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省部级官员群体如何影响中国未来
十八大召开前后，“60后”省部级干部人数飙升引发了多方关注。
据新华网不完全统计，在各级党政机关中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共有161位，其中省级党委常委118位。可以说，“十八大”后中国政坛将进入由“60后”主政的时代。而在未来五至十年，“60后”省部级干部的思想、特质将影响中国的地方治理，他们的执政风格将影响一批年轻干部。五至十年后，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新特点、新形象
“60后”省部级官员渐成中国政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人文社科背景等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八成以上“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为中共党员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指出，在政党政治当中，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政府高层领袖多为执政党的成员。“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成长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入党做官论”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皆如此。
通过梳理，在159位具有明确党籍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中共党员共计129人，占比81.1%；民主党派成员27人（其中包括1人同时具有中共党籍；涵盖七个民主党派，其中九三学社成员最多，11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各5人；中国致公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各2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各1人），占比17.0%；无党派人士3人，占比1.9%。这表明中共党员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占到八成以上，而“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中共党员与各民主党派成员合计占比高达98.1%，数据验证了“党途等于官途”说法的合理性。
从入党时间上看，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入党时间都很早。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平均入党年龄为22.85岁，最小18岁、最大33岁入党（兼有双重党籍的一人是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时年龄为39岁）。他们的党龄都在20-30年，有的党龄甚至比工龄长。对此，刘俊生认为，这说明他们半数都是在大学期间甚至高三阶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近半数是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两年内或者是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近九成“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具有研究生学历
据统计，在已知学历的159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按最终学历统计，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共72人，占比45.28%；硕士68人，占比42.77%；本科18人，占比11.32%；专科学历人数最少，只有1人，占比0.63%。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博士加硕士）共有140人，占比88.05%，接近九成。值得注意的是，七位“60后”省部级正职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这首先表明官员成长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相关性，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较高；其次表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知识的愿望十分强烈。
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丰富的知识、长远的眼界，要善于把握世界大势、善于引导国内最新潮流、善于与国内外各界人士沟通交流，而“60后”省部级干部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60后”省部级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比过去有了普遍提高。他们基本上都受过大学教育，多数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知识结构比过去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视野也更加开阔。这种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的“四化”型干部的重要标准，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国际化的需要，更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
从学位或专业来看，按照“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终学历进行统计，在158位获得学位者中，文科学位获得者97人，占比61.39%；理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在97位文科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包括工商管理、管理工程、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法学学位（包括法学、政治学、政治理论、中共党史等专业）获得者19人，占比19.59%；人文类学位（包括文史哲三个专业）获得者10人，占比10.31%。
可以看出，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最终学位为文科学位者占比超过六成，而最终学位为理科学位者近四成。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此外，在获得文科学位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获得管理学和经济学两大学位者合计超过七成。这既反映着高层公共管理急需管理学知识和经济学知识，也反映出这两种学位对“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重大。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社会大背景下，坐镇一方的身居高位者“高知化”是大趋势。目前大部分官员为文科背景（不像以前大部分理工科）出身，知识背景非常好，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这一状况与国家更重视培养文科背景的人才有关，也与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
超六成“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有交叉任职经历
实行干部交流制度对于培养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经验、开阔领导干部的视野、避免领导集团区域性固化都大有好处。在履历资料比较完整的159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按照省域任职和中央任职为标准进行划分，任职经历完全在一个省域的（始终在一个省内工作）有55人，占比34.59%；任职经历完全在中央的（始终在中央机关工作）有6人，占比3.77%；任职经历既有中央的、也有省域的（中央与地方交叉任职，包括“央-地”和“地-央”两大路径）有73人，占比45.92%；任职经历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省域的（省域交叉任职）有25人，占比15.72%。
