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的避暑山庄，又叫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皇家园林中名列前茅者。它占地面积达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约10千米。总面积大于颐和园一倍，比北海公园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开始兴建，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建成，共用了九十年。
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平均气温19.3℃，是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此经营皇家园林，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肄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来此进行比武、赛马、狩猎等活动。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备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曾多次在山庄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公，以及藏、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族的上层人士。“恩益深而情亦联”，终于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
避暑山庄还在设计建造时，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烟波致爽殿”是皇帝的寝宫，在皇帝睡觉的床后，就设计了隐蔽的门，可通向秘密夹道。假若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从夹道出逃。还有“万壑松风殿”，则是专为皇帝批阅奏章，引见官吏而建造的。
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十七日，文宗帝因“暑泻日久，元气愈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内，召集他所契重的八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裕瀛，叮咛他们辅佐年方5岁的儿子载淳（慈禧所生，即后来的同治帝），在载淳亲政之前，负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刻“御赏”二字，留给慈安皇后，一方寿山石印章，上刻“同道堂”三字，留给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慈安和载淳，在谕旨首尾处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记，作为符信，号令全国。
可是，比慈安大两岁的皇贵妃慈禧，却工于心计，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从皇帝寝宫的床后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到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她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正名”，以载淳名义发布“圣母应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宫中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她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钤印。这就为后来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
康熙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与皇帝怕热有关。清初，满人贵族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喜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今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病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和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四十里的热河上营（今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