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宏大量是立德之基，更是处世之道。
曾国藩认为，人必先有宽广的胸襟和平淡的心境，后才能稳健地立足于世。
曾国藩非常佩服唐朝名将郭子仪，不仅对他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钦佩不已，对他的“量”字精神也深为折服。郭子仪的祖坟为人所掘，他不但不报仇，反而引咎自责，曾国藩称此“是名臣之度量也”。
韩信也是曾国藩心中的模范，韩信曾在闹市上受过“胯下之辱”，后来成为一代名将，他不但未找这些人报复，反而召他们来任以官职，他的宽容与大度实在是旁人无法可比的。每读到此处，曾国藩都会赞赏不已。他以此为例告诫部下，称韩信之举为“豪杰之举动也”。
他以此二人为榜样，与人为善，宽以待人，这在与左宗棠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曾国藩始终本着“待人以诚以恕”的原则与之相处。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达六年之久。他们二人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绝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他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却以失败而归，欲投水自尽却未遂。于是，他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闻讯，便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虽然直言，但是在为主帅打气，话语中也流露出几分敬爱之意，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丧，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十分尴尬。后来，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他特地登门拜访了左宗棠，并以“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以表谦抑之意。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合，但这些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正因为他的保举才使左宗棠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给他这样的论定：“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为人处世，胸襟坦荡、大度宽容可以帮助人们得到别人的真诚相助，在行事过程中更加畅通无阻。
做人的智慧
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以“宽宏大量”立身，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