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五月十三日(1884年7月5日),日格密发出恐吓六天后,法方再次扬言派舰队北上渤海湾,京师震恐。还是李鸿章看得真切:伏查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断无处处设防之理。惟当于敌舟可以深入登岸处所,扼要守险,以杜窜越。守口之营,兵数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有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
此次法人以兵舰仓猝北来,意图要挟。度不过游弋海上,虚张声势。其大船吃水深者,不能进大沽、北塘各口;若欲登岸深入内地,决非两三万步队不能得手。该国远在数万里外,调兵须上下集议,必数月乃能来华。
现在越南境内法兵及土兵闻只一万数千人,势不能全数移调。即使联艅而至,水陆并进,臣等兵力虽非甚厚,但翼饷需无缺,当可设法鏖战,为京畿扞卫要冲。
其实法国人也知道天津不好过,所以他们要占的地方并不在此。
法国人的目标锁定在福州和基隆。尤其是后者,因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茹费理语)这意味着战火即将烧到中国本土。反之,对法国人而言,这意味着第二战场的开辟。李鸿章最担忧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7月12日(闰五月二十),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并赔偿兵费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
清廷一看形势不妙,转而手忙脚乱地于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降旨:“将北圻各防营照约撤回内地,着潘鼎新将谅山各处防军调回关内,择要驻扎,认真操练。并知照岑毓英将滇军在北圻驻扎者,一律调回关内训练。滇、粤两军,均着于一月内撤竣。”这倒是够爽快,可惜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中法双方第四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时间是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地点又回到了上海。中方代表全权大臣曾国荃,法方代表是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
法国同意将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中方则表示,2.5亿法郎的兵费赔偿绝无可能,但同意以抚恤观音桥事件死难者的名义,给银50万两(合法郎330万)。
在巴德诺看来,这简直就是打发乞丐。他干脆拒绝将这个数字报告巴黎:“因为那只能是一个笑柄”。
太后与醇亲王大惊失色。至此他们才算认清了当初那一纸负气指令的错误。
可是,正如韩非子教诲的那样,领导人犯了错也是不能承认的。不能承认,就得有人背黑锅。
谁来背?潘鼎新无疑是最佳人选。不过此刻大敌当前,还不是让他背的时候,但西太后对他的不痛快已见端倪。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员争着给潘鼎新使绊子、穿小鞋。不仅张之洞收到了揭发信,连潘鼎新刚离任三个月的湖南,也开始学其他省份拖欠起军饷来。
李鸿章就不免因办事不力而遭严旨申饬。潘的老战友张树声更倒霉,就因为和黄桂兰是亲家,虽然黄早已在北宁失守后含愤自尽,但张还是被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随之因与太后的宠臣张之洞意见相左,而被改派往福建前敌效力,病死于途中。
李鸿章运筹全局
和平的空气日趋稀薄,大清国又做了哪些备战工作呢?
说来可叹,绝大部分的实际工作居然都是那个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完成的。
李鸿章的主和最坚,乃是源于他现实主义视角下理性的实力分析。所以也只有他最深知和平的脆弱与战火的易燃。中国是弱国,所以断无先挑衅之理,可无论外交还是战争,都要预留退路。争取最佳结局之前。先要做好最坏的防备。
未来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越南,一个是中国沿海。
在前一个战场上,清军还可以依托复杂地形与法军周旋,后一个战场就麻烦了。
因为法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大清国却既没有强大的海军,又没有现代的陆上交通工具,所以法军才敢公然扬言“据地为质”。李鸿章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阻止法军据地成功。
东南沿海,号称万里海疆,事实上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处处设防。第一,并非每一块土地都适于法军登陆。第二,并非每一块土地都有“据地为质”的价值。第三,当年的军舰不能离开煤,人员则和所有时代一样必需不停获取新鲜的饮水与食物,战斗又必然损耗弹药与零部件。
这就决定了法军必须有足够的中继站,始能真正实现其万里海疆,任意驰骋的战略。考之两次鸦片战争的老教训,再结合现实的发展,就可看出:“广州-海南”是法军的第一站,“台湾-福建”是第二站,浙东是第三站,长江口是第四站,辽东、胶州是第五站,最后便是终点站:京津。
广州是第一站,但却是可有可无的一站,因为法军不攻广州,仍可利用香港,后者不仅能提供前者所能提供的一切,更能提供现代的军舰维修等前者所无法提供的便利。相反,若攻克广州,并不能明显改善法军的后勤,反而分散兵力。至于海南岛,虽然法国舆论界在前一年便鼓噪将之据为地质,但实际上,以当时海南的闭塞落后,实在是既不能作质,又不能改善法军的后勤,只是徒然分散更多的兵力。这样一来,作为第二站的台海线就成了实战中的第一线,以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来看,如果打全面战争,法军以香港为跳板,台海线也是可以一绕而过的。但若“据地为质”,则此线实为两军之必争要地。试看当日海峡两岸,左有福州,右有基隆,宛若两大夜明珠,遥相辉映。
