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1890-1948）
浙江慈溪人。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同年在上海《天铎报》当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年至1920年在浙江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
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自杀。
少年有志，师生同心
从前，在浙大的六和塔三分部上课，总要遥想到作为“老校友”的陈布雷，因为他是葬在这附近的，于是有心去寻墓，不过想来岁月流逝，那一抷黄土是否还会依然存在？于是也就罢步了。后来，终于有一天，随一行人做“西湖寻墓”的“文化之旅”，在六和塔旁的一所疗养院内，看到了修葺一新的陈布雷之墓。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百余年前。那是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之后的浙江高等学堂，陈布雷于1906年从宁波府中学退学，改考“浙高”预科，可是当时该校不收插班生，好在得到了当时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吴雷川的特例批准，对陈布雷特许命题授试，得以入学。
当时少年陈布雷为振兴国家，欲从学习农科下手，当时他志在将来投考日本札幌农业学校（即后来的“东北帝国大学”），这一思路大概可以归为上世纪初的“农业救国”思潮。然而一经“浙高”的学风熏染，加上其父不准其出国，陈布雷的学习兴趣很快就转到了文科，这也成就了后来的陈布雷。陈布雷所以能卓然而起，也正是在他求学“浙高”时期所奠定的。
当时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分三年，所授课程有物理、化学、数学、英语等，与现在的高中相同；正科共三年，分三类：第一类以经学、文学、中外史地、哲学、经济、法政及外语（英语、法语，选修德文）为主，第二类则着重于理、工等科，第三类以生物、植物为主。陈布雷读的是第一类。
在“浙高”，陈布雷勤奋向学，开始“颇觉读书之可乐”，当时他的同窗有邵元冲、邵飘萍、汪达人、陈君哲、虞梅洲、徐圃云、林智敏、黄念耘、邹亚云、沈伯严、胡心猷等人，他们或以学问才华相慕重，或以性情气节相投合，彼此十分投契。这还有一段“掌故”——“陈布雷”之名的由来。陈布雷后来回忆说：“其实，余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创始）。由面包而B 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汪君盖谓余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然后来竟以此名，而训恩之原名，及君木先生字余以彦及，转鲜有人知之者。”
陈布雷在追忆浙江高等学堂的历史时，还予以教授地理的张阆声以特别的怀念，他说：“吾独深慕乎先生无施不可教与其风度之和悦闲雅，亘三十年不能忘。”不久，清政府拟将沪杭甬铁路借英款建筑，遂引起浙江社会各界父老的纷纷反对，他们筹组“浙路拒款会”，以力保主权为号召，而陈布雷亦被推为学生代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陈布雷从“浙高”预科毕业，始入正科第一类（文哲法政）。其时，“浙高”师资称盛，如邵裴子教英文，张镜人教法文及外国史地，杨敏曾教国文与经学，美国威斯康星辛大学教授洪培克（Stanley K·H ornbeck）教授历史地理及伦理学，陈佩忍授中国地理，沈尹默授掌故史（实即文化史）等。揆度陈布雷的成才，不免想到当时“浙高”的几个优势，比如当时师资与生源的优秀，正如陈布雷后来所回忆的，上述他的老师，以及沈士远、张宗祥、陈逊垒等诸先生，尤其是“吴兴三沈”中的沈士远、沈尹默两兄弟，他们不独学问好，尤其是特别看重和讲求士子的道统和学统，如对学生灌输民族气节，在国文课中倡言光复汉物、驱除鞑虏，并常常向学生出示《民报》、《新世纪》等反清革命刊物。
1910年秋的某日，德文教员张褧伯与陈布雷等几个学生泛舟于西湖，张褧伯当时已自动剪去发辫，他环顾同学，不禁发问：“胡运将终，汉室必兴，君等奈何犹留此可耻之纪念物于脑后？”回到校园，同学们即相率剪去发辫，表示与清廷决裂。这一情节，反映了“浙高”教师普遍的政治倾向和对学生的教化作用。
至于当时“浙高”学生的素质，陈布雷曾回忆当年的同学，如“‘浙高’三邵”的东阳人邵飘萍、绍兴人邵元冲以及师长邵裴子，还有陈中、祝文白、郑晓沧等，都彼此以性情风谊相投，互以民族革命大义相勉，所谓慷当以慨。陈布雷在校时即参加“保路运动”，当选“浙路拒款会”的学生代表，且后来毕业后更以“文胆”知名于世，其精神盖蕴发于“浙高”读书时期。
