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剧般的终战
“镇-谅大捷”的消息一经传出，法中双方同时作出了强烈反应。二月十三日（3月30日），法军在北圻的败讯传到了巴黎。法国舆论界痛斥此败为“第二个色当”，又一个“滑铁卢”，认为茹费理内阁指导不力，大损法兰西之荣光。一时掀起空前抗议巨浪，并在十四日引发了反对党的倒阁行动。茹费理被迫宣布辞职，解散内阁。惟新内阁一时难以组成，故老内阁仍得以暂时理事。
于是一切逆转了过来，现在是茹费理急于签署停战协议，既为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划上终止符，也算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谋一个体面的收场。
相形之下，中方的反应同样耐人深思。
张之洞、彭玉麟、冯子材、王德榜力主乘胜进军，添兵再战。
李鸿章、曾纪泽的意见则反是，他俩认为应当见好就收，乘胜议和。
后人读史于此，自不免痛斥李鸿章懦弱误国，时人更不甘示弱，干脆作诗讥讽，把李鸿章比成了秦桧，而冯子材则成了当代岳飞。所谓“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慷慨激昂中，这首诗甚至跨越百年时光，进入后人的历史教科书中，广为传诵。传到最后，也就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一句话：李鸿章卖国。附注：至少是误国。
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冷静下来分析战局时，就会发现那种将“镇南关大捷”或“镇-谅战役”看作决定性会战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法军的主体部分并未被歼灭，双方的实力对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随着波里也的重返东线，爱尔明加的撤退便立即遭到痛斥。茹费理内阁虽然垮台，但这并不说明巴黎要和平。相反，法国人认为茹费理丢了法兰西的颜面，所以急于挽回损失。巴黎方面不仅从台湾抽调一个团赴越，并将新抵达的5000生力军速由海防转运东京。法国议会更决定再增派8000至9000人的援军。到四月下旬，北圻法军已达25000人，另有越南冲锋兵12000人。而南下清军仅15000人。当数量优势与防守优势都失去时，冯子材还能创造奇迹吗？
战火的扩大虽然会让法军付出更大的成本，但相形之下清军的代价更大，失去越南的结果却无法改变。更糟的是，就在“镇-谅战役”期间，孤拔终于看清了澎湖的重要性。
台湾难守，尤难在澎湖。澎湖之于台湾，正好比斯摩棱斯克之于莫斯科。从大陆到台湾，澎湖正好在三分之二里程碑的位置上。尤其在台北未被开发的年代，澎湖的重要性更大。所以郑成功与施琅之攻略台湾，均先占澎湖为跳板，再攻台南。到中法战争期间，台南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但澎湖的重要性却并未降低。占有澎湖，首先将有效地遮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其次更将对周边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
更进一步的分析，诚如左宗棠所言：“伏查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然其地不产五谷，不生草木，薪米须取给于外；且仅协署一井，淡水亦复无多，固平日不能屯聚大兵，设为重镇。”所以要守澎湖，必要有相当的海上力量。或歼敌于海上，或通过海运，源源补给，澎湖才能守住。但海权在大清国恰恰稀缺，而法国人却很富有。结果，清军守无可守，法军一旦攻克却能将之当海权的力量倍增器用。这就是差距。
虽然早在1884年10月20日，孤拔就宣布法国海军将于三天后封锁台湾海峡。但由于法国军舰有限，又未攻占澎湖。此后清国军民利用夜航及恶劣天气偷渡等方式，先后将3000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枚鱼雷和10万两饷银成功运至台湾。
1885年3月21日，法军攻陷澎湖，大局遂为之一变。诚如李鸿章所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刘铭传也明白，“敌焰日炽，台事愈危，饷缺器乏，”
所以上书“恳乞朝廷速救全台性命”。同时向李鸿章大呼：“如何支持？”
更让人震惊的是，台湾清军与越南清军一样，医疗保障落后，而当时的台湾，不仅缺乏工业基础，就农业文明的标准说，也是落后的。所以清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弹药、粮饷、药品无不奇缺。
而只要双方的海军实力对比不能得到根本改善，交通就无法打通。
台湾海峡的生命线没有打通，巴德诺在２月１日（十二月十七日）又建议通过禁止漕米北运华北来迫使清廷妥协。随之，法国政府宣布，从２月２６日起，广州以北口岸的米将被视为战争违禁品。对此，李鸿章的对策是利用英美等列强的船只运米，如此我得安全，彼得运费，可谓双赢。现在法国人要断大家的财路，自然只能激起大家的反感，英国首先抗议，拒绝接受法国人的宣布。但孤拔的态度却很坚决，法国军舰虽然不敢攻击挂米字旗的运米船，但对于放弃禁运大米一节则毫不妥协。
他将控制基隆与封锁台海的任务交给升任远东舰队副司令的利士比负责，自己则率巴雅、尼埃利、凯旋、梭尼四舰北上执行禁运任务。
3月1日（一月十五日），当法舰抵达镇海港附近甬江的急转弯上游时，法军意外发现了三艘中方巡洋舰的桅杆。这三艘战舰正是上次从孤拔手指缝中漏网的开济、南琛、南瑞舰。与这三艘同在镇海港内的，还有原属福建水师的元凯、超武二舰。孤拔的第一想法是留下一艘军舰监视这几艘华舰，使之不许出甬江口。以此“保证法国驶往东京湾的运输舰的安全，和有利于封锁台湾”。但很快孤拔就改变了想法，决定摧毁这几艘华舰，哪怕整支分舰队要在甬江口驻扎相当长一段时间。孤拔的新计划很快得到了巴德诺的支持，在后者看来，“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达到摧毁这些战舰的目的，北京势必会发生巨大的震动。同时，对天朝的政策措施也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对甬江实行封锁，那么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目的了。”尤其在“上海的报纸已把我们这一举动看作无能的一次表现”的情况下，法军更要勇往直前。但很快孤拔就会发现，镇海既非石浦，更非马尾。
