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奇
摘 要 五四时期，成都是全国新文化的三个重镇之一，五四运动则将成都的新文化发展推向了高潮。一个偏僻的西南省城之所以能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除了它本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之外，还得益于三个人物的推波助澜。他们是四川新文化史上的“五四三杰”。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周太玄 王光祈 李劼人
新文学作家李劼人在《五四追忆王光祈先生》一文中指出，五四时期，“成都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镇之一”。他把北京喻为新文化的中枢神经，认为上海和成都则是最能够起反映作用的两只眼睛。近一个世纪前的成都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内地省会，经济落后，交通也十分不便，可消息却并不闭塞。为何？
一个西南内地省城之所以能够与京、沪这样的大都会相提并论，是因为成都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文传统。成都文化人虽居盆地一隅，却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能紧跟历史的潮流；到了五四时期，成都更是孕育了一批杰出的新文化人物。少年中国学会的三位骨干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堪称四川新文化史上的“五四三杰”！他们不但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传播者，而且是五四运动火炬的直接传递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当然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本文论述仅取他们在四川五四运动中的一页史事，并由此管窥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三人分别在巴黎、北京、成都三座城市从事新闻采编，历史的机遇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三位中学老同学“黄金组合般”再次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一
1919年5月4日下午，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十几所高等学堂的数千名大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学生们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拒绝巴黎和会签字”等横幅，要求政府收回我国山东的主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巴黎召开分赃会议，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后，立即点燃了积压在学生心中的怒火。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队伍开到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要求外交总长拒绝签字。谁知曹家大门紧闭，学生越墙而入，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抓到了正在曹家吃午饭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领袖吴国柱当即带头将这个亲日派人物暴打了一顿；随即又在曹宅放了一把大火。（胡适在1960年答电台记者问时，怀疑那火是曹家人自己放的，姑且作另一理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是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五四的大火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它烧毁了一个旧时代，照亮了一个新世纪的航程。五四所撞响的中华民族救亡的警钟，直到今天还回响在人们的耳畔；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已经成为今天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思想遗产。
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说到运动爆发的导因时，多年来只有一句语焉不详的“消息传来……”近年来终于有人发现是梁启超第一个把巴黎和会的内幕捅给了汪大燮、林长民，由林长民在5月2日的《晨报》发表了《外交警报警告国人》一文，才引起了学生的愤怒。其实最早直接向国内传回“巴黎和会”的分赃消息的，还有周太玄和他的“巴黎通讯社”。
周太玄（1895—1968）原名周焯，号朗宣，后名周无，号太玄。四川新都县人，著名的科学家、翻译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周太玄青年时期对新闻传媒情有独钟。1912年他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成为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实业家胡政之和张季鸾的学生。毕业后又进入了张季鸾创办的上海《民信报》担任编辑和翻译，并且还先后兼任李劼人主编的四川《群报》和《川报》的驻上海记者，常有新闻发回成都。1916年秋，周太玄转到北京，与潘力山共同创办了《京华日报》，同时兼任胡政之的“中华通讯社”通信员和张季鸾设在北京的《中华新报》编辑。
