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龢（1900-1987）
语言文学家。字洽周。江苏江阴（今张家港）人。1937年8月应聘任浙江大学教授。193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郭斌龢兼任两系主任，后又任外文系主任。他少承家学，接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后又深研西方文学、哲学，精通古希腊、拉丁及英法诸国语文，是“学衡派”的主要力量。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继续发扬“学衡”的文化精神，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在教学中多采用比较的方法。
主要译着有《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柏拉图《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等。
学贯中西的“白璧德弟子”和“柳门弟子”
提到郭斌龢，恐怕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可是，对于历史上浙江大学的发展，尤其是浙江大学文科的发展，他却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
郭斌龢（1900-1987），字洽周，江苏江阴人。少承家学，诵读诗书。他早年先后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在美国学习期间，他曾亲炙于“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此后，郭斌龢又游学于英国牛津大学。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有一个被称为“柳门”的学派，也就是文史大家柳诒徵开创的学派，郭斌龢即是“柳门”弟子之一。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融会了新知和旧学的知识领域，使得郭斌龢的学术成就不同凡响。
然而，在当时的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成为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以及教育界的主潮，鲁迅、胡适等引领风气——高校、报刊、社团……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熏陶下以不可抵挡的势头向前迈进。但“君子和而不同”，当时国内以文化保守主义着称的“学衡派”，却显示出另一种姿态——留学美国的梅光迪、师出白璧德的吴宓，以及郭斌龢等，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认同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试图对“现代化”的世界潮流进行纠偏——所谓过犹不及，科学也好，民主也好，一旦逾出其底线，就会变成所谓“泛科学主义”以及“大众民主”，这却未始不是人类的灾难。那么，返回头来看，人类东西方古典的精神和文化、人类历史上赓续下来的那些传统文化的菁华，不是大可发扬而光大之么？
这，就是“学衡派”以及郭斌龢他们当年的主张。不过，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弱势的声音了。
移师浙大
郭斌龢学成回国后，不久即成为“学衡派”的一员干将。此前，他曾相继在香港育才中学、南京第一中学任教；及留学归来，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
1937年8月，就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前，郭斌龢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
随即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西迁，在贵州遵义的湄潭，郭斌龢临危受命，出任浙大文理学院（两年后文理学院又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后来他还一度担任过外文系主任。
郭斌龢之所以会来浙大，与竺可桢的文化思想和办学宗旨不无关系。
当时的浙江大学，在竺校长海纳百川的气魄之下，曾容纳了许多不同学派的知名学者，其中如梅光迪、张其昀、王焕镳、郭斌龢、张荫麟、缪钺等，都曾是“学衡派”的成员，也有许多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即此前的“南高”）的故旧。
因此，郭斌龢赴浙大，以及由他主持浙大的中文系、外文系，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郭斌龢办学的思路，正是贯彻了“学衡派”的一贯思想主张，如郭斌龢所作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的报告，其中系统阐述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就与他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理念相一致。至于教学，郭斌龢自己则在中文系、国文系开设有“文学批评”的课程，并引入了当时还是十分新鲜的“比较文学”的概念。在讲课中，他还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法国古典诗人和批评家圣伯甫的文论相互比较，进行通讲，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范本。在外文系，他则开设有希腊文和拉丁文课，以此让学生知道西洋文学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和渊源所在。
此外，为了响应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的办学理念，当时浙大的文科在战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创办有两个学术刊物——《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和《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郭斌龢则是前者的主编，以及后者的编委。这两本刊物在战时的后方都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遵义时，浙大的文科学者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整个大后方学术的刊物——《思想与时代》，而郭斌龢也是其主要的编辑和编务之一。
至于说到郭斌龢的学术成就，我们知道，在浙江大学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一直有一个传统——所谓“言必称希腊”，这有郭斌龢，有张荫麟，有严群，以及后来的陈村富等。而早在郭斌龢毕业于香港大学时，当时该校校长沃姆告诫他：“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
于是，他发奋学习中西古文，从源头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语言，所谓“两脚踏中西文化”，绝非虚语。后来郭斌龢熟谙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并曾在《学衡》发表有许多关于希腊历史和柏拉图的着作，后来泽惠学界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也出自他的译笔。
1946年9月，郭斌龢离开浙江大学，回到了他的母校——南京中央大学。
此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学（其前身即是中央大学）任教。
诠释校歌
现在，浙江大学又在开始温习当年由马一浮作词的校歌了。可以说，当年这首校歌，融入了竺可桢校长以及众多浙大师长对浙江大学的理想和抱负。
郭斌龢则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尤其致力于发掘现代大学的理念，这是他和他们这一辈师长给予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郭斌龢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指出：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的，它与蔡元培在北大办学的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如出一辙，可见，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新青年派”也好，“学衡派”也好，都是相去不远的。
郭斌龢还以为：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所谓“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这又与竺校长的“求是”办学宗旨紧密相联。
郭斌龢还诠释说：“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总之，大学如何区别于专科的“学院”、大学培养什么人才、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是什么，等等，郭斌龢体会和解释得都十分到位。
至于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恰好又与郭斌龢曾所在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真”不谋而合，对此，他和竺可桢等都有十分深刻的体认。至于具体到了中文系，郭斌龢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据），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
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
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据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这就是当年浙大中文系的办学宗旨，可谓标高绝响、陈义甚高。
郭斌龢还对这一宗旨做了具体的解释，他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
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牵之见，偏曲之争矣。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有了如此明确和超越性的办学、治学纲领和宗旨，当年的浙大中文系等才会出现了一批不俗的师生，如梅光迪、王焕镳、邵祖平、钱基博、刘永济、缪钺、孙大雨、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陈逵、田德望、郑奠、郦承铨、夏定域、李絜非、萧璋、夏承焘以及刘操南、琦君、胡品清等。这也让我们在今天遥想不已：那个果实累累的日子，还会来么？
民国学界的“郭林宗”
笔者研究民国学人，对郭斌龢曾深致意焉，然而苦于史料的阙如，更不曾目睹其人之光彩。后来三联书店出版《吴宓日记》，得知其人事迹颇丰，又得以寓目当年英国牛津大学的郭斌龢、吴宓、刘咸、费福熊（即费巩）四人的照片，算是一个心愿的了结。
在我们固有的思维中，彼辈“旧式学人”，恐怕是一群不知世事的冬烘先生。其实，他们却是讲究气节、绝不苟且的一批可敬的师长。那还是抗战的后期，长年的战争已让社会的腐败呈现出来，民生凋敝，而当局依然文恬武嬉，倒是这一批穷愁潦倒的学究忧患天下，情不能已。有一次，郭斌龢和缪钺谈及时局，不禁又纵论史事，其谓：“东汉桓、灵之间，虽主荒政谬，朝纲日凌，而士节弥励，清议犹存，激浊扬清，伸张正论。故顾亭林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缪钺当下作诗云：“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末流方混浊，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
“郭林宗”，正是汉代士子的楷模，显然，诗词大家的缪钺对郭斌龢有着相当的寄望。而在当时，正如杜甫所云：“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彼时的郭斌龢虽然穷得靠借贷度日，却还在那里一味讲究“士节”，算得上是“风高响劲松”矣。有时，他与学生谈话，也以此为标榜，并提到在湄潭教课的老教授祝文白（廉先），他说：“祝先生是求是书院的老前辈，他和陈布雷是同学，两人很要好，但他却从来不想做官，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话，实在也是郭斌龢的“夫子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