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桥道的维护，在“桥道门”一节中明确规定：“沿诸渠干有大小各桥，不许诸人损之。若违律损之时，计价以偷盗法判断。”唐徕、汉延等大渠上有各大道大桥，有所修治时，当告转运司，遣人计量所需笨工多少，依官修治【即由国家负责修治】。若有应修造而不造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诸小渠上的桥道，破损时，当依私修治【即由当地租户家主负责修治】，若不建桥不修治时，有官罚钱五缗，庶人十杖，桥当建而，修治之。在“地水杂罪门”一节中，对于官渠两岸植树以及损坏树木与干渠工程的处罚，也有严格规定。比如“沿唐徕、汉延诸官渠等租户，官私家主地方所至处，当沿所属渠段植柳、柏、杨、榆及其他种树，令其成材，与原先所植树一同监护，除依时节剪枝条及伐而另植以外，不许诸人伐之。若违律不植树木，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树木已植而不护，及无心失误致牲畜人食时，畜主人等庶人笞二十，有官罚五斤铁。其中官树木及私家主树木等为他人所伐时，计价以偷盗法判断”。还规定“渠水巡检，渠主沿所属渠干紧紧指挥租户家主，沿官渠不令植树时，渠主十三杖，渠水巡检十杖，并令植树。见诸人伐树而不告时，同样判断”。再如“沿唐徕、汉延及诸大渠等，不许诸人沿其闸口、垛口、诸垫板等取土、取柴而抽损之。若违律取土抽损，致彼水断破时，抽损者之罪与渠头放弃职守致渠断破罪状同样判断。未断破，则计土、柴以偷盗罪及徙三个月，从其重者判断。他人举时，当依举盗赏法得赏”。
该律令中规定的渠道岁修用工用料，由受水户民承担，岁修时间勿过40日，平时重视水利工程维护，严格灌溉用水以及新开渠道的审批等，其精神原则至今仍在民间绵延不绝。
郭守敬：元代治水的典范
郭守敬，字若思，祖籍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市】，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天文学家。
郭守敬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从学于著名学者刘秉忠和张文谦。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年】，担任中书左丞的张文谦，见守敬对水利工程的学习和研究“巧思绝人”，遂向忽必烈推荐。世祖召见于上都，守敬面陈华北水利六事。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世祖当即授予他提举诸路河渠的职务。次年，又加授银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年】，远赴西夏故地，修复旧渠。
西夏腹地即今河套平原，经过不断的经营，已成为“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的富庶地区。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其首领成吉思汗于1205—1227年先后六次领兵攻打西夏，迫使西夏主李睨投降，夏亡。其中第三次攻打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城】时还以水代兵，“引河水【实为渠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由于连年战争，水利设施破坏，田园荒芜，百姓四处逃难。蒙古大军灭亡西夏以后，又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农历六月至九月，中兴府等处再次遭“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蒙古贵族的这次内部斗争，发生地就在河套地区，给引黄灌区广大城乡造成极大的破坏，使久享盛名的“塞北江南”变得疮痍满目。
忽必烈即帝位后，为了巩固北方，继而进攻南宋，需要足够的粮食供应，他的目光自然注意到有河渠之利的前西夏国中兴府等地，即今河套平原。至元元年五月，忽必烈即派遣唆脱颜和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俱图来上。郭守敬来西夏后，沿黄河两岸踏勘地势水情，绘成地图，并提出“因旧谋新”，即在疏浚古渠故道的基础上，增开新渠，更立渠首闸坝的整修方案。方案得到忽必烈审批后即令郭守敬驰赴中兴府修渠。同年，忽必烈派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又派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使与河渠副使郭守敬同力襄助张文谦治理西夏，修复水利，发展农业。“西夏濒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兴者，一名唐徕，长四百里；一名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十，长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灌田九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守敬为之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流，夏人共为立生祠于渠上。”闸堰，是古代控制水流的工程，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闸坝。设置木质闸堰以有效控制进渠水量，说明元代在技术上又有新发展。