上世纪初期，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起步时期，面对国外的同行很是缺乏竞争力。从业的经历使周太玄深感中国新闻业基础的薄弱，各大报刊的国际新闻来源一律都依赖于国外的通讯社。周太玄立志要打破这一现状。所以，1919年2月，他一到达法国巴黎，就迫不及待地与李璜一起着手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通讯社。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有名的“巴黎通讯社”，它曾先后得到了吴玉章、李石曾和南方国民党广州军政府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负责人伍朝枢等人的资助。通讯社运作之初，工作量很大，从采访直到翻译、编写、发送，全部由他们自己包干，同年3月就开始向国内发布消息。由于周太玄的新闻及时、准确，国内的许多报纸都采用了“巴黎通讯社”的稿件，尤其是北京的《晨报》《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报》以及成都的《川报》等，几乎每天都有从巴黎发回来的消息。这就使得周太玄和他的“巴黎通讯社”在新闻界名声大增，连《申报》《新闻报》《救国日报》这些报纸也都争先恐后要与周太玄洽谈业务。这样，原本为英美日等国通讯社垄断国际新闻的局面真的被他打破了。这是周太玄对我国早期新闻事业的一大贡献！
“巴黎通讯社”组建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国内民众，十分关注我国政府能否在“和会”上争回山东的主权。因此，“巴黎通讯社”从组建之日起，周太玄就密切注视着“和会”的动向，随时将巴黎的情况传回国内。终于有一天，会议的重要内容让他们探得了，西方列强要把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在文件上签字，真是岂有此理！核实确切消息后，周太玄连夜就赶写稿件，终于“超过英美日通讯社，第一个把这一消息电传到国内各报馆”。随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便在北京爆发了。周太玄因此而成为了直接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第一人。
二
在北京五四游行的学生队伍中，有一位半工半读的穷学生，他就是王光祈。王光祈（1892—1936）字润屿，号若愚，四川温江县人，现代杰出的音乐学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1914年，王光祈只身走出夔门到京城勤工俭学，先考入中国大学法律本科，后又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他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却对新闻极其敏感。李劼人先生在1960年应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之约写的《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一文中曾说：“在五四运动之前，他的通信已经写得很好，解剖当前的事，既透辟而又颇有见解，深受读者欢迎。”所以，从1916年开始，经李劼人和周太玄的介绍，王光祈先后担任了四川《群报》驻京记者、《京华日报》编辑、《群报》驻京记者，同时还经常在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上撰写文章；1917年，王光祈与李大钊、周太玄等人开始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至1919年7月1日在京正式成立，王光祈当选为执行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两种杂志，并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五四运动发生时，王光祈作为北大旁听生，理所当然地参与了北大学生的集会和游行。与众人不同之处在于，敏锐的王光祈立即就感觉到了这一大事件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5月4日当天从赵家楼出来，他就直奔电报局，用专电将北京的消息发回了成都。
然而，那个年代无线电报还没有普及，只有有线电报；当时发新闻电比官电和商电都要慢，而且电报费又比商电还贵，所以王光祈对五四运动发生当日的报道写得比较简单。等到这一消息在《川报》用大字刊登出来，时间已经是5月7日，晚了两天，并且没有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但是此后，王光祈每时每刻都追踪着运动发展的动态，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发回成都。那段时间，《川报》也就每天都以显著的位置大版面地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通讯和时评，有时候一天就有三篇通讯，这就大大引起了川内民众的重视。从5月4日至16日，王光祈总计向成都发回了50多篇报道五四运动的文章，尤其是5月16日，王光祈连夜赶写的长篇通讯，配以李劼人先生长长的编者按，在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之后，成都乃至于西南地区便融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许多年后，李劼人先生在回忆五四运动在成都的发展时还多次说：“当时的成都，虽有几家日报，而最能推动这一运动的，实在要算《川报》，而王光祈在这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于王光祈的文章，李劼人先生的评价是：“用他那支挟有感情的笔，简单明了地写出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支援这一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而对王光祈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李劼人先生则认为：“王光祈的行为精神，在我看来，确乎可以作为新青年的楷模哩。”
的确，王光祈是将五四运动消息第一个发到成都的记者，并且对运动的发展过程做了深入详尽的报道，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思想的广泛传播。王光祈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火炬的接力手！
三
