计（中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着——台上互相吹捧、台下拳打脚踢，面对面文质彬彬地交易，转过身去互相借钱买武器。

这就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一切。对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利来与利往，也就是说你不再仅仅是和邻居做交易，你的交易伙伴可以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当然，有利益交易就有利益矛盾，逻辑推理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继续玩过去的政治与金钱游戏。

我们知道，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全球化多多少少对这一条约的实质和精神提出了挑战。现在，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全球化中，主权国家的概念和实质到底是秉承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的一贯原则还是另赋新词，无论对非洲草原上的原始部落还是日本的精英人士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无论美国怎样解释，都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

如果说民族主权国家的出现是由于民族部落的国家化，那么现代的国家全球化则是一场主权国家社会化的革命。

现代国家概念是一种民族国家概念，其源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来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们不断对其条文进行解释，终于把国家从教皇那里解放出来，不再被任何一个神灵或是权威所支配。1648年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是王权取代神权主掌欧洲政治的标志，而国家的组成历来以民族为主体，自然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也就是“主权国家”。

全球化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包含的是整体，不会允许有遗漏。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主权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神圣的概念，之所以说它是名义上的，是因为在那时国家概念就已经贬值了，两大阵营的全面分裂实际上已经将许多国家的政治、防卫和经济权利交给一个共同的联盟领袖了。国家的主权实则是学者们所言的“实效主权”，自然，这也是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逼迫的。而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主权的“革命”更加显而易见，美国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将领导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即对国家主权的重新修订，因为这种主权已经变成美国利益全球化的障碍。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至今已经350年了，这期间它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基本没有改变，也许只在细小的方面做过一些调整。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这350年中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那种民族国家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的基本国际社会状况没有改变，也就是国际社会的霍布斯无政府状况没有变化。这种状态直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看起来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即美国梦想打破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政府的状态中。美国在1999年6月10日安理会上对科索沃民族国家重新进行解释的这一行为实际就是一次试探，即希望修改民族国家不可侵犯这一原则，以便为美国将来征服世界的行为提供法理依据。对科索沃的民族国家重新解释这显然是因为科索沃战争后，美国需要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否则美国将无法突破国际社会关于民族国家不可侵犯的法理限制。

其实所谓的神圣国家主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神圣不可侵犯过，每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的领袖们总会做出某种让步以尽量保全国家实质利益，有时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妥协。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或可耻的，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场草原上的角逐。

当需要以联盟的手段保护彼此的时候，国家主权就必须将所有成员国的主权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这如同一个新的提洛同盟。因为全球化实际上相当于强大的波斯军队冲到每一个国家面前，他们必须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对抗这种强大的冲击。与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不同的是，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仅是波斯军队中的一员，同时也是雅典或是斯巴达中的一员。

各国的这种相依为命是迫不得已的，国家间经济的紧密联系迫使国家不得不降低民族边界和主权的神圣感，降低彼此间的边界门槛。如不久前非洲联盟的建立中，30多个国家领导人达成共识，彼此认可了一项权力，即可以以非洲联盟的名义进行越境干涉，防止非洲大陆间此起彼伏的战争、种族屠杀、各种政变、资源非法开采等；东南亚联盟则彼此间存在有计划地开放市场，并拥有定期协商的制度；当然，具有世界最高成就的地区合作典范就是欧盟，他们甚至已经达到制定共同宪法的水平，并且拥有欧洲议会这种常设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