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是黄河入海前走过的最后一片陆地。大河在中、上游行走，多借深壑涧沟地势落差，到了入海口，地势落差渐小，加上海水的推托，大河携带的泥沙必然卸于口门。河口通畅，泥沙利于下泄，上游自然不可能决溢。但河口如何才能保持通畅呢？保持通畅与卸载泥沙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泥沙堆积得多了，水流自然不通畅，不通畅达到一定程度，大河就会自行改道，选择一条更适合入海的流路。几千年来，黄河在入海口就是这样在自我选择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滚滚向前。关于治河，历史上大都限于三角洲顶点【即扇形三角洲的“扇柄”】利津宁海以上的河段。黄河在宁海以下，北起套尔河口，南至淄脉沟口的扇状平原上，基本处于自由摆动状态。由于开垦的需要，又因为建国后河口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原黄河自由摆动的顶点已经大大影响经济和建设的步伐。黄河摆动顶点下移，已经势在必行。近年来，在人力的干预下，黄河摆动顶点已经移至垦利渔洼附近。顶点与入海口的距离缩短了，黄河决溢后受灾的面积减少了，但给决口处造成灾害的强烈程度却会更大。因此，治河再也不只是顶点以上的事了。
说到治河，我们首先会想到大禹。大禹治河的故事口口相传了几千年，其治河的真实性却让后人疑虑丛生，但大禹治水的故事却留下了一条具体而切实的治河方略：“疏川导滞”。这个让历代治河者推崇的原则，是大禹在总结其父鲧“围堵障水”失败后创造的。后人王景、贾鲁等人都有借鉴。潘季驯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更是发展了大禹的治河思想。1855年后的20多年里，黄河口多用民埝御水，民埝低矮短小，决溢之事年年发生。
早期的河口基本没有得到治理，大势要看黄河的脸色，在小处做些修补，有时连修补也懒得做。这种情况源于河口的现状：河口当时到处是荒滩，无人开垦，无人耕种，个别赶河人用不着别人操心安危，他们非常熟悉河性，知道何时可进，何时该撤，他们像鱼一样在黄河的怀抱里穿梭。随着海岸线的东去，陆地呈现了越来越迷人的前景，65％的植被很容易吸引人的目光，即使官方不倡导，来自民间的热情也会让这块处女地热得发烫。人们进入河口的步伐超过了大河的预期，她还没做好迎接的准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就已经在她的身边安家了。这些比大河还性急的人，还没挖好居住的屋子，就把犁铧插进了大河的腹地。也许大河的愿望不仅是造地，它还要造林这或许是她对黄土高原的深深的记忆，是心中的渴望。现在，大片大片的树木都被砍倒了，大河的杰作被剪得七零八落，刚刚孕育的土地被开膛破肚。这让母亲河无比哀伤。
她又一次愤怒地决口了。
1947年堵复花园口，黄河重回山东故道。黄河到入海口后竟分汊进入甜水沟、神仙沟、宋春荣沟。后来宋春荣沟几乎不过水，河水全部由甜水沟和神仙沟入海。两条入海河道在一个叫“小口子”的地方慢慢靠近，最近处不足百米，且两河有一定的水位落差。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果挖一条引河，将甜水沟的水引入神仙沟，分隔大、小“孤岛”的甜水沟将干涸，而两岛自然就会连为一体，这对防洪和生产都带来极大便利。河口人迅速出手，将两河相连，实现了第一次人为改道。人为改道后，神仙沟不负众望，河道的冲刷力度加强，一时间，河口的防洪松了一口气。
人为改道没能给入海口带来长久太平，几年后，河水冲刷河道能力逐渐消失，河道抬升，入海口淤塞越来越重，由此使入海口以上的一些小汊河沟也有了严重的淤积，“罗家屋子”以下的小汊河又生新汊，主流从新汊河入海，水位自然上升，这年冬天，无法避免的凌汛暴发了，人们只好在“罗家屋子”破堤分洪，此后，黄河改由刁口河入海。
刁口河道又能维持多久呢？刁口河之后，大河将选择哪条河入海？这是河口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小口子”改道的事实摆在面前，经验和教训同样不容忽视，河口人要好好总结一下了。他们看到了自己治河的力量，但拿这力量跟大河比仍然显得微不足道。大河只要打一声喷嚏，人们就得心惊肉跳。只有让大河安稳了，大家的日子才能好过。
改道刁口河不是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它是匆忙中做出的选择。很久以前，刁口河曾是大河的一条流路，行河几年后被大河放弃了。现在看来这条河道仍然不理想。“罗家屋子”以下地形开阔，地势较高，植被茂密，水流散漫；再往前，又有一处胶泥土层高坎，难以冲刷下切河道，由此使入海口门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河槽，泥沙极易堆积。没过几年，此河道就开始出汊摆动，河道两边、河心等地形成了不少小高地，河床高于地面一两米，小水几乎无法通过。河口泥沙淤积，水位自然上升，河口水位上升不仅影响入海口，其能量可以涉及百公里外的利津河段，更别说近处的油田了。大河不满意这条河道了，河口人更不满意这条河道。
