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芳川将郑和与达·伽马、哥伦布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尽管郑和的远航在历史背景上与后两者有相似之处，而且在航海时间、规模、交往范围上都优于后两者，但在航海的深层动因、与对象交往的性质、航海的影响和后果上却有着巨大差异。在他看来，郑和的航海动因是皇权对威望和声誉的追求，其政治考虑压倒了经济考虑；而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经济利益的刺激。郑和的目的是要和海外各国搞好关系，确立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达·伽马和哥伦布则表现出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结果。郑和的航海活动强调“厚往薄来”，增加了财政负担，甚至还抑制了国内的经济发展；而达·伽马和哥伦布的活动则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西方超越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何芳川的结论是：西方新航路的开辟，是奏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而郑和的远航，不过是东方封建制度的绝唱。
罗荣渠的《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表达了更强的现实感。
此文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郑和下西洋在时间、规模、技术上远胜西方，但实际上东西方的航海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郑和下西洋依然是王权朝贡制度、册封制度的表现，其活动完全受制于政治，其组织形式也是劳民伤财的国家组织形式，这样的航海活动不可能使中国走向海洋文明，走向资本主义。而西方航海活动是重商主义潮流的产物，国家支持私人进行海上开拓和探险，其组织形式更具有主动性和民间性，由此揭开了西方全社会的资本主义殖民和开拓时代。罗荣渠的最后结论是：航海行为的性质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作为政治决策者，应该把握历史机遇，勇于开拓，与时俱进，而不应固守旧制；假如古代中国的决策者足够英明，那么郑和航海活动完全可以变成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如果说罗荣渠先生惋惜政治精英痛失政治革新的机遇的话，赖进义则痛惜统治者没有保持明成祖的大战略构想，从而失去了曾经到手的海权。他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基于一种大战略考虑，即联合海上诸国围堵或牵制帖木儿帝国的攻势。正是这一次次的下西洋活动，才确立了中国在印度洋上的霸权。但这霸权只是昙花一现。一是因为经济原因。国库负担太重，而郑和远航又不是以经济利益为重，所以越来越没有维持霸权的物质力量。二是统治者本身的政治眼光短浅，没能继承成祖大略。所以，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出现的海权就没能如西方近代海权一样，将经济利益与海上霸权紧密结合起来，形成长盛不衰的局面。陆儒德也谈到了海权问题，而且谈得更现实。他认为，郑和已经具有了近代海权意识，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只是封建统治者故步自封，只看到自然经济和农本社会的优越性，排斥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最终导致海权的丧失，也丧失了近代化的机会。
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出现上述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现代化的弊端开始显现，有些人转而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某种治疗现代病之良方，于是出现了对郑和航海活动的颂扬。对郑和下西洋作出正面评价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凸显郑和航海中表现出的优于西方的特征；一种是将郑和的活动还原到历史情境中，凸显其独特的价值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不再将其与现代化进行挂钩；一种是将郑和航海的价值提升到和西方航海同样的高度。
关于第一种评价，何芳川的转变最具代表性。21世纪初，何芳川一反先前对郑和下西洋的批判态度，转面表彰其正面价值。在《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一文中，他用大半篇幅来颂扬郑和下西洋，尤其是突出其所代表的和平精神，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方文明的暴力和野蛮。然而，在何芳川文章中可以看到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他不喜欢西方现代文明的野蛮和暴力，但又对其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充满向往。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他将郑和远航看做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标，而将西方航海事业及其近代文明看做是人类文明的更高的一个高度。我们似乎可以隐隐猜出何芳川的潜台词：如果西方近代文明能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精神，那就尽善尽美了。
第二种评价以陈尚胜、赵令扬等人为代表。陈尚胜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是明成祖巩固自己政治权威的需要。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他必须“遣使四方招徕”，以塑造自己有德天子的形象。为此，明成祖才不计较物质利益的得失，只为笼络海外人心。而这一切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郑和下西洋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这就意味着，郑和下西洋与现代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赵令扬则从明清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着手来探讨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他发现，明朝很长时间内，占主流地位的世界观就是朱元璋的“华夷有别，四海一家”观念。赵令扬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其实是一致的，因为这句话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是政治上的含义。“华夷有别”是针对北方的蒙古人而言的，当时蒙古人被视为汉族的最大威胁。“四海一家”是针对海外各国而言的，目的是为了联合它们共同应对蒙古人的威胁。第二是文化精神上的含义。“华夷有别”是为了重塑汉族文化的精神，这也是“四海一家”的前提。“四海一家”就是儒家秩序的重建，即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天下一统。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出现了郑和下西洋。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动机，郑和远航都与近代资本主义无关。陈尚胜和赵令扬的文章，还从一个侧面解答了罗荣渠提出的问题，即郑和到底有没有可能将中国带进现代社会。陈尚胜和赵令扬的研究表明，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儒家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根本无需他求。所以，想让郑和下西洋活动滋生出近代精神，完全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
