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诗的基调绝对充满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的情操，但是如果深入地进入诗人年轻而敏感的灵魂以及当年的历史情境，就会癌知“不平”和“愤懑”并非是诗人无缘无故遣用的两个惯用的词语。诗人显然看到了抗日阵营内部的消极和阴暗的东西，在长诗《向太阳》里诗人已经有所抨击。而这首纯情的十行诗，更为集中地抒发了这种“民族的哀感”。我以为它决不是小诗，而是蒸发着血气的真正具有永恒意义的一首大诗。在当年，只有智勇的艾青，才率真地从清醒而热忱的心胸喷涌出自己一腔的血泪，让经受了长期战乱和灾难的中国人民更清醒而坚决地投入战斗。诗人的心灵是纯正而博大的。我在前几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对艾青的忧郁和哀伤做了如下的评述：
他（指艾青）并不喜欢“忧郁”，他希望忧郁早点结束。在抗日战争初的那两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艾青写的诗还带有一些过去的哀伤，这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他个人的，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的哀感和愤懑以及对土地的眷恋之情，不但不是消沉的，而且更能激起一个哀伤的民族渴求解放的意志。……只有多年被凌辱欺压的民族才懂得哀伤，忧郁与愤懑也能成为号召和力量，能把苦难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
《我爱这土地》这首永远激励着一个在哀伤中战斗的民族的信心的诗篇，不仅显现出诗人个人美好高尚的心灵，而且以如椽的巨笔挥写出了一颗民族的不泯的良心。
它已经感动和激励过几代人了，它必定还会为我们的长远的后代子孙们所传诵和珍爱。我相信，我还以为这首诗真可以作为诗人的墓志铭，刻在一方朴素而精致的青石上，让诗人的心永远跳动在人世间。
写到这里，我突然地回忆起了一段往事。我觉得似乎可以作为解读《我爱这土地》的又一个说明。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因痔疾手术后在家休养，想不到艾青和蔡其矫冒着暑热来到我复兴门外的住所看我。艾青看了我在病床上整理的“五七”干校时写的三五首诗稿，看得很仔细，还吟读出了声音，他为我改正了几个别字（我常写别字），如把“蓁实”改成“果实”。我那时的诗的情调很沉重，发泄了不少的愤懑。记得艾青问我：“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回答道：“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艾青显然有点欣赏我的回答，他一脸的严肃，望着我的眼睛，说：
“如果有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这么回答。”艾青沉吟片刻，接着说：“一个人，一个诗人，如若不做梦，没有美梦，这个人的一生一定可以平平庸庸、顺顺当当地活着。如若在灾难和痛苦中还能做美梦，他肯定是个真诚而勇敢的诗人。”（大意不会错）那天，我真的看见艾青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并没有流出来，但我看见了莹莹的泪的光芒。
这许多年，我每次吟读艾青的诗，总看见和感觉到他的诗的每一个字都噙着泪水。
艾青眼里的泪水一生几乎都没有消失过，这决非软弱，更不是消沉，而是他诚实而坚强的性格的流露。由于他坚信人类美好的梦境必定会实现。他永远怀着希望和感激的心情，面向着未来，只是他企待得太殷切和痛苦了。
一个温暖的人——感念作家靳以
题目中的“人”字，本来写的是“作家”，我改成了“人”，我觉得“人”更美好。谈论到一个人，常常用“热情的”或者“冷酷的”词儿来表示对这个人的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憎恶，极少说“温暖的人”。划分人的类别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尽管按阶级成分，社会地位，以及职业性能都可能划，但常常划不清，也划不准。我也有个划分法，以冷暖来区分：一类是冷性子人；一类是暖性子人。当然只在心里划，从未对谁说过。
我这里赞美的温暖的人是我国已故著名作家靳以。我觉得以“温暖”二字概括靳以的人和作品的素质和特点，再确切不过了。
把温暖与靳以联系起来最初是来自我对他的作品的感受。大约一九三八年或三九年，当时我在陇南山区一所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看到了一本叫做《圣型》