如前所述，清军在镇海布防严密，又争得了英国的同情。3月1日下午，孤拔亲率尼埃利号侦察镇海海口，当场遭到中方炮台的轰击。时间是午后二时十五分。双方在2400米至2700米的距离上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炮战后，法舰主动撤退。中方的战果是打断法舰支索两根，付出的代价是阵亡炮兵2名，勇丁1名。
双方的损失均极轻微，但法军的战斗信心却不免大受动摇。
“经过仔细分析，他（注：孤拔）被迫打消了这一计划。”因为中方战舰均藏身于水坝和人工障碍坝之后，“水坝不仅有大炮严密防守，而且通夜有电灯照明，故极难逾越。此外，该海域水流湍急，流速七八节，故我们的鱼雷小艇无法安全航行。还有，45号鱼雷艇本应于短期内由‘雷诺堡’号牵引到甬江口，但因天气恶劣，它与牵引自己的舰船相撞而沉没了。”
法军只有重新转回到监视的老路上来，并静待有利的时机。可这时机终于没有出现。浙江提督欧阳利见驻节金鸡山，亲临一线督战。湘、淮二军精诚合作，共御强敌。六营淮军在记名提督杨岐珍的率领下守海口北岸；四营二旗的湘军并二营练军，则由湘系出身的欧阳利见直接指挥，守备南岸。两岸守军合计5000余人，后方还有八营练军及淮勇守备后路。足以挫败法军远东舰队的任何登陆企图。此外如淮系的刘秉璋，亦湘亦淮的薛福成，也均能得欧阳利见的重用。如是上下一心，战前有薛福成堵口之谋，战后又得炮台、陆营的并力设防，法军想重施石浦故技的可能性已降为零。于是镇海就成了又一个基隆。
法军食之无味，弃之又怕华舰袭扰其运输船队。结果最终法军既未能击沉港内的5艘华舰，又影响了阻止南粮北运的原计划。这不能不说是中方的一大胜利。也反证了一件事，即李鸿章在马尾战前力主避免与法军正面交战的构想，和马尾战后李鸿章与曾国荃不正面增援台湾的构想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只可惜福建水师已经毫无意义的牺牲掉了，北洋又被日本牵制，不然定可让法军更加痛苦。
但若因此就飘飘然，又以为“虽似危，彼果占据，尽有毙之之策”，那就不免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战力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战火的扩大虽然会让法军付出更大的成本，但相形之下清军的代价更大，失去越南的结果却无法改变。
所以曾纪泽才建议：谅山克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总理初升时速办。
李鸿章也才致电总理衙门，主张“乘胜即收”。他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
俾斯麦亦通过德国外部转告许景澄，中国当乘谅山战胜之机议和，不然战祸无己时。
但最后的决策仍要由深宫中的太后，借小皇帝之名发出。
俗话说得好，“聪明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两次跤”。有了一个观音桥，还会再来第二次吗？
西太后不笨。她知道谁在唱官样高调，也知道谁在发自内心的作白日梦，更知道谁在作真实的战略分析。
于是，各省督抚、统将才收到如是一份最高指示：“桂军复甫谅山，法军既占澎湖。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争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
太后更专门严令两广总督张之洞立刻电告各前线将领“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大清国总算看清了一件事情：“自强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骛虚名，不求实际，慎之懔之！”
平情而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至于文人们的鼓噪，武将们的请战，或源于不懂军事，或根本就是与西太后唱双簧。只有这样，大清国才能掩饰它深度的腐朽与无能，才能挽回失去的体面，才能向世人宣布：这场战争的和平是大清赐给法兰西的。所以才有了“不败而败”的最大谎言。
就在收复谷松的当天（二月十七日）晚上，潘鼎新收到了他被革职的谕旨。
第二天，潘鼎新在一片庆贺大捷的欢声中，落寞地卸任回国，空留下一句“兄弟一军归故里，河山百战送蛮夷”的诗句。此后，他更要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讥讽中渡过残生。潘鼎新的官复原职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在这一年，潘鼎新感暑触发旧伤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就在潘鼎新回国的第二天（二月十九日，4月4日），金登干代表清朝政府与法国总统授权的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即《巴黎停战协定》）。
主要内容如下：
一、两国批准1884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
二、双方下令停战，法解除对台湾和东京湾的封锁。
三、中国从越南撤军，双方议定撤兵日期。
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廷下诏停战，命令前线清军立即停止战斗，按期撤军回国。
两个月后，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现实地位；
二、中国指定两处通商地点：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商可以在该地居住，并允许法国在该处设领事馆；
三、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减轻税率；
四、将来中国在滇、桂修筑铁路，若中方雇佣外国工人技师，则法国工人技师有应聘之优先权；
（五）法国撤走在基隆、澎湖的军队，中国军队同时自北圻撤退。
中法战争至此总算尘埃落定。法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赔款所求，更没有提及割地要求。真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