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因为“告别革命”的提出，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学人，不会重新思索革命的起源、意义，更不可能反思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情形及其价值。
李泽厚、刘再复两位先生的讨论打开了近代中国的黑匣子。他们的本意或许不是讨论近代中国，而是当代政治。但是他们的讨论，以及1989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的讨论，都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进一步思考的思想资源。我在那时发表的《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沿着这些反思路径重新检讨辛亥革命。
熟悉中国政治史的人都清楚，中国人素来不太赞成政治秩序持久动荡，不赞成连续不断的激进。西汉初年黄生与辕固生在景帝面前就“汤武革命”所进行的辩论，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立论，都会引发对刘汉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景帝极为聪明地以取消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了刘汉王朝的尴尬。
取消问题并没有真正遏制住问题。后世中国几十年，几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差不多都是延续革命的形式，推翻旧朝建立新朝，只是历来新朝统治者都极为聪明，不在革命合法性方面继续论证，甚者如康熙大帝，更为机智地适度赞美前朝，适度贬抑“贰臣”，期待以此避免接二连三的王朝更迭，政治革命。
当然，革命的发生本身又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是人民无法剥夺的天赋权利，是王朝政治积久必衰、法久必弊的结果，也是“家天下”无法逃出的历史循环。因而，真正的儒家虽不主张动辄造反，但也不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那些腐败残忍的旧体制。用孟子的话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诛杀独夫民贼，具有历史正当性。
辛亥革命也具有这样的性质，这样的意义。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绝对不是孙中山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几位先知先觉者鼓吹的结果。如果凭借鼓吹就可以颠覆一个政权，那么就不会有牺牲，江山得来也不那么困难。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各种因素相激相荡的结果，这些因素有偶然，也有必然；有内因，也有外因；有中国因素，也有国际背景。
基于这一系列思考，我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致力于辛亥革命的重新研究，试图重新解释革命与改良、保守与激进、缓进与突变，研究清末，研究民初，期望能够对这段历史给予一个更合乎事实，也更合乎历史逻辑、日常情理的新解释。这部《革命》就是我过去二十多年研读史料的思考。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充满着高度偶发与不确定性，因为在那之前十年间，中国人至少从1901年开始，逐渐地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人们的理由概括起来就是梁启超那时所提示的，中国不应选择法国、美国那样的共和革命，因为共和革命引发的秩序混乱，中国担受不起；但是，中国也不应该固守旧有的君主专制体制，君主专制体制已经被更多的主流国家所抛弃，因为这种体制注意了效率，牺牲了公平，引发更多问题。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智慧是“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在激进的共和革命与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之间选择，君主立宪就是这样的中间路线，既有君主至上之权力架构的形式，也可以最大限度维持社会秩序不致于遇事失范。政治家的竞争不再为了争夺大位，夺取最高权力，而是在形式至上的皇权体制下竞争政府事务主导权，而这种竞争又不是动员底层民众的国人起义，更不是武装斗争，而是通过政治立场的表达，施政理念的宣示，让民众通过投票和平解决。
君主立宪的提出，逐渐获得了中国知识阶层、政治官僚的认同。但历史留给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时间委实太短。1905年，清廷最高层慑于日俄战争后世界格局之新态势，被迫同意派员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通过对东西洋宪政体制实地考察，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光绪帝终于明白无误地答应立即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预备立宪的决定是严肃的、认真的，节奏也是紧凑的、合适的。1908年，清廷宣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宪法，也是中国跨进近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让人想不到且唏嘘不已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之后几个月，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先后辞世。先前几十年的威权架构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渐行渐远，接替他们的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宣统帝的三人组，与几十年前的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同治帝，以及稍后的慈禧太后、醇亲王载譞两个三人组相比，年龄偏大，但经验、胆略、决断却很不一样。当然更重要的是时移势易，历史条件不同了，先前两个三人组面对的毕竟只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先富者，或者是刚刚兴起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弱小、乏力，即便有权利诉求的冲动，也没有争取政治权利的力量，一旦遇到政治高压、政治恐吓，他们只能妥协，只能退让，只能默不作声。
摄政王载沣所面对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1895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即便出于对自己那些来之不易财富的保护，他们本能上也会要求政治权利分享，要求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如果阅读那几年各省谘议局、资政院会议记录，就可以清楚知道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面对的问题，慈禧太后、光绪帝都没有真正面对过，更何况摄政他们的政治历炼根本没有办法与慈禧太后相比呢？于是，辛亥，1911年10月10日，一个局部的小小的军人哗变，竟然燃起熊熊烈火，颠覆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大帝国。从国力、从新军的实力、从那时的国际背景等任何一个因素看，一个正在宪政改革轨道上的帝国，都不致于走到历史的终点。
历史的偶然性也寓于必然性之中。中国人认识到自己旧有体制有问题需要适度调整、改革，已经很早了，魏源、徐继畲、冯桂芬、郭嵩焘、马建忠、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大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或体制内，或体制外，他们的著述也不少，呼声也不小，为什么清廷统治者持续性拖延，长时期不予理会呢？他们真的那么自信吗，他们真的相信清帝国的政治架构无需调整就可以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吗？
中国老话有“咎由自取”一词。每读晚清史，读至清帝国的终结，我总会替晚清政治统治者感到惋惜，假如不是他们一拖再拖，而是顺应世界潮流，适时变革，何至于失国丧邦，向隅而泣？
是为序。
马勇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