福州的重要原因性有三:一在本身地理位置重要;二在前有马尾军港,栖息着大清三大水师之一的福建水师;三在军港之后屏障着清廷苦心经营十八年的现代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
基隆的重要原因有二:一在地理位置更加重要,马尾背靠大陆,法军纵能一时占据,却未必能顶住清军的持续陆上反攻,相反基隆为海峡隔绝,一旦占据,就将成为法军北上的绝佳跳板;二在基隆煤矿久为孤拔所垂涎,一旦占据,不仅可以解决燃料问题,而且可以借之敲诈清廷,素要巨额赔款。若法军无法控制或有意绕开此线,悍然将战火北燃,那么浙东的战略地位就将急剧提升。举凡该地区内的定海、镇海、宁波皆为重镇,一旦为法军控制:一、将沉重打击清国的商贸活动;二、可以为进一步的北上提供跳板;三、可以踞地为质。
作为第四线的长江口,商贾云集,向有大清聚宝盆之称,一旦战火加之,大清必遭重创,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可以攻吴淞,可以攻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两强联手,更可以上海为跳板,直捣京津。可此时法军却很难下手,原因就在于列强利益交集,所以法军不敢妄动。这样法军无论是攻京津,还是就地抢占地质,就都只能从台海与浙东两线下功夫了。反之,只要清军能够在这两个战区拖住法军,就自动保障了京师的安全。
薛高参筹防浙东
浙东难守,关键在于舟山群岛孤立海外,空间有限,地面兵力布置亦有限。
大清没有制海权,直战无可战,守亦无可守。舟山不守,法军北上可攻京津,南下可扰台澎,镇海、宁波更时时处于其炮口威胁之下。因平定朝鲜内乱有功而晋升四品道员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年(1884年)初夏,被实授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一到任,就看出了浙东的重要与难守。
他说:“盖(舟山)不特浙江一省之藩篱,实亦海疆全局之关键。为今日计,宜合南洋数省之全力,练水师一大支,建关定海,则左顾右盼,着着争先,最为上策。否则亦宜有得力兵轮五六号,多筑新式炮台,辅以水雷,镇以劲旅,广储煤米、子药,亦或可以固守。”
可事实的尴尬正在于,所有这些条件大清都不具备。如此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魏源所谓的“守定海不如守镇海,守镇海不如守宁波”。一句话:放弃孤岛,诱敌深入。
可是魏源说这句话,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为敌军最终必然是要抢滩大陆;二为我军的陆上力量须能压倒敌军。归根结底,仍是一个大陆战略的产物。若敌方以海洋战略行动,根本不深入内陆,只以占领岛屿为满足,又如何善后?
提到眼前这一战,定海不仅是“宁波屏蔽”,而且关系整个东南海防。“我弃而彼取之,于此屯兵、屯粮、屯煤,经营据守,将来北犯天津、烟台,西扰长江诸埠,皆得以此为后路,恐大为南北洋诸省肘腋之忧,则弃之又断断不可。”可现实又恰恰是:定海“孤悬海外,港口分歧,虽有贞字等营扼要分驻,而既乏兵轮,四面受敌,又为南北洋必争之地。欲求设防周密,仓猝殊无良法”。
看似已是“山穷水复疑无路”。可谁又料到,一个意外的发现,会转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捷径来。
无意中,薛福成得到一个信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国出于排斥其他列强的目的,强迫大清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中英互立保护舟山条约》五款,“其第三款:中国依允英国之兵退出舟山以后,亦不让与别国。第四款:英国依允嗣后有别国攻打舟山一带地方,英国必为之保守,务当将舟山送还中国。”
不仅如此,条约内还载明,“此事系两国交谊和好”,英国免费去做,“不须中国出款”。
薛福成立即明白了英国的动机:舟山靠近上海与长江口,“若一旦有事,而被他国侵占,则于英国之香港商务与东方贸易最有妨碍。”如果英国不守第四款之约,“则我亦不守第三款之约”,两国的“损益得失”实在是半斤八两。既然“立约之初,具有深意”,按照国际公法的传统,“自应永远遵行”。“况英为着名大国,必不甘心让法,而自废前约”。虽说中国筹防“不宜借力外人”,但以目前形势而言,又确实需要借助这个条约压制法国的海权优势。
问题是在大清国现在刊行的外交条约中,找不到这个条约的内容,原件据说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可是,询问英国在浙东的领事,再咨询一些西方的权威报刊,却又都坚称确实曾有这个条约。薛福成转而想到军机处与内阁当存有当初外交谈判的记录,或许可以拿出来作证。
可惜醇亲王不能理解,竟批示说,其他机构的相关档案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现在刊行各国约章,既无前条,则当时纵有此议,而历年已久,条约屡修,似不足以为据。况中国土地当由中国自行保守,不应借助于(外)人致生枝节。”最后还特别强调“定海为该道管辖,地关紧要,自宜竭力筹防,应如何设法布置,以期周妥,随时禀商渐抚院暨提军门核示遵行”。总之,要自力更生、大干苦干,更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要老想着耍小聪明。
同时,英国方面的后续反应也不乐观。英国驻宁波领事表示,由于中英后来又签署了新的条约(《中英天津条约》),所以英国并不准备履行保护定海的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