第三种评价以万明为代表。万明勾画出了郑和下西洋所造成的世界一体化图景，认为郑和航海活动就和西方航海家开辟新航路一样，促进了全球物质文化的交流，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国也从陆地走向了海洋，由相对封闭走向了开放，由一隅走向了世界。这无疑是在说，郑和已经完满完成了开拓世界市场、贸易近代化的任务，留给人们的只是如何维持和经营这一市场的问题。这样的郑和依然是西方视野下的郑和。
这一时期还有一本海外郑和研究著作在国内掀起了波澜，此即英国人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在书中，孟席斯对郑和航海之辉煌业绩描述得无以复加，并且将一系列的头衔从西方人的头上摘下来，冠于郑和头上：郑和于1421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70年；先于库克船长350年，发现澳洲；郑和首次完成环球航行，比麦哲伦的出生早一个甲子；郑和船队解决了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等。此书一出，舆论哗然。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如果其属实的话，足以颠覆我们以往某些固有的航海常识。这也令华夏子孙倍感自豪、无限荣光。但是，对此书的评价并不如作者想象的那样，出现一边倒的颂扬之声，反而是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还将海内外的评价专门编辑成刊，如台湾海洋大学的苏明阳先生所编的《郑和研究与活动简讯——评介<；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特刊》。在该刊中，收集了海内外多家权威媒体和有名学者对孟著的反应。他们几乎都持怀疑态度。苏明阳先生的结论是，这是一部商业哗众取宠之作，不具有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严谨性。葛剑雄先生也指出这一著作的不实之处，认为其绝大部分论据皆有待商榷和考证。因此，我们在感到激动的同时，也要冷静思考，这种自豪是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借助孟氏的这一著作扩大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但是我们自己内心要有一个清醒的定位。孟氏这种无度地肯定和颂扬有些不负责任，他似乎依然是以一种把玩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心态来写作的，这就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出于商业的炒作，故意哗众取宠，自欺并且欺人，最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抛开事实上的牵强附会不说，孟席斯所持有的历史观和万明先生依然是一样的，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翻版。他评价郑和的标准显然是西方近代标准，即以技术等物质力量作为唯一的标准。他对郑和的推崇也就不外乎其航海技术的高超、航海范围的广大。他没有考虑在物质技术力量背后的东西，如精神观念、意识形态等。郑和航海首要考虑的不是物质利益，也不是技术进步，而是一个道德宇宙的稳定。哥伦布等人航海则是为了利益和征服。如果说郑和是以道德价值来统驭物质技术，哥伦布等则是为物质利益而使用和发展物质技术。对物质技术的不同态度才是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达伽马的航海区别之所在，所以，即使证明郑和航海比哥伦布等早近百年甚至更多，郑和的航海技术高出西方，也没有多大意义。
郑和航海的物质技术力量超过西方，早就有学者论述，但这并没有改变东西方走上不同道路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孟氏的行为不过是画蛇添足。郑和航海的时间再如何早，也不会开出资本主义追逐物质的世界来。两种完全不同意识世界的活动，不能以简单的对比来评价其优劣。以近现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对古人似乎是不公平的。列文森的论断至今仍有效力，他说，中国人与物质技术或科学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缺少创造高超技艺和发展物质力量以及追逐物质利益的能力，问题是中国人不愿意将其放在首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道德追求所决定的。儒家君子小人之辩或义利之辩贯穿始终，在其看来，成为一个将道德修养放在首位的君子，远比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活得更像一个人。正是对人的这种设想使郑和等航海家们没有做出西方殖民者所做出的血与火之残酷行为。用列文森的话说，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不愿。而这在现代人眼中看来，就是落后和保守之行为了，这显然是草率之论断。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到底孰优孰劣，现在下结论还嫌尚早。现代社会的弊端已经开始呈现，现代社会（受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社会）将人类最低级的问题——即生存及其技艺——抬升为最高的问题，对于真正的高层次的问题，即人之何以为人的问题，反而束手无策。而传统社会中对人之核心问题——道德问题却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传统文化是否过时也有待考察。就现在来看，它反而能治疗某些现代病，这就是何芳川等学者不愿完全否定郑和航海精神的原因所在。有些学者，如陈尚胜等，也已经开始关注传统社会某些遗产的宝贵价值了。
总之，指导孟氏进行研究的依然是西方中心史观，它崇尚物质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是胜者为王之丛林法则的集大成者。在无论是赞颂还是批评孟氏的观点中，多少也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只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的现代价值观之循环，才能对其著作有更完整的认识。
在上述诸种修正倾向中，我们依然会看到其理论上的缺陷和困境。其一是矫枉过正。这就是在批判现代化的某些缺陷的时候拒绝所有现代的成就，并开始无条件地赞颂古代。但这种赞颂却又时常以现代价值为标准。其二是西方理论的困扰。我们在批判现代化和接受后现代的时候，使用的依然是西方的理论，因此，我们就依然是在西方的影子下生活。无论东方主义的诱惑力多大，也不过是西方人自己反思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自发自觉地对自身价值的发掘和认可。我们依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真实性，我们始终在借助西方的标准来调整自己。这样，具体在郑和下西洋研究上，无论我们批判郑和还是赞颂郑和，都不是对郑和本身价值的客观探索，而是以西方价值标准进行的衡量，如此，郑和下西洋的真正价值就依然没有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