当年“浙高”的成功，学生“自治”能力的训练和运用是十分显着的，如陈布雷回忆当年有“校友会”的组织，它的职能是监督学堂事务。当年除了教务长领衔参与之外，每一年级的学生也都派有代表参加，以此“做种种课外活动及练习学生自治能力”，而陈布雷就曾担任过两届本年级的书记。
倾心新闻，再入揆阁
当然了，学生时代过多地投入课外活动势必要影响学习，陈布雷升入正科后就常常感到参加学生运动等各种活动会导致学业脱节，加上当时许多教师上课，疾如走马，而他对数理化的渐渐失去兴趣，恐怕也与此有关。当时“浙高”还有“逃班”的风气，也即“逃课”。学生“逃课”的对象是他们不感兴趣或难以补习的一些学科。陈布雷后来回忆说：“余平均每日终有一小时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场空地上自己读书为乐，所读书以文学史地方面之笔记小册为多，泛滥涉猎”，不过，这也培养了他的广泛爱好，其中，新闻事业就成为他和邵飘萍等的第一志向，当时他们泛览上海各家报纸如《神州日报》、《国粹学报》等，“新闻救国”之念油然而起。也就是在“浙高”读书期间，杭城各校联合在梅登高桥举行运动会，由“浙高”的邵飘萍、陈布雷担任新闻编辑，并将采访来的新闻油印，称为《一日报》，分发观众。后来陈布雷回忆说，这“是为余练习新闻事业之始”。
是年，“浙高”聘请美国威斯康星辛大学教授洪培克（Stanley K·H ornbeck）为主科教员，讲授“伦理学”、“十九世纪史”、“外交史”、“世界地理”、“经济地理”、“法制通义”、“宪法与比较宪法”、“政治学”等，这都是他研究夙有心得的学科，而他也尽心讲授，每日授课需翻阅参考书五六十页。后来陈布雷等在毕业前聆听其贺词，洪培克说：“尔等之程度，殆可入美国大学二年级而无愧，然余望尔等勿以此为止境，终须以所学为祖国效用，须知中国方在开始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不久，浙江议送十名官费生赴欧美留学，陈布雷也兴致勃勃地偕同学数人前往应试，甫试三场（中文、英文，数学），其祖父有书信至，谓：“汝三弟（即陈训懋）夭折早亡，家中弟妹众多且年幼，不愿汝出国远行。”陈布雷只好罢考返校。
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遂应上海《天铎报》之聘，前往担任撰述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再后来，陈布雷从政，成为国民党的高官，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对浙江大学始终情不能已，也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给予关照。在他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期间，他对浙江省的教育事业、对浙江大学的发展，做过许多事，并有过许多好的建议；他对浙江大学的评价和对大学的教育功能都作过精辟的论述，如他曾说：“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二点。”这些话语，我们过去从竺可桢校长那里听到过。
其实，那时的许多“浙大人”、包括曾经是“浙大人”的陈布雷等，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共识”。同时，这又让人分外感慨：学生时代往往是青年发愤自雄、也是他们发硎新试的如歌岁月，陈布雷在“浙高”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只是可惜他后来选择了一条崎岖的道路，这不免又让人嗟叹他后来“卿本佳人”而“一行作吏，面目全非”（毛泽东语）的变化。站立在他的墓前，不由会产生如此的种种联想。遥想当年陈布雷在“浙高”预科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五，当时“浙高”监督吴雷川喝酒是海量，他为祝贺学生，竟为每位毕业同学饮一杯，当时陈布雷等对他真是感激无以名之呵，岂能料之，那一腔豪气竟“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于是乎后来的陈布雷日日处于“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的“鬼打墙”生活中，那时的他只有徒奈何“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矣。慨乎其人！
献给中国美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