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总罢工”完全失败了，这次失败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公务员没有了罢工权，间接后果就是日共从此被边缘化了。
大帅爷在日本进行的改革战无不胜，唯一失败的就是公务员改革，那个公务员改革被日本的那些精英官僚们给彻底地断送了，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答应不再罢工，谁让“二·一”总罢工冲在最前面的是衙门的差人呢？
日共被边缘化一事的责任倒并不全在大帅爷身上，研究者都认为是日共首先在“二·一”总罢工中表现得过于天真，最后的失败属于自取其辱。就连后来蹲了两年监狱的当事者伊井弥四郎，在后来的著述中除了回忆之外就是自我批判，没有什么对大帅爷的痛恨，因为实际上大帅爷不要说没有进行镇压，甚至都没有动用武力，除了使用了两个宪兵将伊井弥四郎“护送”到NHK的播音室去之外，其实在那时候伊井弥四郎已经是自愿的了。
“二·一”总罢工之后，社会党取得了工会的控制权，社会党解体之后基本上被现在的民主党吸收，工会也就成了民主党的支持母体。
到那时为止，大帅爷并没有直接限制过日共的活动，尽管此时日共的支持力量就只剩下知识分子，但还算能凑合，到1949年的大选时，日共的议席增加到了35席。两年翻了7倍！如果给予时间，没准接受了教训的日共还能咸鱼翻身，卷土重来。
但是1950年1月6日，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日本的形势》，开始了批判日共领导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斗争”路线，指责日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你不是叫他们“世界人民解放军”吗？那是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解放了的，那算是个什么东西？帝国主义崽子！
日共当时的最可悲之处就是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一举一动都得听共产国际的。其实当时日共小日子过得并不坏，它要是真像铁托那样公开举面反旗出来，共产国际也吃不了它。所以对在“二·一总罢工”中拘泥于意识形态而惨败一事，追悔莫及的德田球一就不买账了，以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读〈有关日本的形势〉有感》，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对着干。德田是日共的大英雄，所以他这边也人多势众。
但是祸不单行，不走运的日共想破罐子破摔和共产国际翻脸都没有机会。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可不管你们家里的那些破事，反正你们都姓“共”，那就是一伙的，那边在打朝鲜战争，你日共肯定就是第五纵队。日本作为美军的朝鲜战争后勤兵站基地，不搞好安定团结不行，俗话说“攘外必须安内”嘛。
麦克阿瑟这时才正式和日共翻脸，把日共领导人都剥夺了公职，实行预防式逮捕。就是说虽然还没有抓到你犯罪的真凭实据，但是为了预防你的犯罪，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到了1952年还干脆制定了一个《破坏活动防治法》来专门对付日共。这下野坂参三又只能远走中国了，德田球一呢，当然也不愿再坐18年牢，跟着野坂参三一起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中共也已经正式开始批判日共了，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也就只能积极检讨争取立功赎罪。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召开的日共第五届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上，采纳通过了德田球一起草的《日本共产党当面的要求》，采取了军事方针，走中国老大哥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虽然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那也分时间场合。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呢？朝鲜战争一开，日本作为美军的后勤兵站基地，光修那些在朝鲜半岛上被志愿军打散了架的坦克大炮都忙不过来，这一下子经济就好了起来，经济一好再要搞武装暴动就不容易了。日共组织的“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除了扔个把燃烧瓶，乘没人跑到派出所，去打个上年纪的片警大叔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反而还搞坏了形象，到1952年选举时原来的35个议席全给弄没了。
德田球一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刘少奇主祭，毛泽东亲自题字“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追悼会迟了两年开。
一直到宫本显治出任日共书记长之后，日共的这种跟在其他党后面的现象才得以改变，但是在60年代初期的“安保斗争”中，出身于共产国际的日共拘泥于和托派的关系，从而失去了日本的青年学生，还是孤家寡人。
德田球一的继承者们现在叫“日本共产党（行动派）”，还有多少人马不知道，在网上还能搜到他们的网页，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德田球一的正统继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