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对蕴含意义的数据的专业化处理，获得意义控制权。在世界史上，人类在第一次浪潮争夺对胃的控制权，靠把功能专业化，实现生存主动权；第二次浪潮则争夺对钱包的控制权，靠把价值专业化，实现发展主动权；第三次浪潮是在争夺对大脑的控制权，靠把数据专业化，实现意义满足（所谓“满意”）的主导权。
从战略生态链上说，意义管价值，价值管功能。美国的思路很明显，就是用第三次浪潮，把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拍死在沙滩上。中国人对此尚未完全察觉，还在热衷忙活胃和“铁公基”这些GDP上的事。
中国在1820年时就曾是GDP世界第一，结果仍被英国打败，即便中国重回GDP世界第一，不越过战略上的数据鸿沟，还会被动挨打。
第三是产业上的数据鸿沟。大数据听起来很技术化，但大数据的关键并不在数据原料的多，而在于数据加工能力上的高，这才是大数据真正的价值。在即将到来的大数据时代，中国如果只用山西煤老板的眼光看大数据，钻到数据采矿业这个低端，而不能控制数据加工业，就会成为大数据上的中东、非洲，成为低端的原料和自然资源生产国，错失上万亿美元的高端发展机遇。
如果中国陷入群龙无首、无头苍蝇式的大数据狂潮，大干快上大存储、大数据中心、大产业园，这样的大数据产业可能只是肥了投机房地产或钻税收优惠空子的人，仍然避免不了落入数据鸿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产业文章做在数据加工增值上，不光要“收集庞大而复杂的数字资料”，更要着力“从中获得知识和洞见以提升能力”。美国这一思路值得借鉴学习。
第四是民生上的数据鸿沟。从国际竞争角度讲，对大数据制高点的争夺，实质是在控制未来全球网络大脑的意念，左右老百姓对意义的解释权，针对的就是“上兵伐谋”中的“谋”，它关系到一国国民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满意不满意的解读权、裁判权。美国专家深知操纵数据来影响人们的意念，并用这个原理操纵选举，通过把调查或选票上的问题，从“你认为这个候选人真的很好吗”变成“你认为这个候选人真的很坏吗”，来改变中间选民的意见流向。大数据一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这个问题就会从个例蔓延成全面影响。中国只有重视这个问题，才不会落入民生上的数据鸿沟。
如果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可能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一种出于警醒的判断。那么，从乐观的角度出发，站在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下，可以说所有国家目前还只是站在大数据时代的门口。从大数据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事实上，全世界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场革命，尚不了解数据的类别、品质和价值如何界定，也不知道数据的隐私、安全和版权如何保障，没有建立良好的数据产业生态环境，也没有针对大数据的教育和训练，甚至连大数据的定义都莫衷一是。这种不清晰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而中国独特的体制允许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不可能想象的尺度上办大事，办好事。政府、企业界、学术界、投资界和媒体需要齐心协力推动这次可能深刻改变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新媒体大数据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作为大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导致用户电脑浏览记录、手机通信记录、网页浏览习惯、微博使用习惯、手机GPS定位跟踪记录等数据大量累积。相关统计显示：2000年，全世界存储的信息中只有1/4是数据信息；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高达98%。业内专家预计，大数据很有可能会推动产生一个新的时代。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产生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洞察社会各方面的细微变化。深入挖掘新媒体大数据蕴含的价值，将有力助推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田丰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未来，数据会像土地、石油和资本一样，成为经济运行中的根本性资源。从更深的层面看，新媒体大数据不仅本身是重要的资源，还可以通过与其他数据资源广泛链接，促使其他数据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深入挖掘新媒体大数据中蕴含的价值，将有力助推中国经济的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扩大内需的动力主要来自城镇化。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这是极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过程，需要新的协同发展政策。通过分析大数据，政府可以对城市进行更为合理的规划与管理，有效缓解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住房、教育、交通等诸多难题。在这方面，2010年，美国东北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随机选取欧洲某国10万名手机用户，追踪他们在6个月中发生的数据，旨在探寻人群活动的范围和移动模式。
