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在完成护航任务的前提下,与日方进行了会战,保住了主力,定、镇一艘未沉。会战中,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对定远舰的救护,林永升管带的经远舰独力吸引整个第一游击队达四十一分钟之久,为海战的转折做出巨大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亮点。至于定远一炮使日军旗舰松岛号丧失战斗力,更是神来之笔。相反,日军遭重击后率先撤离战场,并遭到北洋水师的追击,怎么能说是胜利者呢?
两派的分析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根据。综合论之,我们不妨得出如是一个结论:黄海海战是北洋水师的一场惨胜。中国海军以高昂的代价,挫败了日军的会战企图。如果要说得再精确一些,我们不妨在“挫败”之前再加一个修饰词:暂时。历史是一个整体,战争亦然。
一次会战,不仅对以后的作战产生影响。反过来其本身的历史地位,也受日后作战流程的反制约。这就好比下围棋,棋子落在棋盘上后就不能再移动了,可以改变的只是未来,而当未来被改变后,过去自然也就被改变了。比如,原来觉得选点还不错的子,随着棋局的进程。可能会变成废子;原来可能很平凡的一颗子,由于己方的经营或对方的失误,也可能在相隔数十乃至百余手后大放异彩。
下棋如此,战争亦然。
中日两国争夺黄海制海权,鹿死谁手,无疑不是一场大东沟海战所能决定的。要把这盘海权争夺棋继续到底,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修好伤痕累累的军舰——中方如此,日方亦然。
战争的决定权,遂由军人与枪炮转向工人和虎钳。
先看大清的抢修工作。
首先遭遇的就是硬件匮乏,不仅军舰的大炮钢底钢圈等大物件没有备用配件,甚至连起码的备用配件也付诸阙如。“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一旦急需,非购自外洋不可得。临阵施放,难保无伤。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国内又多不能生产,只好由天津军械局临时向外国订购,而何时能到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其次又触了人员短缺的暗礁。旅顺口的熟练技工本来就不敷使用,开战以来又屡有逃亡。迅速从外地厂矿企业抽调技术过关、政治可靠的工匠,前往旅顺会修,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李中堂给盛宣怀下了死命令:“靖远”必须在十日内修复,“定远”“镇远”则不超过一月。九月初二(9月29日),李又电令:“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九月初六(10月4日)更进一步指示:“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舰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盛宣怀不敢怠慢,立即赶赴大沽船坞、唐山矿务局、唐山铁路公司及开平煤矿等处抽调员工。不料事出意外,工人们纷纷罢工,要求超额加薪,不然拒绝征调。
一番讨价还价,盛大人慷慨地同意了他们的加薪要求,火速送往旅顺交差。
可谁又料到,负责北洋水师后勤工作的龚照玙,偏偏这个时候又上了牛劲,坚持按旅顺口工人原工资水平发薪。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连带着很多原地工人也起了哄。龚照玙一怒之下,竟将第一批技工就地遣散,甚至拒收后续工人。这一下可急坏了隔海苦望的盛宣怀。
盛急电龚:“虎钳匠十名已回,又闻尊处因锅匠、铜匠工贵,又要撤回。现在严旨催修,奉帅(李鸿章)谕,切勿惜小费贻误大事。倭船,千余工匠,不日修好,即来围攻船坞。若不认真赶修,船与坞恐难保全。乞公速将两铁舰择要赶修,多添工匠为要。”
这已不是单纯的官府腐败或民众奸猾所能形容。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普遍低下,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架构原始化,根本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资格。到头来,再想靠李合肥一只放大镜,一群老幕僚,几个电报员,去抗东瀛举国之众。“驯致贻误事机”,还要“定惟该大臣是问”!
不败何待!
当历史的镜头,再转向日本列岛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
联合舰队弗一归港,紧张的抢修工作便不分昼夜地疯狂展开。加之日本军舰的损失本来就轻于清军,结果,仅仅5天,联合舰队便恢复了战斗力。9月23日,当“浪速”与“秋津洲”两艘日舰试探性地出现于中国海域时,北洋水师企业依然是一窝病猫!