西夏中兴等沿河诸州水利设施整修后，至元三年【1226年】五月，元世祖诏令西夏中兴府“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七月，又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对民之归者，都给田种，并发农具。七年闰十一月，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止僧徒冒据民田。八年三月，恢复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同年授袁裕为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在中兴府等处大搞屯田。复省当年，由随州和鄂州移民1170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共2400丁。至元十一年招收放良人民904户，编聚屯田，为田44650亩。十九年三月，调迤南新附军1380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从蒙古塔塔里千户所迁移958户往中兴屯田，为田149833亩。二十三年，浚治中兴路河渠，十月迁移甘州新附军千人到中兴屯田。二十五年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宁夏之名由此始】，并置宁夏府路总管府【属甘肃行省】，二十六年四月复立营田司于宁夏府，二十七年，蒙古只深所部八曾刺思等饥馑，命宁夏路给米三千石赈济，二十九年，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朵儿赤，以后始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
郭守敬设计修建的汉延、唐徕等渠首闸坝，由于“工作甚精”一直使用到明朝中叶。明隆庆六年【1572年】佥事汪文辉才将河西汉延、唐徕二渠进水闸易木闸为石闸，随后河东秦、汉等渠闸坝也陆续易木为石。古人有观汉唐两坝诗曰：“闸分天上水，工自古人奇。农亩占春润，渔舟待月迟。汉唐能保障，天地亦何私？惭愧观风客，年年注乙时。”
郭守敬河套治水，贡献极大，名列史志，功垂后世，在河套水利史上享有盛名。后人为他修建生祠，尊称他为“龙神”。
明代河套的军事屯垦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恢复战后的农业生产，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对农田水利很重视。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下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后又指示下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并遣使分赴各地“督修水利”。
河套平原是明朝北方九边重镇之一，驻有重兵防守，并实行规模庞大的军事屯垦。镇守河套总兵官下设屯田都司，负责浚渠均徭都屯政。明宣德五年设立河渠提举司，官有提举一员、副提举四员；吏目一员，司吏四名，典吏八名，专掌水利，兼收屯粮。《明史·宁正传》记载，洪武三年河州卫指挥使兼领宁夏卫事的宁正率军民“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洪武六年诏令“屯田宁夏”，派邓愈、汤和等重要将领在陕西【当时宁夏属陕西管辖】等地招集流亡屯田。地方实行军卫制管理，凡驻军十分之七屯种，十分之三守城。冬操夏种，屯卫兼顾。“十月赴操，以司战车；二月归农，从事屯垦。”到明永乐三年军屯“积谷尤多”，成祖“赐敕褒美总兵何福”。明代在河套平原上还开了一些新渠，多数在今卫宁灌区，规模较小，而在今青铜峡灌区的靖虏渠和金积渠规模宏大，都是宁夏巡抚都御史王殉主持所开。王殉还写有一组有关水利的诗，其中一首名为《开渠》：“滚滚河流势显哉，平分一派傍山来。经营本为防胡计，屯守兼因裕国裁。此日劳民非我愿，千年乐土为谁开。老臣喜得金汤固，幕府空闲卫霍才。”
正统四年【1439年】，宁夏巡抚都御史金濂见鸣沙州七星、汉伯、石灰三渠久塞，用夫疏浚，溉芜田13万亩。《明史·河渠志直省水》记载，到明嘉靖年间，河套平原上已有大小正渠18渠。大小正渠总长1479里，共溉田157.34万亩，这是河套平原引黄灌溉史上第一次记载比较全面而确切的数字。汉、唐二渠所灌地亩约占总灌溉面积的80％，此河套恃以为重者，实二渠为然。庆靖王朱枋曾作《汉渠春涨》诗一首，赞曰：“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三月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
明代在河套兴修水利，经营屯田，成绩显著。据史书记载，到英宗时期，各卫所仓储充裕，形成了“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借以水利”的富饶景象。明隆庆年间，佥事汪文辉修屯政，蠲浮粮，将汉延、唐徕二渠进水闸易木为石，岁省薪木力役无数。明万历十八年冬，监察御史周弘跃，阅视河套边务时说，“河东有秦、汉二坝，请依河西汉、唐坝筑以石诏可”。在工程维修和灌溉管理方面，明代也有较为明确的规章，如每岁春三月发军丁、军余【指屯田士兵和在役军士的子弟】修治闸坝，挑浚渠道。四月初开工北流，其分灌之法，自下而上，官为封禁。修治少不如法，则田涸而民困矣，公私无所倚。
