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26-）
物理学家。美国国籍。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还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在统计力学方面，和杨振宁、黄克孙合作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70-80年代，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量”以及“反常核态”概念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周恩来总理曾用四字评论说：“李（政道）精于学”。1957年，31岁的李政道和杨振宁博士一道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成为了世界上获诺贝尔奖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他研究的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其一些对称性不守恒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贡献。他在物理学上的杰出贡献为世界所认同。
他先后获得过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法国国立学院布德埃奖章（1969，1977）、伽利略·伽利莱奖章（1979）、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1986）、埃·马诺瑞那爱瑞奇科学和平奖（1994）等。
“我正式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
青春岁月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浙大和西南联大给了我后来得以细推物理的基础，也给了我后来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短短数语却道出了伟大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与浙大的不解情怀。是什么让这位只有一年浙大学习经历的学者发出如此的感慨？看看他的经历，相信你就能找到答案。
千辛万苦，浙大求学路
1943年7月，赣州联中高三年级52名同学都以优秀成绩毕业了，李政道就是其中的一员。经江西全省高中生会考，李政道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
那时，由于日寇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杭州，浙大被迫西迁到了贵州的湄潭，因家贫，李政道只好只身跋山涉水前往浙大，从浙江到贵州，万水千山之遥，衣食全无保障，又受恶性流行疾病的困扰，但他硬是咬牙坚持。他时而单独前行，时而和一些爱国的学生相伴徒步前进，有时幸运的话还能够搭上一些“黄鱼车”，但是这种机会是很少有的，而且费用也不允许。学路坎坷，李政道在途中遇到车祸，受重伤，半年多卧床不起。艰苦的求学路没有磨灭他坚定的求学之心，反而造就了他不畏艰险困苦的意志，他一直相信，浙江大学就是他求学的天堂。
当时的浙江大学已经是中国着名的大学，由竺可桢担任校长。竺可桢校长不拘一格任用良才，将浙江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大学，浙大聚集了许多国内一流的学科人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到浙大考察时，把浙江大学赞誉为“东方剑桥”。
浙大的理学院在湄潭，大一同学全部在湄潭东北的永兴分校就读。在湄潭期间，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浙江大学的师生们不畏艰辛，精神乐观。师生们在课余时间吟诗结社、品茶论学，自得其乐。李政道也与同学们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中历练着。没有地方读书，李政道就常常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一家茶馆，买上一杯茶，一坐就是一整天，在那里看书。茶馆老板也渐渐熟悉了这些大学生，不但没有赶他们，有时还来给他们添茶送水。浙大的老师们也兢兢业业，精心编写讲义，精心备课，在艰苦的条件中，让学生们尽量多地接触到一些世界科学界最前沿的知识。李政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他接触到了量子力学、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中微子实验和理论等，这些知识都为李政道以后的科学研究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生活用品、学习研究的器械都非常匮乏，但是浙大对教学质量始终没有放松，而学生学习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学习任务非常紧张，每个星期六上午测验物理，下午测验数学，星期五晚上同学们都开夜车复习功课。由于平时刻苦努力，再加上理解能力突出，李政道对知识的把握能力非常强。但他没有选择放松，而是东来西往，去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因此许多同学都很敬佩他，而老师也非常佩服他的理解能力。有一回，沈宝棣老师问他：“李政道，人家都在复习，你一个人走来走去干什么呀？”李政道笑了笑，回答说：“这里有几个同学，那里有几个同学，都要问题目，所以我就这里讲讲，那里讲讲了。”沈宝棣又问：“你真好！你自己怎么样？你保证明天的数学和物理都考得出吗？”李政道又笑了笑：“我嘛，差不多。”第二天的考试结果是：李政道的数学和物理都是99分。由于李政道的考试成绩总是十分优异，老师就用不着做标准答卷，每次考试后总是在他的试卷上写上“standard（标准的）”，贴在教室里。几个女同学对李政道老是99分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什么没有给李政道100分，老师说：“满分不好。满分了就没有可追求了。”有一次，沈宝棣问李政道：“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99分？”李政道谦逊地说：“大概我标点符号错了，或者什么地方写得不够清楚吧。”不难想像，这样的刻苦学习精神必然在学业上有所建树，而且长期养成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也是他日后科研取得重大突破不可或缺的条件。
情深义重，师恩永难忘
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李政道遇到了不少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王淦昌教授和束星北教授，他们对李政道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李政道对与王淦昌在学业上的讨论切磋至今难忘。