能否找到人河都能接受的河道？大河在反复改道九次之后，最终与人们达成了妥协，由清水沟入海。
从截流处到入海口，清水沟有27公里。要想让大河安全通过这27公里水路并不难，难的是让她持久地由此通行。时下河堤不够高大，堤防显然不符合过洪标准，必须重修或加固堤坝，保证百年不遇的洪峰流量可以通过。为此，河口人计划着清水沟改道的流程：先开挖引河，再修防洪堤。
这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需要修建的堤坝几十公里，开挖的土方多得吓人，仅大河截流所需软料和石料就几万立方米。不仅如此，还要清理清水沟十几公里的原始柳林。这可是费时费力的工作，原始柳林虽然不高，但枝蔓发达，这自然会影响洪流入海。一般树木砍伐即可，但这里的柳树却不吃这一套。砍了头还有尾，除了尾还有根，只要有机会，柳芽就会从砍过的树桩上生出来。对植物怀有深厚情感的河口人，不得不痛下狠手，把柳林斩尽杀绝。他们用剥皮、掩埋、焚烧等手段，让河道的柳林彻底绝迹。
1969年春，人们正兴冲冲地准备大河截流，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清水沟附近发现高质量油田，截流工程只好拖下来。七八年后，终于在“罗家屋子”实施截流并获得成功，滔滔黄河水终于流进了清水沟。流进清水沟的河水当然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澈，几年来依然泥沙参半，浊浪滚滚。
了解黄河尾闾自然摆动规律的人都清楚，清水沟流路也不会行河太久，而清水沟之后必然向北寻找入海出口。但稳定的清水沟流路，已经让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许多设计和规划都基于这条稳定了33年的河道而展开。尤其是胜利油田的存在，更不允许黄河北迁。为使清水沟流路长期稳定，必须重视对流路行水以来的现状研究。
研究发现，有三个因素决定黄河入海口的形势：一是水，一是沙，一是海。历史上早就有“大水出好河”的说法，这就是说，大水可以冲刷出一个好的河道，好的河道自然有较深的河槽。“大水”的愿望不易实现，但每年黄河口总有一个或几个时段有大水流过，它可以使河道下切，同时将淤积在河道的泥沙带走。这就要求把大小水分流，“小水”另选入海路线。分流之后，还需要观察入海口海域的泥沙堆积情况，如果泥沙不能及时在入海口海域散开，就要采取人工挖沙疏散的办法，使入海口保持相对低位的状态。这样有可能保持入海口有足够的泄洪排沙能力，达到稳定清水沟流路的目的。在随后的几年里，河务部门与东营市针对清水沟流路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采取挖沙清淤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使这条入海流路保持至今。
清水沟行河已经33年，与改道之初相比，河口地区已经有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一座石油城东营在这里诞生，它不但要牢牢地占住这块风水宝地，还将成为东方最后一个大河三角洲的后起之秀。
险工
“险工”，不是危险的工种，也不是危险的工人。“险工”是黄河独有的一种防护工程。我们在宽阔的河道里，在溜直的大堤上找不到“险工”，“险工”大都建于大河拐弯处，建在狭窄的河道上。
在黄河下游筑堤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险工”紧随其后，同样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入海口的“险工”历史则短得多，它是1855年后陆续修建的。
“险工”之所以叫“险工”，就是因为工程建在危险的事故多发之地。事实上，多处“险工”都发生过大事故。可以历数黄河在下游入海口的每次决口，那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仅1855年至1938年，入海口就有34个年份决溢，每个决溢年份少则一两次，多则五六次，甚至十几次。一次大的决溢，往往会有多个决口点，决口给海口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想而知。修建“险工”，已成必然。
几乎每段“险工”上都有悲惨的故事。“险工”凝聚着河口人的血和泪。“险工”这个词在黄河人那里从不敢轻易提起，这个词就是河口人伤口上结的痂，讲一遍伤口都会疼。但你要想知道“险工”，他们首先就会给你讲起王庄“险工”。
王庄“险工”号称“黄河下游第一险”，它处于黄河拐弯处，大河在这里几乎拐了个直角弯。长长的王庄“险工”，从远处看并无多少异常，走近了才看见那些依次镶嵌在大堤上的石垛、石坝。石垛、石坝的形状各异，有雁翅形，有鱼鳞形，有磨盘形，也有月牙形。洪流来袭时，伸向河心的石垛就像一扇扇门板，又像一只只巨型船桨，把冲向大堤的水顺势拨入河心，这既减少了河水冲刷弯坝，又增加了河心的流速，对河道下切极有好处。不过，大水并不情愿被石垛摆布，总想挣脱石垛的巨手，拼命扑向河堤，这就有了石垛前后的窝形环道，它把从石垛上分流过来的水再次减速。减速的水流对大堤就没什么损害了。遇大水，峰头就会没命地冲撞“险工”，石垛和石坝便把洪流揽在怀里，像一个母亲安抚孩子一样，让暴怒的水头尽量折回河心。站在大堤上，我们看到大水冲撞石垛后产生的漩涡，感到脚下的大堤似乎在颤抖。经过石垛、石坝安抚的大河，似乎仍不安稳，她的怒吼只是变成了隆隆不息的呻吟。
