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愿望不断加强。我使用的那几个手势变得越来越不足，而我不能使别人了解自己时总会跟着大发脾气。我感到仿佛有无形的手在约束着我，我发狂地想要使自己得到自由。我斗争——并不是斗争有什么用处，但是我身上的反抗精神非常强；一般来说结果总是大哭一场，彻底累垮。如果母亲碰巧在附近，我会钻进她的怀抱，伤心得连风暴的起因都记不得了。一段时间以后，对某种交流方式的需要变得如此迫切，以致每天都会有这种爆发，有时候每个小时爆发一次。
我的父母非常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住的地方离任何盲聋学校都很远，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人会愿意到像土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既聋又盲的孩子。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候都怀疑能不能教会我什么。母亲的一线唯一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读到了他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叙述，隐约记得劳拉是盲聋人，然而受到了教育。但是她也痛苦绝望地记得，发现了教育盲聋人的方法的豪博士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他的方法可能也和他一起消亡了。即使还存在，这个方法又怎样能使一个在亚拉巴马州遥远小城里的小姑娘受益呢？
在我大约6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极有名望的眼科专家，成功地治疗了许多看来无望的病例。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到巴尔的摩去，看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治。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令人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和许多人成了朋友。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了洞，好让我把它们串在一起。它们让我快活和满足了很长时间。列车长也很和蔼。他查票的时候我常常抓着他的衣摆跟着，他则在票上打孔。他允许我玩他的打孔器，那是个好玩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角落里，一连好几个小时自得其乐地在薄纸板上打出有趣的小洞来。
我的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这个临时即兴做出来的娃娃是最滑稽、最不成样子的东西了，没有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没有任何东西，就连孩子的想象力也无法把它变成一张脸。奇怪的是，没有眼睛比所有其他的缺陷给我的印象都更为深刻。我令人恼火地没完没了地向每一个人指出这一点，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胜任给娃娃做上眼睛的任务。然而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好主意，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出溜下来，在座位底下翻寻，直到找到了姑姑的斗篷，上面装饰着大珠子。我扯下了两粒珠子，向姑姑示意我要她缝在我的娃娃上。她询问地把我的手举到她的眼睛上，我使劲地点头。珠子被缝在了该缝的地方，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但是马上我就对那个娃娃失去了任何兴趣。在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都没有发，有那么多的东西占据了我的头脑和手指。
我们到达了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能够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找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咨询一下，他能告诉父亲有关盲聋儿童的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到华盛顿去找贝尔博士，父亲很难过，而且是疑虑重重，我则全然不知他的痛苦，从不断换地方的兴奋中感到很是快乐。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也立刻感觉到了贝尔博士的慈爱和同情，这使他得到了这样多的人的热爱，正如他无比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敬慕。他把我抱在膝上，我仔细研究他的怀表，他让表为我敲动报时。他懂得我的手势，我知道他懂，立刻就爱上了他。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见会是我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孤独进入友谊、伙伴情、知识和爱的一扇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珀金斯学院的院长阿纳诺斯先生写一封信，那是豪博士为盲人付出巨大努力的地方，问问他是否有能够胜任对我开始进行教育的教师。父亲立刻就这么做了，几个星期后阿纳诺斯先生的回信到了，令人宽慰地保证说已经找到了一个老师。这是1886年的夏天。但是沙利文小姐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来到我家。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到了西奈山前，强有力的神明触摸了我的心灵，给予了它视力，于是我看到了许多神奇的事物。从这座神圣的山上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说：“知识就是爱和光明和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