一进一退之间,日军终于抓住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制海权。在这里,后勤的功劳,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清军的失败,原因无外:(一)管理混乱;(二)体制落伍;(三)缺乏足够的熟练技工,现有技工的精神面貌也不佳;(四)战前长期经费无着,缺乏对相关维修器具的更新保养,也缺乏对相关备件的预购储备。至于各省大员,京中朝臣,也是唱高调,说风凉话的多,干实事的少。
李鸿章也只能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但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他也只好恳请皇上“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故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但遗憾的是,日军已经不再给清军时间了。
国门洞开
就在大清国的君臣还没有弄清楚黄海海战究竟谁胜谁负的时候,平壤的败讯传入了京师,中枢的第一反应就是:严惩李鸿章。
至于严惩的方法,一为交部严议;一为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观后效。
光绪最终选择了后者,算是给了李鸿章些薄面。但对于叶志超和卫汝贵就不那么客气了。
九月初三(10月1日),上谕撤去叶志超前敌总统一职。
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上谕再下,将叶、卫二将撤职查办。
查办的结果就是,叶斩监候,卫“依律论斩,即行处决”。
更有意思的也许还是二人被判刑的理由:叶志超之罪在放弃平壤和不守安州而退扼鸭绿江。卫汝贵之罪则在克扣军饷、军纪不严,与未能阻止叶志超放弃平壤。
似乎大家早已忘记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一)叶志超放弃安州本为奉旨行事。
(二)平壤之失责任万千,头绪繁多,是否卫汝贵一死就能抵平?
在李鸿章的努力周旋下,叶志超最终侥幸逃过一死,无官一身轻的又跑回安徽老家当农民去了。而卫汝贵就没那么走运了。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还没等李鸿章采取挽救行动,卫汝贵已在北京西市身首异处。
此时再想退守安州一线也已不可能。对此,中枢也很清楚。所以上谕批准了叶志超退防鸭绿江的建议。只可惜,鸭绿江防线也只是一个空壳。
如果能将“平壤-黄海双重会战”与“镇南关保卫战”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首先镇南关之战属于家门槛上打仗,在有利的战场上聚集了3万大军,对3千法军,天时、地利、人和三全。其次,冯子材发扬风格,先以自己的二流部队与法军缠斗疲敌,而保留精锐淮军作生力军反攻,再将次级精锐湘军派往法军后方袭扰彼之后勤线,故能克敌奏功。而“平-黄会战”则反是,首先,四大军孤军深悬,后路无着,而对手反可依托海军对朝鲜东海岸的控制分进合击。其次,各省援军未到,就盲目倾北洋主力入朝,以柱石为孤注,胜则元气大伤,败则全局败坏。最后,由于战线的过度延展,李鸿章只有冒险派北洋水师为增援陆兵护航,终使其“保船制敌”的战略尽付东流。英雄扼腕之间,国事遂不可再问。
事实上,平壤之败,大清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朝鲜,同时出现的,是一个环渤海湾的巨大真空地带。用丘吉尔的话说,这就叫“鳄鱼的软腹”,何况大清国还算不上“鳄鱼”。
大清国的陆军精华已尽毁于平壤,下面再打,只有临时募兵。
中国地广人众,人数是不愁的,可是工业革命后的战争模式与农业文明时代已大大不同了。传统战争技术含量低,个人的武功勇气,指导官的阅历,军队的数量优势都是非常重要的。三者结合,往往所向披靡。现代化战争则不仅保留了传统战争的艺术性,更空前加剧了它的残酷性与专业性趋向。到20世纪甚至出现了所谓“技术专家”与“科学家”密切接合的战争模式,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要不李鸿章怎么老要“变法”呢。可“法”终于没有变。
新兵虽已到防,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总还算老中堂待这些新募兵不薄。精锐西洋武器,尽量拨发。这也是李鸿章唯一能干的事情了。他希望精良的武备能尽可能地弥补他们训练的缺乏。同理,他也不得不叹息,这样的武器给如此的士兵,实在太可惜了。它们的精良犀利是注定不能得到发挥了。真不知重洋之外,这些武器的设计师们,是否也会有明珠暗投之叹。而形势的发展,更有远出李鸿章意料之外者。
所谓“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
所谓“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