王光祈将五四运动的火炬传递到成都后，把这火种播撒开去，使之成为燎原之势，这一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李劼人的肩上。李劼人（1891—1962）原名李家祥，四川成都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曾参加四川辛亥保路运动，1912年开始发表白话小说，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用白话创作的作家。因为写小说，青年时期的李劼人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15年，他被聘为四川《群报》主笔和编辑，1918年6月，该报因积极宣传新思想，抨击时政，横遭军阀政府查封；同年8月，李劼人创办《川报》，任社长兼总编辑，继续鼓吹新思想，宣传新文化。
李劼人是一位十分有眼光、有魄力的报社总编。当时成都的报馆资本都不大，所以一般的报纸都不太注重外埠新闻，而《川报》却正相反，李劼人很看重盆地外面的世界。《川报》一组建，就再聘周太玄为驻上海记者（周太玄到巴黎后又作为驻法国记者），王光祈为驻北京记者，曾琦为驻日本记者。因此，《川报》几乎每天都有北京、上海乃至于海外的专电，这在当时的成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不仅如此，李劼人还针对新闻电价格高昂的现状，专门为外地记者宽筹了一笔经费，从而使他们在发稿时不至于因为经济窘迫而损失掉了重要的新闻内容。这样一来，《川报》获得的外地新闻不仅多，而且翔实。
李劼人收到王光祈发出的第一封五四运动的专电后，就敏感意识到一件历史大事件发生了。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编发了周太玄发回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反对“和会”签字的新闻。现在又收到王光祈从北京发来的更激动人心的消息。所以李劼人立即就在《川报》的重要位置，以最大的字号给予登载。以后每次收到北京来的文章，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显著的位置予以发表。5月16日，王光祈详细描述五四运动的长篇通讯到了，李劼人当即勾出其中重要的句子，并又在文中加了许多含刺激性的小标题，且满怀激情地配发了长篇按语。这篇绘声绘色再现五四运动情景的通讯，次日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成都人——尤其是在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脑子中，真无异于投下了一颗大的爆炸弹”。当时的高师学生张秀熟后来回忆道：“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们正在早膳，工友送来了《川报》，一人（这人名叫袁诗尧，四川早期共产党人，后被军阀杀害——本文作者注）登上桌子高声朗读，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群众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声讨北京卖国政府，要求罢免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饭后，学校致公堂前面广场，聚集了各校学生数千人，商量对策，当日即展开游行讲演；向督军、省政府请愿，通电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并一致通过反对仇货运动。”随着这颗“炸弹”冲击波的扩展，五四新文化更加迅速地在巴山蜀水之间传播开去。
19日，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每人捐铜元两枚，作为通电资用；
22日，成都高师全体学生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国贼，释放被捕学生；
25日，成都学界一万多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学界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学生代表在演讲中纷纷表示：“头可断，身可碎，万万不能以我大中华之国土国权断送与日本。”
28日，成都各界代表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声援北京；
30日，成都总工会也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31日，四川督军熊克武也被迫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在重庆，5月20日，川东师范学校、重庆联中、巴县中学、商业中学等60余所学校通电集会并决议：（一）对内振兴学术言论，发展组织，持永久不变之态度；（二）对外演说。印刷小说或报章，联络京、津各团体，以求一致行动。随即，重庆相继成立了“川东学生救国团”、“ 川东女子救国会”。
进入6月初以后，成、渝两地的爱国运动已经深入人心，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都被发动起来了；同时，运动还扩展到了其他市县，万县、达县、涪陵、内江、宜宾、乐山、雅安、泸州、自贡、江津、绵阳、南充、广安、江油、遂宁、射洪、保宁、璧山、岳池、大邑、武胜、眉山、仁寿、彭县、灌县等90余个县的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起了学生联合会、救国会，并发起了一场全川范围内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传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入播撒了新思想、新文化，使大批的有志青年受到了新时代的洗礼。巴金、艾芜等无数青年学生正是喝着五四的乳汁，沐浴着五四的阳光，踏上了他们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人生道路。
李劼人对五四之火在巴山蜀水乃至于西南地区的燎原，实在是功不可没！
四