李政道的另外一位恩师就是不大为人所熟知的束星北教授。其实，束星北是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轨道的计算者，还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助手。1931年9月，束星北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国后，束星北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1937年，世界物理界权威、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尼耳斯·玻尔来华讲学，对束星北给予很高评价。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师以他自身的经历激励着每位在浙大的学子，也深深地影响了李政道以后的人生。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
在接触中，束星北发现李政道是个天才，便格外培养。束星北每隔两周去永兴做一次普通物理辅导，几乎每次都去楚馆物理实验室和李政道进行激烈辩论。
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教授帮助李政道树立了整体物理和对之的认知与自信。李政道原来是工学院的学生，因为束星北觉得李政道在物理学上有特殊的天赋，因而鼓励他转学物理。也正是在束星北的亲自帮助下，李政道转入物理系深入学习物理。从此，李政道的人生改变了。他自己也认为没有束先生的引导，他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以后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由于当时局势混乱，1945年李政道去了昆明，后来又转入西南联大。自从和束星北分手后，李政道就再没有机会和恩师相见。1946年李政道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星北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恩师的教诲与恩情。
几次回国他都希望与老师相见，但是由于国内动乱，几次希望都落了空。
但是他还是积极想方设法去“营救”老师。1972年10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有一个话题是周总理希望李教授能为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提出，应该首先着眼发挥国内优秀人才的作用，并就此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这次归访，李政道理所当然地会要求与束星北晤面。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否见到束星北，并不取决于他们师生两人。按常规，归访者在回国之前就会提出要求探访人员的名单，然后由接待部门摸底、联络，排除不能接待者，然后再根据可安排接待的情况，双方协商访问的具体路线与行程。但最后由于无法解决束李师生见面的合适地点而告吹。就在见到周总理的当晚，李政道已知此行无望见到恩师，怅然而无奈，于是马上用北京饭店的便笺给束老师写了一封短信：“束先生：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束星北的通信，多年来都是要先由组织审查的，邮程也就当然要长一些。这一次破例了，李政道的来信，直接到了束星北手中。束星北接到信后，兴奋不已，于20日给他回信。
信中说：“政道同学，看到你们在物理学上的非凡成就而衷心高兴。盼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你们一面。”可这封信寄出不久又退了回来，理由是“人已离去，退回原处”。从此，情同手足的师生就一直没能见面，这也就成了李政道心中永远的遗憾。
功成名就，心系母校
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增进中外学术交流，引进高科技方面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使得许多院校、团体受益。
浙江作为他人生梦想启航的地方，他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帮助。1998年10月30日，李政道来到浙江大学母校访问。当时的路甬祥校长向李政道教授介绍了浙大发展的情况。李政道教授说，浙大的基础是很不错的，是很可以发展的，浙大有很优势的地位，有悠久的历史，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重要的是人，人要有精神，要有自信心，一个学校主要领先优良的学风，一定要提高学校的水准，要提高青年学者的水平，并欣然题写“水流弯曲向东去，浙江母校建大业”的诗句。
李政道教授在浙大访问期间，同物理系教授进行了诚挚深入的会谈。在李政道教授的积极支持下，决定在浙江大学内建立近代物理研究中心，李政道教授亲任筹委会主任。在“欢迎李政道教授访问母校暨学术报告会”上，学校向李政道教授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并给他戴上了“浙江大学”红色校徽。李政道教授高兴地说：“浙大是我的母校，我非常感谢母校给我的光荣。”随后，李政道教授向8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并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李政道教授说：“我在浙大读过书，是在抗战时期，学校西迁到了贵州永兴，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晚上用的是煤油灯。那时条件很差，科学条件非常简陋，但那时浙大出了很多人才。这说明物质是人造的，仪器是人造的，重要的是人，而不是仪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他还介绍了一些科学问题，对浙大学生也是他的学弟学妹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最后李政道教授还寄语浙大同学：“你们是中国的将来，中国的将来就是依靠有文化、有志气的青年，这就是你们的世界”。
李政道积极参加母校的各种重大活动。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李政道慷慨为母校题词“百年求是，英才辈出”。
李政道教授关心浙大，为浙大发展献计献策，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如今，浙江大学正在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步向前，我们相信在李政道教授等着名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浙江大学的步伐会迈得更快、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