所谓“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
所谓“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相形之下,平壤守军的表现,已属上乘,可惜了李鸿章北洋练军20年的精华,毫无意义地毁于一旦。
军火的困难也日趋严重,以致张之洞喟叹:“方今求一千支枪,难于筹十万之饷。”而筹十万之饷又难于募十万之兵。
可是,买不来武器怪谁?廷臣们说,怪驻英公使龚照瑗。言路弹劾,皇上申饬,又是买军火一事无成,又是电报文理不通,指责的实在是莫名其妙。问题就出在龚照瑗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所谓“敲山震虎”者是也。影响所及,李鸿章的老部下川督刘秉璋,与李鸿章的大哥粤督李瀚章,也为言路攻击,相继告老还乡。至于屡立奇功的聂士成、吕本元、章高元诸将,则已无人再提及他们的淮将背景。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叫张仲炘的御使,居然在弹劾奏折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据他掌握的情报,李鸿章早和明治天皇暗结了亲家,李鸿章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天皇则认李经方为东洋国驸马。此外,据说李经方有800万两白银的巨款存在日本银行。故而此次中日开战,这父子二人皆盼日本获胜。
大清到最后还是内外不同心,南北不合势,打外战无方,搞内讧有余,不失败倒怪了。
10月22日(九月二十四日),山县有朋率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第一军大举进犯鸭绿江。26日(九月二十八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
大战在即,太后在过六十大寿,小皇帝与廷臣们却仍在忙着打击李鸿章。
他们不满李鸿章的懦弱,搬出贬退多年的恭亲王出山,却发现恭亲王比李更“软弱”。
他们还不满李鸿章的怯战,于是召湘军老将刘坤一入京,不料刘推三挡四,死活不肯出山海关督师,只因他深知“仅与左右数十人赴关,四顾旁皇,不知为计”,守关诸军“枪械多缺,万一有警,何以支持?”
于是只剩下天津城内的李鸿章,手拿放大镜查看地图,苦思破敌之计。
鸭绿江失守背后的历史隐喻
由于东北地区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有极其特殊的心理意义,断不容倭夷践踏。万一龙脉破断,大清朝的气运可就完了。在这点上,清流与皇族之间达成了惊人一致。
所以大清才把新募营放在旅顺、大连,而将大批由宿将老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都置在鸭绿江一线。后者自西至东计有:丰升阿,聂桂林的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20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狐山个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的原卫汝桂所部盛军(18营,守沙河镇一带);刘盛休的铭军(10营,另二哨守九连城);聂士成的牙山军(4营,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马玉昆(5营,守榆树沟)、宋得胜(4营,20人守苇子沟)的毅军;依克唐阿的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20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旬河口一线)。
以上各部共计70余营,2万3千余人。除依克唐阿所部外,统由七十五岁老将宋庆指挥,率400亲兵设司令部于苇子沟。若说旅大守军是“问题儿童”,那这些部队就不能不说是虎狼之师了。
相形之下,来犯的日军还是第一军,只不过数量增到了2万5千人。和清军相比,并不占据太明显的优势。武器装备还稍劣于清军。再考虑到防御的优越性,清军几乎可说已稳居上风。只要宋庆、依克唐阿能在鸭绿江打出大清国的国威、军威,旅大地区的新募营弱又如何?
可历史总是出人意料。22日,日本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24日,日军声东击西,以小股精兵偷渡过江,渗入依克唐阿与聂士成的接合部,潜伏待机。25日,正面大举进攻,江左伏兵呼应,26日即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不仅宋庆的前沿指挥所转眼成了山县有朋的司令部,清军的74门火炮、4400支步枪、400多万发枪弹和5000余石军粮,也一并成了旭日旗下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