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有“央-地”交叉任职经历（包括“央-地”和“地-央”两大路径）的占近46%，属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的主要路径。在现有7位“60后”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中，有6位属于此类成长升迁路径。若将15.72%的“省-省”交叉任职者包括进来的话，那么具有交叉任职经历者超过六成（达61.64%）。可见，交叉任职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主要成长路径。
只具有完全一省任职经历者占三成，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的第二途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现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还是担任副职。只具有完全中央任职经历者位居末位，并且比例极低。
有分析指出，有针对性的跨地域跨领域交流，对于干部个人而言，有助于增加个人经历，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能力；对于领导班子而言，有助于完善结构，带来新思路、新方法，增强领导班子活力。
着名党建专家叶笃初也表示，在此轮换届调整中，干部流动不仅局限于东部、中部、西部及边远地区之间，而在领域与方式上，拓展至空前广泛的程度。中央强调“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思想及时、准确，很有必要。
近半数“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籍贯在华东
籍贯，根据汉语习惯，乃指本人的出生地或祖居地，更多指祖居地，也就是说本人祖父的出生地。一般而言，籍贯所在地的传统文化、礼仪习俗、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等对本人影响甚大。
按照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籍贯（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据《人民论坛》2013年11月的统计，籍贯明确的157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籍贯分布较广，散布在中国内地除北京市以外的30个省份。
按照31个省份计算，平均每省5.19人。人数位列前三的省份（也是人数上双的三个省份）分别是：山东（22人，占比14.01%）、江苏（21人，占比13.31%）和浙江（14人，占比8.92%）。三省合计57人，占比36.30%。接下来依次是湖南9人，河南8人，河北、湖北和新疆各7人，福建和山西各6人。第二组7省合计50人，占比31.85%。接下来黑龙江、陕西、四川和江西四省各5人，上海和辽宁各4人，内蒙古3人，甘肃、青海、吉林、广东、安徽、广西各2人，贵州、西藏、云南、重庆、宁夏、天津、海南各1人。第三组20省合计50人，占比31.85%。
可见，籍贯为鲁苏浙三省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人数占比三成半还多，如果加上同为华东地区的其他四个省市（上海、福建、江西和安徽），那么华东7省（市）籍贯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则更是多达74人，占比47.13%，占去将近“半壁江山”。这说明华东地区出“高官”仍是不争的事实。
超1/5“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属“三级跳”破格提拔
从目前159位已公布简历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来看，他们的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相关规定相符，但其中也不乏破格（破规定年限）记录。
以现任7位“60后”正省部级领导干部为例，他们在40岁前就成了副部级干部。如孙政才38岁当选北京市委常委，胡春华38岁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陆昊不到36岁就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周强在37岁时就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成为副部级干部，而次年38岁的他成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荣升正部级。
从本轮省级地方党委换届后的公开资料中也可发现，至少有30余位“60后”省委常委2002年时还仅为厅级副职，从副厅级到副部级，虽然需要上两级台阶，但由于省委常委职能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完成了“三级跳”。
这种“三级跳”现象在全国超过2/3的省份中都存在，单省人数较多的是黑龙江。除了已调任河南的夏杰以外，还有刘国中、韩学键、杨东奇和郝会龙4位“60后”省委常委。在2002年，夏杰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国中和郝会龙均任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韩学键担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杨东奇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而“跳跃”幅度更大的要属目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的徐广国。这位1964年2月出生的干部10年前还在县委书记的任上。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认为，这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认可。“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说明他们较快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路径。
成长于艰苦地区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涌现比较集中的是新疆、内蒙古、西藏、贵州等边疆、民族自治区或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相比而言，艰苦地区往往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成熟度不高等情况。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些不利条件又恰好为年轻干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这其中最典型者就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16岁时他成为湖北省五峰县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毕业后，驻藏近二十年，从团委干事做起，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9年11月从河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担任党委书记。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胡春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接任广东省委书记。
有观察家分析，从全盘人事布局上考量，除去高学历和技术背景外，官员西部历练的经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才能增强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与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带动地区更快的发展。
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晋升
第二种主要路径为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晋升，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根据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相比较于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绩效指标更加清晰，人才晋升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这是具备经营管理或专业特长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有分析认为，国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尤其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