黄河遇到上游温暖下游寒冷的天气时，凌汛就必然在下游入海口的窄河里暴发。如果早一点重视“险工”的修建，如果王庄“险工”初建时不用秸埽而改为石坝，也许它会躲过1947年的那次决口。但决口还是发生了，王庄“险工”被洪水冲开百米长的口子，黄河水立刻淹没了附近的田野和村庄。政府忙于战争顾不上黄河的事，此次决溢四五个月后，才草草把豁口堵复。
王庄“险工”令人头痛，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来得及想出整治对策，它就在1951年又一次决口了。这次灾害是凌汛决口，锋利的坚冰刺进了沿河的土地和房屋，其伤害程度一点不比洪水轻。
一个月后，王庄凌汛决口堵复工程开始动工。按计划，需要在口门前先行修筑透水坝，以减缓流势。但透水坝深埋沙底，民工需要下到初春刺骨的冰水里。为了让堵口顺利合龙，民工们没有一个退缩，纷纷下水作业。一个月后，堵口工程一次合龙成功。
王庄凌决似乎给河人一个警告，而这警告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4年后，更大的灾难又一次上演。不过，这次黄河把凌决点移到王庄以上的五庄“险工”。
在现代黄河三角洲上，从麻湾“险工”至王庄“险工”30公里的河道，是黄河下游有名的“窄胡同”，最窄处还不到一华里，而且河道曲折多弯，一旦凌冰被卡，阻塞河道，凌决即发，这是此段河道“险工”较多的原因。五庄“险工”距离王庄“险工”25公里，1955年的这次决口，说来奇怪，冰凌首先在王庄“险工”卡阻，大家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王庄“险工”，这里出险可不是头一回。冰阻一天后，王庄“险工”没出什么意外，而在其上段的五庄“险工”却因河道水位升高决了口。
说起五庄“险工”，就不得不提1921年的那次决口。当时负责堵复工程的是一家美国公司，他们对黄河的性情了解甚少，也没对决口处进行细致研究，只按常规将乱石抛进大堤垫底，再在上面砌一道石墙。石墙外表光滑，看上去像一座桥，当地人称它为“洋桥”。“洋桥”多半砌在水中，并无水泥勾缝，石缝自然成了隐患。时间久了，水从石头间的空隙中透出来，洇入土坝，一旦水位升高，水压增大，透水处就会扩为洞口，洞口开到坝外就是决口了。这次决口就是从“洋桥”透水开始，最终形成漏洞，发展成决口。决口当天，抢险人员把土坯装在小船上，再将小船沉入洞口，但瞬间就被洪水吸走，后用大船装土、秸料填堵，也没能在水中停留。午夜，大坝漏洞终于演变成大决口。此时的任何堵截都无济于事，抢险人员只好把目标转向村庄。五庄“险工”多处决口，洪流在几里外汇合，正好将五庄、四图、张潘马三村圈起来，使三个村庄成了水中孤岛。抢险指挥部迅速做出决定：派党员干部进村，组织群众堵住街口，防止水流进村，同时赶扎木筏，应对不测；注意北刘家夹河虹吸干渠防守，防止河水向东进犯；加固利津城护城堤，确保县城安全；调船只，抢救被困群众。
此次凌决，给利津、沾化等县造成了严重损害，有80人命丧黄流，170多万人受灾。这次凌决让黄河人警钟长鸣，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在现有19处“险工”中，老河工还会向你介绍一个叫“麻弯险工”的地方。“麻弯险工”与王庄、五庄“险工”一样，都有险要的河势，都是弯道，是历次凌决中卡冰壅水的重点地段。但河务部门对此段“险工”早有准备，在1947年就加高了大堤，后来又在南北坝头之间修建5道人字坝基，两年后汛期出现12300立方米/秒洪水时，虽然北坝头多有险情，经抢修后最终转危为安。解放后，“麻弯险工”多次整修，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抗洪标准。
还有王家院和常庄“险工”值得一提。这两个“险工”原来都是秸埽建坝，解放前曾多次出险。解放后，随着治河水平的提高，这两段“险工”先后都改为乱石坝或砖坝，坝身也相应加高加固，再无决口事件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险工”的一次次决口，黄河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从博兴麻湾到利津王庄的这段河道。这条窄河近百年来已经数十次决口，其中一半以上是凌决，两次大凌决皆发生于此。要迫切解决决口再次在此发生，当然也要顾及下游入海口的长远安宁。黄河决口古来有之，要想根除决口之患，必须寻找一条符合此段地理条件的对策。过去，曾有河家采用裁弯截支的办法，使河道顺直，增大河水冲刷下切力，从而使大河不决，可此法对凌汛并无明显效果。如何采取一个既防洪又防凌的两全方法，是新河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