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下一个重要事件是1888年5月到波士顿去。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所做的准备，和老师及母亲上路，旅途以及最后到达波士顿。这次的旅行和两年前我到巴尔的摩的旅行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不再是一个焦躁不安、容易激动、需要火车上所有人的关注使我不感到烦闷的小家伙了。我静静地坐在沙利文小姐旁边，怀着强烈的兴趣领会她告诉我的她所看到的车窗外的景象：美丽的田纳西河，无垠的棉田，山丘和树林，车站上欢笑的大群黑人，他们向火车里的乘客招手，通过车窗送进好吃的糖和爆玉米花球。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我的大布娃娃南希，她穿着新的方格布裙衣，戴一顶打褶裥的阔边遮阳帽，用两只珠子做的眼睛看着我。有时候当我没有全神贯注在沙利文小姐的描述中时，我想起了南希的存在，把她抱了起来，但是一般说来我让自己相信她睡着了，以此平息良心上的不安。
由于我不会再有机会提到南希，因此希望在这里讲述她在我们到达波士顿以后不久的悲惨经历。她浑身都是泥——那是我强迫她吃泥饼的结果，尽管她从来没有表示过特别喜欢泥饼。珀金斯学院的洗衣女工偷偷地把她拿走去洗澡。对于可怜的南希来说，这太过分了，当我再看见她的时候，她成了一堆乱糟糟的棉花，如果不是她那两只责备地看着我的珠子做的眼睛，我根本不可能认出来是南希。
最后当火车抵达波士顿火车站时，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变成了现实。童话故事里那个“从前”就是现在，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这儿。
我们刚刚到了珀金斯盲人学院，我就开始和那儿的小盲童成了朋友。发现他们懂得手语字母，我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和别的孩子用我自己的语言谈话是多么让人高兴呀！在此以前，我就像一个通过翻译讲话的外国人。在劳拉·布里奇曼学习过的学校里，我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段时间后我才充分意识到我的新朋友是盲童这样一个事实。我知道自己看不见，但是所有这些来到我的周围，和我一起尽情嬉戏的热切的、深情的孩子们也是盲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我记得当我注意到我和他们交谈时他们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以及他们用手指读书时我所感到的惊奇和痛苦。尽管以前人们就告诉了我这一点，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双重缺失，然而我还是模糊地认为，既然他们听不见，他们必定有某种“超人的视力”，所以发现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孩子被剥夺了同样宝贵的赐予时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他们是那样快乐和满足，和他们在一起的愉快使我的痛苦感消失了。
和盲童度过的一天使我在新环境里完全不感到任何拘束，随着日子一天天飞速地过去，我热切地翘盼着一个又一个愉快的经历。我几乎无法使自己相信世上还有什么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了，因为我把波士顿看作是整个的世界。
我们在波士顿期间去参观了邦克山，在那儿我上了自己的第一堂历史课。在我们站立的这个地方战斗过的英勇的战士的故事使我无比激动。我数着台阶数爬上了纪念碑，在我越爬越高的时候，心里在琢磨不知那些士兵是否也爬上了这个巨大的楼梯，向下面地上的敌人开枪。
第二天我们坐船去普利茅斯。这是我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在海洋上航行。航海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活力和运动感啊！但是机器的轰鸣使我以为在打雷，我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我怕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不能在露天野餐了。我想自己对普利茅斯最感兴趣的是清教徒前辈移民们登陆的那块巨岩。我能够触摸它，也许这会使清教徒移民的到来和他们的辛劳及杰出成就对我显得更为真实。我常常在手里捏着一块普利茅斯巨岩的小模型，这是一位慈祥的绅士在清教徒移民会所送给我的，我用手摸它的弯曲的轮廓，岩石中间的裂缝和浮雕的数字“1620”，在心中反复思考着我所知道的一切有关清教徒前辈移民的惊人的故事。他们壮丽的艰巨伟业是怎样地焕发出了我童稚的想象啊！我把他们理想化为在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家园的人中最为勇敢宽厚的一群。我认为他们渴望的是自己以及人类的自由。多年以后，当我得知他们的令我们羞愧脸红的迫害行径时，我感到极度地惊奇和失望；虽然我们为给予了我们“美丽的国家”的勇气和力量而自豪。
我在波士顿结交的许多朋友之中有一个威廉·恩迪科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他们对我的亲切友好撒下了后来许多快乐回忆的种子。一天，我们拜访了他们在贝弗利农庄的漂亮的家宅。我愉快地记起我怎样穿过他们的玫瑰园，他们的两只狗大利奥和卷毛长耳朵的小弗里茨怎样出来迎接我，跑得最快的马尼姆罗德怎样用鼻子拱我的手要我拍拍他给他一块糖。我也记得海滩，那是我第一次在沙滩上玩耍。那是平滑坚硬的沙滩，和布鲁斯特的搀杂了海草和贝壳的松散的尖颗粒沙子很不一样。恩迪科特先生讲给我听经过这儿从波士顿开往欧洲的大轮船。后来我还见过他多次，他一直都是一个好朋友。确实，当我称波士顿是“好心肠的城市”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