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就业容纳器。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还本付息保证和规范的财务会计报表，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题，发展受限。阿里巴巴的小额贷款业务通过将大量的基础商业数据、交易数据、信用数据结合起来进行风险分析，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思路。在金融业，对冲基金也已经开始从社交媒体提取市场“情绪”信息，利用Twitter、Facebook、聊天室和博客用户发出的海量消息开发交易算法，并据此操作市场。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心。在零售业，某些电商平台已经开始通过交易数据分析，帮助零售商实时掌握销售动态，迅速调整库存，以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营销策略；同时，通过将销售信息与买卖方的年龄、性别、地址、爱好等个人特征信息相匹配，可以预测市场行情，引领消费趋势。传统行业的运作方式因此得到深刻改变，行业运作效率大幅提高。
中国经济转型离不开战略新兴行业的成长，而大数据被认为是信息技术下一次重大突破的重要方向。在以前历次信息革命中，中国主要扮演着学习者、跟随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在这次突破中，中国有可能在诸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其一，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规模以及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决定了相关大数据的规模，为未来大数据研究提供许多创新角度；其二，中国在新媒体大数据开发和应用方面拥有广阔平台，有利于迅速培养领军人物——相信通过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紧密合作，中国有望站在大数据领域的技术最前沿。
尽管目前我们对于新媒体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相对于其潜在价值而言还远远不够，未来仍需采取针对性的促进措施。
例如，设计和创建一个数据共享的体系架构，在保护个人隐私基础上实现不同机构间数据的流动；发展处理新型数据的特定技术，培养大量数据分析人才，从而可以高效、精准地处理海量的模糊信息；构建完整的新媒体大数据生态产业链，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组织、查询、管理和应用的良性循环。
中国应加快推进大数据研发与应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将像能源、材料一样，成为战略性资源。如何利用数据资源发掘知识、提升效益、促进创新，使其为国家治理、企业决策乃至个人生活服务，是大数据技术的追求目标。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大数据技术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例如，联合国已经推出了名为“全球脉动”（Global Pulse）的新项目，希望利用“大数据”预测某些地区的失业率、支出削减或是疾病暴发等现象，其意义在于利用数字化的早期预警信号来提前指导援助项目。在大数据领域的落后，意味着国家安全将在数字空间出现漏洞，国家创新能力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落后于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王忠建议，中国应加快推进大数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一是充分重视大数据的战略价值，尽快开展战略性研究。组织各方力量，对先发国家大数据技术研发进展进行跟踪研究，深入分析大数据国内外发展现状和趋势，明确大数据关键技术，制定技术发展路线图。
二是加大研发支持力度。在明确关键技术的基础上，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加大研发支持力度。整合核高基、电子发展基金、云计算专项、物联网专项等项目，支持大数据技术的开发、研究和应用示范，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三是加快推进应用。在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的信息化应用中采购大数据技术，以政府采购引导国内大数据发展。结合当前的云计算、物联网等试点工程，积极开展大数据技术应用，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带动社会其他领域的大数据应用。根据国外应用经验，确定一些重点应用领域，例如电子政务、医疗、教育、能源、交通等，以点带面加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并总结示范经验予以推广。
四是加强基础大数据集建设。一方面，完善数据采集体系。大数据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源，应建立特定主题的数据监测系统，如交通、能源、医疗、自然灾害等专题建立基础数据库，持续不断收集相关数据，为大数据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推动国家基础数据开放共享。美国十分重视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将“共享第一”作为美国联邦IT共享服务战略的基础范式，力推政府开放平台（Open GovernmentPlatform）。中国应加快推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尤其推进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给大数据技术发展提供原材料，促进大数据成果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