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1907-1983）
江苏邗江人。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插班进齐鲁大学。1926年后赴美国、英国攻读物理学，1930年，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
1931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任教授。抗战爆发后，应国民政府邀请赴重庆研制雷达，于1945年冬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应有的贡献。1946年随浙江大学复员回杭州。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后在“肃反”、反右运动中蒙冤，1979年得到平反。
束星北1926年留学于美国拜克大学，1927年到德国，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1930年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助教。
1931年辞聘归国，历任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交通大学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对相对论和无线电学造诣尤深，1945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气象学研究，先后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侠客”物理学家束星北重归浙大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的校长。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13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频仍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把因抗议郭任远对浙大实行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们一一都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等，束星北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原来，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被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之举乃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气得蒋介石扔下了“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也因此事辞去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竺可桢使用人才的障碍。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升为教授。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之一。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是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其物理学修养和对物理学理解的深度，在国内也是少有的。
上世纪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就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他的教授方法时，也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1937年5月20日，世界着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关于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
玻尔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他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
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据说，上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对束星北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坐标。
才华横溢 个性非凡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糅合在一起了……”
位于青岛山下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以前只是个部队的小所。改革开放，面向地方后，只用了十几年的工夫，便跻身于中国海洋界第一流的大院大所。而奠定这个飞跃的基石之一的便是物理学家束星北。
束星北从1978年被请到这里，至1983年去世，他实际上只给这个所干了5年的活。可这5年，他培养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开展了一批如“内波”、“黑潮”等海洋前沿课题的研究。
在学术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数老一代科学家和教育家一样，严谨认真，从不暧昧苟且，只要发现问题，不管对方是谁，一定要当面指出。
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也正是这种争吵，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凡与束星北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他是硬骨头，其实“硬”的基础来自他对科学与理性的信仰，他的物理学修养和科学造诣在中国学界是罕见的。他在核物理、激光、雷达方面都造诣非凡，特别是相对论的研究深度，更是无人及肩，他曾被学界称为中国相对论第一人。他还是个伟大的教育学家，启蒙并培养出了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和杨振宁共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才华横溢的束星北，却因为非凡的个性，没能将才智发挥到极至。
原子弹之梦
耿直的个性，复杂的政治形势，束星北在学术领域“靠边”了。但他期望通过一个大动作来完成“改造”。这时，他从朋友王淦昌的“失踪”，嗅到了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的气味。一个大胆惊人的想法形成了。
抗战时期，已是浙江大学名教授的束星北中断了前沿课题的研究，专门研制过一个时期的军工武器，如“死光”（激光）、雷达等。他还和至友王淦昌携手研究核物理，研究水平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两个人便专门为学生开设了“军事物理”课，讲解原子弹。在他们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原子弹专家。
令人称奇的是，束星北竟然说服了青岛市委一些主要领导，他们同意以统战部的名义成立一个班子，出于慎重，对外只挂青岛市无线电研制筹备小组的牌子，束星北名义上是做老师、顾问，实际上是进行原子弹人员统战和联络的前期资料准备工作。
命运将束星北推到“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而他的竞赛对手便是大西北茫茫戈壁滩上的至友、同仁、学生。
束星北对这项处在绝密中的计划估计时间是10年，而他认为自己用不了10年就会弄出动静，立功“摘帽”，最终能回到科研队伍中。
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处境的关系，他的计算显然滞后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了。束星北想凭藉着它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了。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回忆了父亲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情景：那天晚上，听到广播，我准备冲上街道，汇入游行队伍。可我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叫声。那叫声短促干硬，而且间隔时间很长，当奇怪的叫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声音是我父亲发出的。再往后，嗥叫声被哽咽声代替了，我才明白，父亲哭了。
束星北与学生李政道
1972年10月，李政道踏上了中国大陆，他的到来，为正在戴枷赎罪的束星北带来了变化，也为我们呈现了感人至深的师生情谊。
1943年秋季，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在所有的学生中，束星北发现，问题提得最多也最有水平的竟然是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李政道。一般的学生往往是问些“现象”，或者，满足于“为什么”之后的解答，而李政道却总是在“为什么”之后，还要问“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但要问“现象”，还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一念之差”决定着求知和求道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束星北遂将李政道转到了物理系，“师徒”二人也因此成为知己。
以后，束星北家便成了李政道的课堂，很长一个时间里，束星北到哪，李政道就追随到哪。束星北常去双修寺物理实验室阅读最新的世界英美物理期刊，李政道也常到这里，两人边读边探讨，常常谈至深夜。不久，束星北接受国民党军令部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的邀请，去了重庆。李政道常常乘上部队的军用汽车去重庆找束星北，继续他们的物理探讨。在束星北眼里，李政道是一个具备了科学禀赋的天才学生，束星北对他也关爱有加。
1944年暑期，由于日军逼近黔贵，大学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一部分学生做好了与敌人打仗的准备，李政道也报名参加了青年军，正在重庆进行军工研究的束星北得知消息马上打电话给王淦昌，让他一定看住李政道。这期间，李政道因车祸背部伤得很重，以致无法行动，束星北得到消息后，又给王淦昌打电话，嘱咐他照顾好李政道，并用军令部派给他搬家使用的军车，专程将李政道从遵义接到重庆。李政道的骨伤养好后，投奔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麾下，束星北又向吴大猷特别推荐，情有所托。
李政道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时，就顺势提到了束星北的名字。以后，凡有机会，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到自己的恩师并设法同他见面。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师生尽管见面未果，可是束星北的境况开始变化，对他而言，真正的变化是允许他“做事”了。这让束星北感觉到生命的意义，甚至他在接到一项中国科学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的“冲击对两金属粘合剂的破坏”项目后，一些多年的疾病竟在工作中好转自愈了。这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奇迹。
遗憾的是，奇迹没有延续，在1978年复出后，上帝只给了他5年时间。这5年，是一个科学家生命被重新激活的5年，为了追回20多年的损失，他一刀将“历史”斩断：不会友，不开会，不参加一切同科研与业务没有关系的活动，甚至连平反昭雪这样的政治大事，也不去过问。弥留之际，带着无尽遗憾的束星北，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科研“标本”送给外科大夫，一是他因肺气肿长期注射肾上腺素，按常理，这必然对血压和心脏带来不利影响，可是他血压心脏却一直很正常，其中必有原因；再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大脑是个奇迹，70多岁了，可其活跃程度、记忆力、想像力和认知能力一点都不亚于30岁的感觉与状态。他让大夫在他死后进行解剖研究。
他去世后，医生按照遗嘱只对他的大脑做了解剖，结果发现，这个一点都不亚于年轻时的天才的大脑，已萎缩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要以宏观的角度去肯定束星北的科学成果，弘扬这位天才物理学家的科学精神！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