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战时浙大“访问学者”的钱穆在其《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所以要引用上述一段话，是想说明：在编写这本《名流浙大》以及翻阅校史资料的过程中，不知怎的，脑海中不断翻滚着钱穆《国史大纲》前言这一段话。那么，或者可以这样说吧：浙江大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而我们浙江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莘莘“求是”学子，“对本校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进而，如果“对本校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校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能带给我们许多情愫和感怀，比如说对已往校史上的众多“名流”，对他们的了解可能会让我们深刻“感到现在我们绝不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们的路还很漫长，过去的光荣需要我们承继和延续，因而我们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说了这一点感想，再来说这本配合母校110年校庆而撰写的《名流浙大》。
《名流浙大》，其实是说浙大百年历史上的科学和文化传人。所谓百年名校，或者从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到后来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此外还包括了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等），再到1928年4月易名的浙江大学、1928年7月的国立浙江大学，以迄其后；或者以1998年9月四校（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而组建的新的浙江大学定位，浙大的百年历史，可谓风雨如晦、根系繁复。显然，以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和研究的能力，还没有力量对之给予全面的展示，因此我们也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来参与校史的梳理、研究、书写的工作，共抒我们对母校的“温情与敬意”。
至于百年校史上的名流或文化传人，我们初步认为：因为母校地处江南，于是这一方水土给它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和文化等相应的文化积累的条件，加之历史上江浙一向人文繁胜，这又为它提供了强大的不绝的人力资源；此外，母校是与祖国步入“海通”（所谓近代化）的时代相始终的，因此它的时代特色非常显着，这从“救亡”的使命再到竺可桢校长培养“领袖群伦”的高标绝响（即旨在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的办学宗旨，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因此，它的起点非常高。再比如说，母校的创立，开始时它就处于宋代浙江“永嘉学派”（所谓“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改革思潮的语境之中，因而进出母校的师生不乏中国历史上的名流之属。再有，百年校史，母校的师资强（所谓大学者，当年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梅贻琦则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竺可桢则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学生素质也较高，各任校长亦大多名副其实，兼之学校地理位置毗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和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上海，过往学者也不绝如缕，这就有了名流辈出的历史背景。因此，收入本书的浙大名流，当然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果假以时日，或者有连续出版的条件，《名流浙大》是完全可以做大、做强的。
那么，这第一本《名流浙大》，主要选取了百年校史上代表性的部分校长、教授和校友，撷取一些片断，来展现当年一些校长的办学理念和他们治校育人的实绩；展现一些知名教授的文化品格和他们治学育人的事迹，以及他们作为学术大师的风采；展现一些杰出校友身上所体现出的“浙大精神”和他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这样的回忆和书写，可以让我们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社会实践等层面进一步来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其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什么？它有什么？以及它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如果说一所好的学校是校长、教授、学生等的一种“集体到位”——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又有各自丰富的个性，同时又能够在制度上进行创新，更能在精神上不断承继和拓展，因此才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话，那么，百年历史的浙江大学就不应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校史”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知识共同体，或者一个由有血有肉的、有学问又有精神的人物（名流）所组成的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这就是本书的宗旨。这就如同当年王国维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么，百年名校则因以精神为上，所谓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历史上的浙江大学对此有极为丰富的阐释空间，由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年竺可桢校长曾经提出过的“求是”校训，才能进而用历史资源来澄清和说明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有关当前中国大学问题的一个讲话——“大学如何才能产生人才？”
如此，本书或者还可以从历史上的浙江大学（同时可以参考一下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的角度，来回顾百年中国大学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了望新时期中国大学的发展前景！
是为序。
郭汾阳
记于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