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如贸易、文学、法律、火轮船、火轮车、火车、公司等词，裨治文等人的著作在未被收录《海国图志》之前，可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它们所包含的新词可能也不为人们所常用。所以这些词的命运随着裨氏著作和《海国图志》等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而改变。可以说，裨著对于现代学者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提供了很大帮助。笔者下面试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所出现的和重新启用的新词略作探讨，有些地方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相比照，加以说明。
日常生活类：
架非，即咖啡。例如：饮食则每日三餐，早膳或饭或面饱（包）或猪、羊、烧、烚不等，亦有牛奶、鸡蛋、牛油、茶、架非（架非是将青豆炒焦研末，水煎或白滚水冲隔渣各物）。
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解释咖啡的可能就是裨治文。后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把“架非”转抄为“架菲”，《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美理哥国志略》几乎完全抄录《海国图志》，所以仍为“架菲”。所以时人以为“架菲”一词第一次出现于1838年的《美理哥国志略》。
礼拜，即星期。例如：“每七日一礼拜，是日惟养心教人已矣。”《词源词典》（第153页），早期例证为1852年《海国图志》。
礼拜一，即星期一。例如：“以十二月初礼拜一之日，齐集京都公堂会议”。
《词源词典》（第154页），早期例证为1876年葛元煦的《沪游杂记》。
新技术类：
棉子风柜，即轧棉机。例如：“棉花价不高昂，因有棉子风柜也。棉子风柜可以去棉子而取棉花，且每柜能当数百人之工。”扭榫，即自来水龙头。例如：“……街中、家里另各竖一管以截其水，管上一扭榫。如欲放水，则扭出其榫，欲止其水，则扭入其榫也。”黄河清在检索tap（英语）一词时提到五个词目，但没有提及裨著中出现的“扭榫”一词。
火车。例如：“其外更有火车，不用马匹，内以火力旋绕，日可行千余里。”烟柜，即蒸汽机。例如：“其烟柜在车则云火蒸车，在船则曰火船，此皆赖水蒸之力旋转而行。”《词源词典》对烟柜、火轮车（即火车）、火轮船（即轮船）的早期例证都举自《美理哥国志略》：“烟柜在车则云火轮车，在船则曰火轮船，此皆赖水蒸之力旋转而行。”经对照，《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载《美理哥国志略》与原著有出入，1838年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并无“火轮车”、“火轮船”两词出现。
寒暑针，即测量气温的一种温度计。例如：“欲知土地之美恶，必先知寒暑风雨之候，故设一寒暑针，用年月日较之可知其寒暑。”铅字，指用铅、锑、锡合金铸成的印刷或打字用的活字。例如：“书板则极多，盖不用一定不易之板，而用铅字活摆板也。故用铸字、制纸、印书三等人甚多。”电机远报，即电报。例如：“又有电机远报，安设水陆，用以飞传一切音信，不论军国政务，虽千万里，弹指可通。”文化类：
博物院，即博物馆。例如：“省城内有一博物院，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人。”“博物院”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十分常用的词。
大书院，即大学。例如：“大书院共六所，内一所自始建迄今，已历二百年矣。”马西尼以为裨治文用“大书院”指哥伦比亚大学，举例：“纶备亚……教会约二三百，大书院二所。”对“大学公堂”和“大学馆”的解释也是如此，以为裨氏用这两个词特指伦敦大学。马西尼所述并不全面，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裨氏原著全文，只能摘录裨著部分内容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其实裨治文在介绍每州概况和全国学校中，对应“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这一概念，用词较多，如“大书院”、“大学公堂”、“大学馆”和“大学”等，并非特指某所大学之义。
大学公堂，即大学。例如：“建大基部……教会约四五百，大学公堂五所，各处小学馆亦不甚多也。”大学馆，即大学。例如：“另有大学馆，惟许已中举者进焉。”《词源词典》（第44页）中，“大学馆”的早期例证为1872年志刚的《初使泰西记》。
律例院，即法学院。例如：“共计国内律例院有数十余间，每间有一师掌教，进院习读者，以三年为满，皆不过训告规条律例而已。”演武馆，即军事学校。例如：“国中有一演武馆，在省内活得逊河傍，地名西角。”其他表示军事学校的名称如兵法馆、兵学校、韬略馆、武备学堂、武备书院等，首次出现时间都比“演武馆”迟。
凸字，即盲文。例如：“盲者即有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公项书，即公共图书。例如：“（费治弥亚省）……书院有四，内共为师者几十位，从学者几百位，公项书数千本。”新闻书，即杂志。例如：“另外亦有每月新闻书，书内载……其书有一季一出者，约二三百篇，……亦有如中华之时宪书，一年一出者，约三四百篇，……”文凭，原指用作证明的官方文件，后指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例如：
“在内四年，每岁逾等，文凭给领。”《词源词典》（第272页）举例1890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统领，即总统。例如：“京都内有一统领为主，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个人选择。”总领，即总统。例如：“……此时有合省货船为西班雅人所劫，合省国总领知之，起兵反讨于西班雅王。”首领，一指总统。例如：“国法虽定，尚未有文武员弁，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文武各员，亦议定焉。”一指州长。例如：“各省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民选议事者，或十余人和数十人无定。”公议堂，即议会。例如：“中建公议堂、君主宫室、百官部署，以及民居咸在。”《词源词典》（第90页）举1891年林乐知所著《三得惟枝岛纪略》为早期例证。
议事阁，即众议院。例如：“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词源词典》（第317页）释为“议会”，举例1852年《海国图志》。
选议处，即参议院。例如：“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议厅，即议会。例如：“遇补省到议厅欲议公事，王委大宪即驱散之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载《美理哥国志》抄录为“议事厅”（第2页背），而《词源词典》（第317页）对“议事厅”的早期举证为1875年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
察院，即法院。例如：“……欲人遵守，则有审理犯例者，此察院所由设也。”《词源词典》（第29页）举例1847年林的《西海纪游草》。