的小说，也许是散文集，作者靳以，这名字也是头一回见。
我所以从图书馆选这本书看，是因为书名很怪，我想看个究竟。书的内容细节现在完全忘了，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却是异样的温暖。而且这温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冷却，仍温暖地存聚在我的心里。
我是冬天读《圣型》的，住在一座破庙里，既孤独又寒冷。靳以作品的语言和情感所酿成的氛围，是那么地柔和前亲切。我当时写过一首小诗《灯》。记得我在诗里写着：
“冬天，人们有一盆火，烤手，烤脚。我有一盏灯，在心里，又红，又亮，又热，烤我寒冷的世界。”（大意）这首小诗是我在寒夜读《圣型》时即兴写的。我默默地感谢，世界上有个作家叫靳以，他为我寒冷的心送来一盏灯，又红，又亮，又暖。
这盏点在我心里的灯，一直没有熄灭。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已是个大学生，生活在陕南汉江边的一座小城。
我把那几年写的诗收为一集，想送到大地方去出版，其中有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发表在《诗垦地》的诗辑《草原的音息》，还有一个五百行的诗剧《智慧的悲哀》（当时在重庆艺专演出过），诗集取名为《野性的脉搏》（诗集中一首诗的题目）。我寄给复旦大学一位好友，希望他能请一位前辈作家写篇序文。回信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作家靳以先生答应写序，并且推荐给一个叫“雅典”的书店。这真使我欣喜若狂。万万没有想到，写序的人正是我所仰慕的灯一般温暖的作家靳以。我的朋友和我非常感激靳以先生对我这个远方陌生作者诚恳的帮助。但是由于大后方动荡的局面和日益加剧的白色恐怖，靳以先生被迫匆匆地离开重庆到福建去教书，这部诗集终于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而靳以先生答应写的序也未能实现。这当然令我很难过。但我完全能谅解靳以先生，因为过了不久，我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迫离开了大学。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到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拜访靳以先生，才第一次见到这位给过我温暖和帮助的作家。靳以先生说，他还记得我，对答应写的序未能完成感到抱歉。我早把写序的事忘了，他还记得，这更使我感动不已。他说话的声音、微笑和眼神，像朋友似的亲切。我一生交往过的前辈作家很不少，但作品和人温暖如朋友的亲切的作家，却并不是很多。
一九五三年，在北京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又见到靳以先生，他和胡风等作家来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我们一块畅谈了很长的时间。靳以先生一点不显老，声音和微笑还是那么温润而亲切。可是，从此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靳以先生了。他于一九五九年去世，距今已有三十五个年头了。
写到这里，我又记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夏天，我恢复工作不久，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王任叔（巴人）交给我一部靳以的选集，让我在业余时间代他看看（我当时头戴反革命帽子，没有担任责任编辑的资格），我很感谢巴人对我的信任。对靳以的这部选集，我怀着深深地感念的心情做了全部的编辑工作。之后，社长王任叔作为责任编辑签发了这部书稿。记得我当时告诉了王任叔，我与靳以先生的那些交往，我也说过靳以是一位能给读者心灵以温暖的作家的话，王任叔很赞赏我的这个缺乏阶级观念的评价和审美的感觉。
靳以先生，在我的心灵里，是一盏不灭的灯，永远亮着，默默地闪射着一束光芒，并不灼热，却很亲切。
对于给过我温暖的人，特别是在那些艰难而寒冷的日子里，默默地爱护过我的人，我记得格外地清楚，到死不会忘记。原谅我吧，在友情上我也许是个很古典的人，而且有偏执的一面。
一片静穆的山林——悼诗人方敬
我们在登临高山，
一步，一次上升，
人生啊，蜿蜒而崎岖……
走着旧的蹊径，
但要留下新的脚印。
——引自方敬诗《山道》
