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性子急，工作雷厉风行。”支部书记马彦喜对我说，“担子都压在他肩上，钱是问他要，工作中出了事是找他。老张不容易哪，高血压，高压180，低压120，一直吃药。他老婆低血压，低压只有45。两个孩子，老大进高考补习班，老二顽皮，一次跌到灰坑里，跌坏了腿。老婆照顾不了他们。老婆总是头晕，走路摇摇晃晃。一次她正在输液，老张急着上引黄工地，掏出100元钱给了大夫就走；大夫追上去说：‘你这样的人还配做丈夫？’……”
那天和马彦喜谈到日落西山，归途上碰见几个上夜班的工人。我说，上夜班比白班辛苦吧？他们都“嘻嘻”笑了，好像“辛苦”这词儿挺新鲜。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人说：“我们在这儿干活，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冬天和夏天一个样，节假日和平时一个样。”接着几个人齐声说：“有老婆和没老婆一个样！”他们说完便嘻嘻哈哈走了。
几年干下来了，马万水工程队承包引黄的活儿都是“全优”！
……
咬着牙“铆山”
“三国演艺”给引黄工程管理者最大的启发，就是决不能保护落后，谁也不能照顾，不能通融，谁能把工程搞好我请谁；走门子拉关系送礼送人情，对不起，这一套在引黄工程上不沾；不通过招标，谁也进不来，天王老子写条子打电话也不行。
奠基之后，有140多个施工单位争相投标，其中国家一、二级企业就有80多家。经过严格的审查、筛选、比较，第一批36家施工队伍被通知参加竞标，有23家中标。总干10个隧洞和大梁水库等已全面铺开施工。
“三国演艺”的调查中还提到中国人面临的“素质挑战”。说日本熊谷组海外工事总长大冢本夫承包“引大”工程功劳不小，但到1989年日元升值，工程量增大，造成公司承包亏损。按常理，大冢本夫没有多少个人责任。但他惴惴不安，被迫辞职，不久饮恨身亡。成了“哀兵”的熊谷组人员，面对重重困难，提出“一干到底，决不放弃”，他们改进工作，精打细算，终于扭亏为盈，按期完成任务。
调查材料上还提到洋人的敬业精神和科学精神。比如计算洞子的工程量时，中国人习惯将圆周率值取到小数点后2位，即3.14，而意大利人都要取到小数点后10位，即3.1415926535……
他们说，一丝不差就是现代企业精神。
在引黄工地上，这种精神不仅在提倡，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钱正英不止一次说，引黄工程因为地理和地质条件的复杂，工程的浩大，质量要求之高，不仅在国内，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所以，“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这个工程是难以完成的。郭裕怀说引黄是个大熔炉，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从中受到熔炼。通过施工实践，人们的整体素质都在提高。
但中国人的某些素质和精神，洋人都未必普遍具有。譬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出奇制胜拿出绝招来战胜困难；譬如在任何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仍然勇往直前，所表现出的能吃大苦能耐大劳的精神。
铁十二局三处承包的9号洞，因五寨县发生5.7级地震，洞子塌了；洞子离地表40多米，一塌就成了大坑。祸不单行，没几天10号洞离洞口110米处又塌了，出现了一塌到底的通天大塌方。
有人计算，要制服塌方，恢复正常施工程序，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对面就是意大利CMC施工的8号洞子，他们使用着最先进的开掘设备，日成洞好几十米！