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之所以会成为五四新文化的传播者和五四运动的火炬手，是和他们的远见与卓识、理想与智慧、勇气与精神分不开的；他们在五四时期所做的工作，是一代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历史大舞台上的一次精彩的演出。成都之能够成为五四新思想的文化重镇，正是他们长期以来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在五四时期为四川新文化所建立的历史功勋，用李劼人评价王光祈的话来说，虽然“自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一二人，不过因为某一二人的努力，而发生了引头作用，因而蔚然成为一股风气，这倒是不可没灭的”。他们三人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与重要成员。在这个被蔡元培称作“最有希望”的团体里，他们都担当着重要的责任：王光祈负责总会工作，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毛泽东、赵世炎、恽代英、张闻天等后来著名共产党人都是经王光祈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而周太玄和李劼人则分别是巴黎分会与成都分会的书记。他们都以自己最大的热忱为努力建设“一个进步的、创造的少年中国的理想”而尽了力。
1919年是“五四三杰”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年，最辉煌的一年，在完成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以后，他们带着收获的新思想分别奔赴了各自的学科领域并且后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周太玄于1919年秋天来到法国南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博物学，并且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并被誉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李劼人在五四之火燃遍巴山蜀水以后，又于当年7月13日创刊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刊物《星期日》，继续宣传新思想。陈独秀的《男系制与遗产制》，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等重要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个杂志上；《星期日》还转载了毛泽东的《论民众的大联合》；“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文章也大都经过《星期日》传播到全国。李劼人创办的《星期日》是一份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行量大（每期高时达5000份）、影响也很大的思想刊物，它与《每周评论》和《湘江评论》等刊物一样，有力地推动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广泛传播。李劼人编辑出版了杂志的前七期，以后便于1919年9月底离开祖国，前往法兰西与周太玄会合，在参与了“巴黎通讯社”的短暂工作以后，去了蒙彼利埃，以后的四年中便往返于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之间，潜心研习法国文学史、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和雨果的诗。李劼人最终以“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史诗性的艺术作品和10部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作品，而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重要作家与翻译家。他被郭沫若评价为“中国的左拉”，而他的小说则被誉为“近代的《华阳国志》”。
王光祈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直到1920年3月才起程赴欧洲，因为他经济拮据，旅费还是老同学魏时珍（著名数学家）资助的。行前，陈独秀等人专程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英雄饯行。王光祈在巴黎与周太玄和李劼人等老友叙别三日后，便转道去了德国，从此，“五四三杰”天各一方。王光祈先到法兰克福，后又进入柏林大学学习音乐，并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书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了我国新音乐学的一代大师，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然而，上苍不公，天不假年，王光祈终因劳累过度与生活贫困，于1936年在波恩大学图书馆突发脑溢血而逝世，英年44岁。一代五四之花就这样过早凋谢了！噩耗传出，学术界大为震惊，波恩大学和国内的上海、南京、成都以及王光祈的家乡温江县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蔡元培在南京的追悼会上亲自致悼词，盛赞王光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伟大历史功绩；著名画家徐悲鸿则为王光祈赶画了遗像。1941年，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王光祈的老同学，将他的骨灰埋葬于成都东门外狮子山菱角堰旁边的周太玄家的坟地，与李劼人的居所“菱窠”毗邻。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专门宴请少年中国学会的老朋友们，听说王光祈已经故去，深感痛惜，特别询问他是否还有后人。王光祈没有后人存活，更令人遗憾的是，王光祈的坟墓也在“史无前例”中厄运难逃。如今“菱窠”存焉，已成为李劼人故居博物馆，而早被毁弃的王光祈墓地上则已是林立的高楼，只剩下一块当年由周太玄题字的墓碑尚存于四川音乐学院。
逝者如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距今都已90多年了，五四先驱者们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五四的精神将长存！五四先辈所建立的功勋将被永远载入史册！当我们缅怀前人功绩的时候，成都的“五四三杰”是不应该遗忘的！
此文原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而作，今略作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