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村建设用地要和城市同权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要改变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不能公平同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不少地方在农村征地过程中损害了农民应有的财产权利。当前农村土地市场和城市是处于隔绝的两个市场。地方政府往往以非常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农村建设用地，转手后又用城市建设的市场价格售出。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或者“以地套现”，使得农民被动上楼，被城镇化。这样的不良倾向，值得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学院院长 温铁军）
土地制度改革须破解六大误区
当前，土地制度改革中存在六大误区：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
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跳出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华生）
劳动力土地住房三位一体格局明朗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无疑将大大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
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不言而喻的作用。中国未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逐步将趋于统一，在此基础之上，劳动力、土地、住房三位一体的市场化格局也会更明朗。实际上，围绕着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意味着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又将向前迈出一大步。（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王珏林）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需要制度统一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要积极探索和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特别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这个试点方案在2008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出台，五个省市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台正式实施方案，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反映了这个问题难度很大。需要通过采取相应的一些政策措施推动地方上的试点，逐步实行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待遇上社会不公平问题。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金维刚）
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领导改革的能力”
公报绘制了全面改革的蓝图，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任务。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能否按照预期目标推进，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的能力是否适应。所以，全会要求，要加强和改善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能力。紧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这样一个主题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戴焰军）
加紧构筑社会建设和管理升级版
已故着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有一次谈到，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一定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套用这个逻辑，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的背景下，出现这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且日趋复杂，化而不解，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过去三十多年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逐渐形成了GDP 崇拜，过度地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中心，相对地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和社会工作。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透露，除近期改革外，中国正在研究推动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方案。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临界点，而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这个临界点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的“治理”概念无疑成为一大亮点。《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社会体制改革：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逻辑起点”
全面深化改革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其中，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六项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必须启动社会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有麻烦。中国可能会经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历的痛苦，不死不活，长期停留在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望，政治不稳定，社会没秩序。中国最关键的就是社会改革，而社会体制改革可谓意义重大，牵扯到很多利益集团。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性改革。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情况，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是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三阶段是到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与现代化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转变政府职能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攻坚克难的新历程，也同时表明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新一轮总体改革的着力点，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入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突破口和关键是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社会建设的成败。社会建设三个阶段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发展一样，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个转折点就是要转到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陆学艺还建议，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这是因为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排序，经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应该重点进行社会建设，然后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中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创新。
社会治理和时下流行的政府社会管理概念有着重大的区别。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对来说较为单一，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而社会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社会，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将政府管理社会理解为防范管控社会，这种防控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编织一张严密的防控之网。一些地方和部门将政府社会管理理解为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方式达到管理的目的，对方只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而缺少应有的权利。
社会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协作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合作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协商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命令和控制，倡导政府社会管理的透明化、法治化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社会政策决策。社会治理倡导社会自治，倡导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强调尊重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权利，主张激发社会成员的权能，使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社会管理包含有社会服务的内容，但社会成员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服务的对象被动地接受服务而没有更多的选择权。社会治理倡导社会成员主动表达需求，自主提出所需要的服务项目，政府则对项目的实施提供资助，社会组织自主组织实施服务项目并接受资助方的评估。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不再是单纯享受社会服务的被动对象，而是需求的表达者、项目的选择者和服务的供给者。
我们期待，中央能够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推出中长期改革的总体方案，以进一步明确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为10个现代化
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经过对比和测算，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0年以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10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民生事业现代化、社会事业现代化、社会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现代化、社会文化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社会安全现代化、城乡社区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2012年11月，《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一书正式首发，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的47名专家学者齐聚太仓，举行了“社会现代化：太仓实践”研讨会。这次会议总结出的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引起各界关注和思考：第一，基层单位要推进社会现代化，应坚持以人的观念转变为先、目标设计以转轨为先、运作方略以转型为先的路径。第二，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互为动力、互为依托的关系。两者协调发展是推进社会现代化的真谛。
第三，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让民众增加幸福之“量”，更需要通过社会变革给民众更多幸福之“质”，塑造现代化的社会新格局。第四，推进社会现代化要从更多地为人民群众谋求切身利益做起，引导民众从本地的实情出发，树立一个足以让干部群众人人向往的宏大目标，并带领干部群众去实践和探索，从而真正调动起“党委、政府、社会、民众”四个方面的积极性，造就上下一心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良好氛围。
新兴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意义重大
治理格局：丰富权力主体、重塑治理结构
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使社会当中的权力主体更加多元和丰富。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能够加入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来。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只有政府作为单一权威的管理模式，治理意味着政府并不再是社会唯一的权力中心。
正是由于权力主体的改变，国家的治理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以往的国家治理以政府为“单中心”，从而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这种格局是“一极的”——政府处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最顶端，它通过行政命令来管理社会。而加入了其他权力主体的治理是一种开放的状态，它变成“多中心”结构，这种结构是“网络式”的，是“多极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社会组织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它们能够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部分行政管理责任。
治理方式：改变权力和资源的运行向度
治理模式下权力运行向度会发生变化。在过去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权力的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运用政治权威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垂直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寻求一致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和相互的，这一过程会形成一种交互式、发散性的权力运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