没有笑容，所有人脸上都是阴天，只要刮一阵风就要下雨。
如果按常规在隧洞内清理这种通天大塌方，很可能一边清理一边还要滑塌，这么干，谁也不能保证一年后就能恢复正常施工，何况工程不允许停顿一年。
项目经理潘秀岩和他们的一班人，在洞口蹲了一天又一天，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抢险方案，最后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案：把钢管打进塌土，把水玻璃和水泥从钢管压进土层，将陷落的松散的泥土凝结在一起，这样就把山体牢牢地铆住！
潘秀岩把这叫“铆山”！
于是昼夜突击。困了倒下睡，醒了起来干，用92天时间，就过了塌方地段。
潘秀岩日夜不离工地，坐镇指挥。他躺倒了，医生只能到“铆山”现场给他输液。
塌方损失了150万，上面只追加30万，其余要自己消化。
买配件没有钱了，首先停发经理和书记的工资，接下来停发总工和科长的工资，再停发正式职工的工资，最后才停发农民合同工的工资；补发工资的时候，那就倒着来了，从农民合同工补起，最后才补给经理书记。
硬是咬着牙挺过来的。年逾花甲的潘秀岩开玩笑说：“伙计们，我的牙不顶了，只能吃豆腐了。”人们问他，好好一口牙怎么就不顶了？他说：“那些天，我把一口牙都咬碎了！”
不仅咬紧牙关，还要勒紧裤带，喝凉水，啃干馒头。对面意大利人干完活回营地喝咖啡，喝威士忌，喝人头马，听音乐，打台球，电热器使屋子里凉暖适中。
中国人不眼气他们，还笑着说：“在老外眼皮子底下干活，没落下笑柄。”
这就是中国人的干法。
“请大家控制一下！”
1995年12月14日，引黄枢纽工地上举行万家寨黄河截流成功庆典。晋蒙两省区的领导，水利部领导都来了。
黄河被大坝的坝基截住了，滔滔黄水顺着护堰从坝基上的几个出水口一泻而下。
庆典就在枢纽工程管理局旁边的一块平地上举行。平地很小，只能放个主席台，台后就是黄河；建设枢纽工程的上千名职工，只能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站着。
黄河边上的风真厉害。天气太冷了，主席台上的人大都穿着棉大衣。枢纽的建设者好像习惯这种寒冷，在寒风中没有一个缩头缩脑，缩手缩脚，他们把锣鼓敲得山摇地动，数十条几米长的鞭炮，同时炸响在黄河上空。锣鼓声鞭炮声使在场的人热血沸腾。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锣鼓声、鞭炮声还是停不下来。
主持人对着话筒高喊：“请大家控制一下！请大家控制一下！”
胡富国对主持人说：“锣鼓鞭炮是表达大家的心情哩，让他们再敲一会儿吧！
胡富国后来在讲话中说：“你们吃这么大的苦，在枢纽上干得这么好，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
胡富国的感谢是出自内心的。枢纽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建筑高90米、长436米的拦河大坝，和108万千瓦的水力发电站。高峰期有5000多人在此施工，由直属水利部的万家寨枢纽工程管理局负责。管理局五个领导，局长周玉文是山东人，其余两个是江苏人、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河南人，五个头头五个单身。
截流前，周玉文患重感冒高烧不退，只能到太原住院。
郭裕怀给他打电话，说截流必须由他坐镇现场，大家才能放心。
周玉文一听就在电话里叫唤起来：“好好好，我今天就回万家寨，就是死也要死在工地上。”
郭裕怀说：“伙计，要好好活哩，枢纽这龙头，靠你才能把它舞起来。我派医生护士跟你回去怎么样？”
周玉文说：“不要不要，我这就去办出院手续。你去不去？”
“还用说吗，咱们工地上见。”