上面的五行诗，是诗人方敬五十年前写的，那时他正当壮年，似乎已在艰难岁月中体验到了人生（也包括写诗）跋涉的种种况味。今天吟读起来，仍隐隐地能感触到诗人性格中的沉潜而壮烈的情怀。用这五行诗来概括诗人的一生，我以为也是相当确切的。他是一个努力向上攀登的人。诗人生长在山区，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的一生只能走着坎坷不平，弯弯曲曲的山径，有时还必须奋力攀越陡峭而险阻的山峰和峡谷。一个人在攀登中必然付出极大的艰辛，但也能切实地领略大自然和人生的赐予。从诗人方敬的容颜和外形，以及诗的气韵，能真切地看见他是一个善于攀登的体魄精干的山民。他和他的诗有一副很有耐力的筋骨。
近十多年来，由于编《新文学史料》的机缘，我曾有幸两次去渝郊西南师大拜访诗人方敬。我是怀着仰慕已久的心情，沿着一条倾斜的坡路，穿越过一片疏疏朗朗静穆的山林，到达了他那孤岛般的居室的。当叩响他紧闭的窄门时，我是十分激动不安的，生怕惊扰了一个幽闭而安宁的魂灵。从四十年代初，我记得在当时抗日大后方的几个诗刊（《诗创作》、《诗星》、《诗文学》等）读过他的许多成熟的小诗（“成熟”是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我的感受）。后来的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中，才逐渐地晓得他的诗人，学者的，以及革命的一些人生经历。于是在我心灵的神圣的一角，将他与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毕奂午、李广田等诗人归在了一起（把沈从文也看做诗人是我多年来纯属个人的一种默默的认定。而且不是依据沈的诗作认定，是从沈的许多散文中感到了一种诗情诗境的）。除去李广田（李的乡土气质，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外，我激赏他的散文的朴实）之外，我与其他几位诗人都有过诚挚的交往。但是经过直接的交往与深入些的理解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个性与风采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几乎是相距甚远的遥遥对峙的一个个耸立的山峰。他们是不是同属于一个什么大的山系都难说。他们每人都是一个深远的境界。过去三四十年，文艺界常常把作家归类论定，也许是为了便于管理改造，这是非常简单而可怕的思维方式，很少甚至没有真正地探究每个作家诗人的隐秘心灵，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将上面的几位诗人无缘无故地归在一起，也正是一种时代阴影对于我的浸染。本来我是想用“又一座美丽的孤岛”作为这篇小文的题目的（前几年，我曾赞誉诗人毕奂午为“美丽的孤岛”），改为现在这个题目，是从方敬隐没于山林的居室和他的宁静的音容笑貌而构想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方敬与毕奂午的人生境界与精神气质有相似的地方。三十年代他们本来就是朋友。前不久，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渴望获得卞之琳的形象，我不假思索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他去登门造访，卞先生没有同意，才知道卞先生已经许多年不愿让人照相。我感到十分愧疚不安。
当天卞先生挂电话给我，谈到了他近几年来的生活境况和宁静的心态。我本来知道他活得很清苦而静穆，真不该惊扰他。卞先生住在四楼上，由于眼睛和腿脚的关系，极少能下得楼来，每天L居斗室，潜心钻研他的学问和整理译作。他劝我也尽力保持晚年（我已是七十三岁的老汉）心境的安闲与平稳。卞先生与方敬的清癯的神态和讲话的细柔而隽永的声音，的确非常地相似。我多次到珞珈山上走访毕先生。有一回，在珞珈山一条斜坡路上，有人指给我看：“那就是毕奂午！”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位长者，墩墩实实的身架，一身半旧灰布中山装，最引入注目的是他那红润的面孔和天真无邪的微笑，走近时看见他的胸前像小学生那样挂着一把钥匙，但他那么坦荡，仿佛一个大帅挂着勋章似的神气。他活像一位修成了正果的高憎。毕先生的居室与方敬的相比，显得寒伧多了，像走进北京市民破旧的四合院，连室内气味都相似。就居室条件而言，诗人方敬山林中高雅的屋舍，是上面五六位诗人中最为优裕了，但是从他们的谈吐中，自自然然流露出的那种风度和气韵，对于人生的感悟，对于文学的高尚和虔诚的情操，对于生活境遇的淡漠而无求的神态，却又是十分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有自己经过多年的创造已达到的一片静穆的山林，山林并非隐遁场所。我所以用“山林”二字，是觉得他们都与世俗的闹嚣的中心地带智勇地保持了一些距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