国例，即宪法。例如：“新国制例有三：一曰国例，为二十六部所通行；二曰部落例，各部不同；三曰府例，每府亦不同……四曰县例……；五曰司例……”公司，特指东印度公司。例如：“英吉利王则谕，公司船至此，不向卖者收税，而令买者纳也。”18世纪就已出现，不同时期指称范围不同。
其他：
管理，表示监督和管理某些特殊事务，作动词用。例如：“国中察院有三：管理都城者，曰京察院；管理二三部落者，曰巡按察院；管理一部半部者，曰分巡察院。”根据高名凯《外来词研究》（第93页），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原借词。
会议，原义是“聚会论议”，后指有组织、有领导地商议事情的聚会。马西尼认为自裨治文始将它当做名词来使用。马西尼理解错误。裨氏原著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载《美理哥国志略》中，多次出现“会议”，但都是作动词使用。
例如：“设与外国相争，外邦求和，统领必会议，然后如其所请。”法律，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而不是来自日语的借词。因为它在汉语中古已有之。《职方外纪》中就已出现，1838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用过。例如：“……京都有一察院，院内共七人，以每年正月齐集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
第三节 对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影响
虽然裨治文当初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是给中国人阅读的，但是笔者发现19世纪后半叶的在华美国人甚至美国当局也极为看重此书。
1854年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带领裨治文等人乘“色斯奎哈那号”前往南京太平天国总部，5月27日到达。美国人曾要求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见面，被拒绝。美国人收到太平军的拒绝信后，对太平军相当失望，他们觉得此信“语气和体裁都极怪异，令人惊诧”。为表明美国与太平军接触并非为了向其纳贡，“色斯奎哈那号”舰长布嘉南便立即回信并附上一本美国史著作及一幅美国国旗图案。布嘉南在照会中称：
……又着本军门达知，在我国国家向来与别国交往，从无纳贡，即使纵有自大之过，我合众国亦总未有尊之为上者也。兹付去本国纪略一本，旗式一纸，乃我钦差送上贵国首相细阅，以免日后恐有错误，认别邦为我国之差也。
这里的“本国纪略”据说就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还成为美国人赠送中国政府的珍贵礼物。1862年，美国使臣蒲安臣赴京呈递国书时附带呈上汉文版《圣经》和新版《联邦志略》。可见美国政府也相当看重此书。1863年卫三畏在京城担任美国驻北京使馆参赞时，曾把此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斌椿—— 第一批受清政府派遣赴美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之一。
1868年时，《大美联邦志略》在上海还有出售，可见此书在当时仍有一定的需求和影响。同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主编的《教会新报》，还在向读者介绍“花旗国人，有名望之裨治文先生”的《联邦志略》。编者认为《大美联邦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原原本本，颇极详明”，并摘录其中有关美国交通的一章内容以飨读者。
直至19世纪末，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还被美国史家作为撰写中文美国史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1899年，美国作家蔚利高于福州美华书局出版《大美国史略》一书，还在直接参考裨氏著作。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此书之所以能完成，所得力的汉文著作即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作者声称“久耳其名，嗣于友人处当得之”，而且“取资特多”，为表示不“掠人之美”，又在《凡例》中说明有采裨著内容。
种种迹象表明此书在美国人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此书，至少在当时是全面而正确地描述美国历史的最佳中文版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日本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由于叩开日本国门的是美国人，所以，日本人首先迫切希望了解的，是有关美国的知识。《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其中美国部分的内容就成了他们的重要参考资料。仅1854年，翻刻、译解《海国图志》美国部分不同名目的选本，就有八种之多。随着《海国图志》的广为流传，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也受到日本人的注目。
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提到“又有日本人以其国语译者”。梁植也提到有名叫“可行者”的日本人从“林本”（指《海国图志》）中摘出《联邦志略》的内容，加以翻译。
1862年6月，日本一艘从长崎出发的贸易船“千岁丸”到达上海，船上除了幕府任命的官员外，还有后来在日本政界、军界、财界赫赫有名的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五代才助等十几名藩士。这些藩士在上海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在各大书店、书摊大量收购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一部分人还专程造访有关新学书著者，求取著作。高杉晋作就数访慕维廉，求得一些新学著述，其中就有《联邦志略》、《上海新报》、《数学启蒙》、《代数学》、《地理备考》等。
这些书籍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欢迎，纷纷加以翻译、训点、评论和刊印，成为当时日本人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启蒙书籍。
《大美联邦志略》传入日本后，就有学者箕作阮甫加以训点，在其去世后翌年，即元治元年1864年正式刊行。从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箕作阮甫训点的《联邦志略》来看，与墨海书馆1861年版相比，该版只有细微的改动。一是古今地理图和大美联邦全图等图横竖颠倒：二是把梁植的“跋”从原著的最后面移到最前面，从中告知读者有关裨治文的生平。
而风行中国的《米利坚志》，就是因为日本学者冈千仞和河野通之认为美国人格坚勃斯的原著过于简略，从而依据《联邦志略》、《瀛寰志略》、《万国公法》和《格物入门》等书补充之而编成的。
除去内容参照《联邦志略》外，《米利坚志》在写作手法方面也模仿裨著。比如，关于美国的邦名，如“马洩朱些斯”简略为“马邦”，“牛含布什尔”简称“牛邦”，作者明确提出这是仿照《联邦志略》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