几天以后，郭裕怀和郑友三赶到万家寨，想把施工队伍集中起来，给大家鼓鼓劲。但见黄河两岸，排着两条大吨位的汽车长龙，一辆辆首尾相接，每辆车拉一个10吨重的水泥墩子。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周玉文和他的助手就在现场指挥。郭裕怀问他身体怎么样。周玉文说，到了这把年纪，身体上的零件这里那里出点毛病不足为怪，回工地比住医院可能对恢复健康有利。郭裕怀又问截流还有什么问题。周玉文说，截流倒没有什么问题，个人有点问题你也未必能够解决。说着，低声附耳对郭裕怀说：“平时顾不上想老伴，生病住了院才想老伴哩！”
截流比原定日期提前了5天，周玉文一声令下，从黄河两岸坝基上对开来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把水泥墩子倒到河里。截流一次成功！
我去枢纽工地找周玉文，周玉文去北京了。
党委副书记老赵对我说：“我们干水利的，没有一个永久性基地，哪有在大城市里修水电的？我们干活都在荒山野沟、人迹罕见的地方，所以水电职工是成年累月钻山沟。我们的职业要求职工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为啥这样说？水电职工都是一家分几处，孩子不在身边，受不到爹妈的关心教育；上学了，回家没人辅导，考不上学校，参加工作，只能还去干爹妈干的事，仍是终生钻山沟，所以叫献了终生献子孙。一处干成了，能发电了，能引水了，有了效益又交给别人，自己再到另一个地方去受苦，去创业。水电职工一辈子都在创业。创业总是艰苦的，总是从无到有，没听说轻松能创业。可光荣也就在这里，自豪也就在这里。有人说，今天光荣能卖多少钱一斤？水电职工不这样看，水电职工看重光荣，认为光荣里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当今，社会上许多人已不要什么光荣，已经忘了“光荣”这两个字的时候，老赵话里的光荣感使我感动。老赵说：“比如有这么个人，叫赖纯久，是我们工程处的主任工程师，51岁了，是个女的。在尼泊尔搞援外工程很有成绩，原说让她继续外出，享受专家待遇；她却说尼泊尔让别人去吧，我要去万家寨。她一家分在四处：老人和一个孩子在西安，另一个孩子在北京，爱人在汉中安康。她是最早来万家寨的，在老乡家租了孔窑洞住下。赖纯久负责供电，首先要查看线路，每天带着干粮水壶上山下沟，经常坐小船过黄河。小船在浪里出没，她不怕，说搞水利的还能怕水？后来又搞架线，领着施工队伍成天上山下沟。11万的变电站和线路起来了，又忙工地的电网布置，忙生活用电和施工用电，后来又搞微波通讯。一天她在办公室门口摔倒了，才知道她有冠心病，还是肾衰竭。那一阵正忙水电设备采购招标，她晚上打吊针，白天参加招标咨询。有人劝她：‘赖工，你就不要赖在工地上了，去太原住院吧。’她总是笑笑，慢声细语说：‘要去的，再等等。’又催她，她又笑笑说，快了，再等等。再催，还是说再等等。我去劝她，她说：‘这可能是我干的最后一个大工程了，山西老百姓那么需要水，现在去住院，我躺不住。我知道老赵你能理解我。等我手里的活完了再说，好吗？’她手里的活什么时候能完呢？……”
赖纯久后来还是被“逼”着去太原住院了。老赵写了个地址给我，我回太原后忙忙乱乱，却没顾上去医院看她。
我来到水电四局。
四局的党委书记张殿华给我讲了几个小故事。
工期短，条件差，任务重，老局长王德干着急加上熬夜，火气上攻，眼珠网上血丝，小便赤黄。机械大队的大队长杨金华来找他，说：“局长，给咱点体贴关怀行不行？太累了，上火上得牙掉了，你看我上牙只剩下不多几颗啦，总得吃饭吧！局长大人准我几天假，我得装牙去。”王德干说：“光你上火别人就不上火？河槽里风大，给你下下火不正好？告诉你，眼下你不能走，就是只能喝汤也得干。”当时一期围堰施工正紧张，机械大队任务繁重，杨金华又是老局长的得力干将。