清代的河套治水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田园是一派榛荒苍凉的景象，“一望极目，田园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清兵入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八旗贵族失去了原来的土地，顺治皇帝不但下令皇亲国戚大量圈地，而且驻防各地的旗人也大肆圈占土地，河套地区人民深受其害，原耕种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而被圈占的土地一时难以有效耕种，致使“广连阡陌，多至抛荒”。
清康熙以后，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汉代以来不断开发的河套平原灌区的旧渠道得以大规模地整修，同时还开发了新渠。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新建灌溉农田11万亩的大清渠和灌田20余万亩的惠农渠，与唐徕、汉延合称为四大渠。此外，还有昌润等渠，灌田也各有数万亩至十余万亩不等。
康熙年间修建的大清渠，长72里，灌田657顷。惠农渠修建于雍正年间，渠长200里，灌田2717顷。“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盛期，河套平原的灌区农业也显现出稀有的局面，在历代积淀的基础上，呈现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的繁荣富庶的景象。
河套黄灌区的开发随着历史的延伸一直呈上升趋势，面积不断扩大。元朝初年约1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82年，扩大为1200万亩。
黄震东先生1942年写成《宁夏省农田水利改进问题之我见》，就宁夏平原的水利灌溉作过详尽的论述。他不是按朝代，而是依自然地理环境划分故渠道及其灌溉状况的：
一是宁卫区，即中卫、中宁二县，为青铜峡以南黄河冲积平原，直接引黄河水灌溉。这里有大小水渠23道之多，灌溉两县良田48.7万余亩，较大的干渠有七星、美利、新生及羚羊等渠。
二是河东区，包括当时的金积、灵武两县，为青铜峡以北黄河东岸之冲积平原，共有干渠3道：秦渠、汉渠和天水渠。秦、汉两渠在青铜峡开口，共灌溉地约32万亩；天水渠则利用汉渠退水及秦汉各支渠的余水，共灌溉黄河新淤滩地2.6万亩。
三是河西区，包括当时宁朔、永宁、贺兰、平罗及惠农五县地，为青铜峡以北黄河西岸之冲积平原。原有大干渠4道：唐徕渠、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另有小干渠7道，共灌溉良田154万余亩。
按照自然地理划分灌区，便于横向比较。同时，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河套黄灌溉区发展到20世纪的基本状况。从三大块区域内渠道的分布，也可以看出自秦代以来的大致走向。作为水利专家，黄先生还提出了整个黄灌区的改进意见：诸如灌溉制度的改进、渠道的整理、改良斗门节制用水、调整水政机构等，有些思路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新中国以来的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除水害，造福于民，河套引黄灌溉事业有了空前的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年，主要采取“裁弯取顺”的办法，对秦、汉、唐徕、汉延、惠农、七星等主要干渠进行扩整，并应用新的材料，改建新建闸、桥、槽、涵等主要建筑物，使各干渠的引水、输水能力普遍增大了一倍以上，安全程度也有明显提高。为增开支干渠、扩大灌溉面积与合并一些分散引水的渠口、合理渠道布局创造了条件。如河东秦渠扩整后，于1951年在郭家桥建闸分水，新开了农场渠，当年建成，渠长31.6公里，引水能力18立方米／秒，主要给新建的国营灵武农场供给灌溉用水，故名“农场渠”。设计灌地【包括原天水渠灌区】17万亩，现已灌溉20万亩。河西唐徕渠扩整后，于1953年在满达桥建闸分水，新开了第二农场渠，渠长83公里，引水能力36立方米／秒，计划垦殖贺兰山东麓的大片荒原西大滩，现已垦种28万亩。由上而下建有西湖、南梁、前进、暖泉、潮湖、简泉等国营农场和农牧场，从前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盐碱沙滩，如今已是道路畅通，沟渠纵横，林网密布，条田成档，盛夏麦浪翻滚，金秋稻谷飘香的新灌区。惠农渠扩整后，于1955年将与之平行的昌润渠、滂渠并入，在阮桥建闸，分水给昌、滂二渠。随后又将永惠、永润、西官、东官四条河沟小渠并入滂渠。20世纪60年代，卫宁灌区的中卫县将美利渠扩建成总干渠后，陆续将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太平、新北、旧北、复盛等渠并入，使中卫县河北灌区形成一首引水制。中宁县将七星渠裁弯扩建后，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将由黄河开口引水的柳青、新南、新北、康滩、通济等渠并入，使中宁县河南灌区形成一首引水制，由于旧渠道的整治与合并，渠道布局趋于合理，又使岁修养护工料大减。
1958年修建的跃进渠，全长85公里，引水能力30立方米／秒，设计灌地20万亩，现已灌地15万亩。跃进渠是中宁县河北灌区的总干渠，先后将灌区内旧有的新生、中济、长永、丰乐四条独立干渠并入，作为支干渠。
旧渠经过裁弯取直，使渠身缩短，水流畅利，渠不再淤，从而免除了一年一次的干渠清淤，岁省劳力约40万工日，柴草200多万公斤。现有干渠15条，全长1158公里，引水能力776立方米／秒，实灌面积685万亩，较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两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