王德干是教授级高工，1958年从三门峡干到龙羊峡，大半辈子就是跟着施工队伍走。家在镇江，妻子打电话叫他退下来回家去，或者退下来搞搞监理什么的，收入比当局长还高。王德干说她是“妇人之见”。没办法，妻子提前退休，带了小孙子赶来万家寨侍候他。他得意地对妻子说：“你知道吗，我老王可是个福将，我干水利，打一仗胜一仗，不拿下万家寨枢纽工程，能回家抱孙子？现在你把孙子带来了，很好；我又干活又抱孙子，日子过得越发有滋味了。”
在万家寨，不能在女工中提起家庭和孩子，提起这些她们就会泣不成声。
爆破工地上有个女炮工班。她们每天要用肩膀把4吨炸药扛到峭壁的作业面上，往炮眼里装填好炸药后，还要把炮点着，再从软梯下去。毕竟是女人，开始点炮时有点害怕，一害怕就点不着。师傅叫她们不要害怕，从点炮到引爆，有6分钟哩。后来胆子大了，一点就着了。那时她们的营地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工地在河对面的万家寨，每天上班要经铁索桥，从内蒙古走到山西，下班从山西走到内蒙古，上夜班也是这样。铁索桥悬在黄河上空100多米高处，走起来摇摇晃晃。铁索桥上的风特大。
女炮工说，生活再苦，工作再累，都能习惯，都能适应，就是想孩子，想老人，时间越长想得越厉害。
孙梅花是从龙羊峡来的。
要来万家寨了，生下来一直没离身的孩子放哪儿？放在婆婆家吧，婆婆还在住医院；放在娘家吧，娘已去世，只有老父亲一人苦度晚年。最后还是放在婆婆家，由公公照看。离别时孩子扯着她的褂子就是不放。孙梅花在龙羊峡干钻工，来后就进了炮班，背炮、填炮、点炮，每天在悬崖上爬上爬下，这些都能忍受，都能习惯，就是每天想孩子，一想就掉泪。走时才两岁半啊！1995年春节前回去了，坐私人小面包，60公里到内蒙古薛家湾，再坐长途车118公里到呼和浩特，换乘火车到兰州，再坐2小时汽车到刘家峡【公公家在刘家峡】。孩子不认她是妈，只叫她阿姨；上街只跟爷爷奶奶，不跟“阿姨”，一星期以后才认她作妈。母女有感情了，她却要走了。原说早上7点走，孩子不让；到10点该走了，还是不让；到下午l点，爷爷说抱她上街买气球，她才脱身去赶汽车。
炮班5个姐妹的孩子都不在身边，说起孩子就抱在一起流泪。上工路上还在流泪，一到工地，抹去眼泪就背起25公斤的炮箱，攀着软梯上悬崖。有时还互相开玩笑：“别哭了，天上要下雨了，还怕水少啊！”
没听说“女人有泪不轻弹”，哭是女人的天性。她们又去点炮了，熟稔而又轻松地点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山体像被抽了筋骨，塌了下来；烟雾还没散尽，她们又钻了进去，看看有没有哑炮，检查光面爆破的半孔率是多少。直到一个班结束，她们互相拍打着身上的灰土，归途上又开始了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孩子。
不爱孩子的人能爱万家寨吗？看看这些女人的手吧，掌心又红又粗糙，长满茧子，这是每天摆弄炸药、每天攀援几十米软梯上上下下的结果。
这就是万家寨引黄枢纽工程的建设者！他们把自己的汗水、心血和泪水与钢筋混凝土一起浇筑拦河大坝，在截流成功的庆典会上，要他们“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那是容易的吗？
农民懂得大账小账如何算
默默地支持着引黄工程的，还有被征地拆迁的农民。
光在偏关一县，工程就占地9586亩，拆迁地面附着物7400多处，砍伐树木5.9万株。
我到上阳坡村去看村民韩致祥。
韩致祥的三孔窑洞紧靠平鲁到万家寨的公路线，他必须把窑洞让出。
韩致祥就在这窑洞里出生，又在这里娶的媳妇，两个孩子也生在这窑洞里。
韩致祥70多岁的老娘说，祖上留下这点基业，能不搬吗？
韩致祥发了愁，拆旧窑洞容易，盖新的窑洞就难了。他背不动石头，也上不了架子。他是个残疾人。
韩致祥年幼时得了小儿麻痹。49岁的人，个子只顶个10岁左右的孩子；论身长他并不矮，是直不起腰来，走路两条腿在地上打旋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