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媒体的期待，是盼望各位能扮演告知人民的角色，包括媒体教育与媒体识读。我认为媒体在识字率低的新兴民主国家应负担更多的责任，教育民众选票之外的真实民主价值。民主与GNH都立基于提供公众正确信息，因为不具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无知民众，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当民主政体内的选民教育程度低落，无法理解政治辩论，这样的社会也不可能民主。媒体就是要让政府与治理透明化，才能深化民主。
环境
本次SAARC高峰会将主题定为“气候变迁：绿色幸福”，在联盟创立25周年之际，更显得及时而适切。
我们虽然安稳地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中，但我不得不讲些破坏气氛的事实。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融，山脉缺少以前的雄伟壮阔和清新纯朴之感。全球十分之一的人口是直接依赖此山供应的水源生存的。上升的气温不仅融掉新雪，还有千年积雪层。现在整座山脉看起来就像是一堵灰色的巉岩高墙，难掩虚弱颓丧之态。
另外，海平面也同样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伴随着冰川的消退，在整个南亚兴起毁灭性的气候趋势。我们正在失去水和粮食，忍受洪灾、地震和暴风的侵袭，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基本要素也一一在消失。南亚没有本钱忽视这些不祥的迹象，所以扭转气候变迁的工作，我们一定得先做。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20世纪以来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增进人类文明，也没有让人类行为更加成熟，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让仅为满足贪欲的消费更变本加厉。发展模式完全奠基在GDP之上，这个模式主张无穷的经济成长是促进人类福祉与提高满足感的手段。结果就是毫无节制的消费和资源的浪费，连人类赖以为生的空气、土壤和水都遭受毒害。人类这个物种该如何走下去？
成长模式有天生的缺陷。要达到多少成长、要花多久时间似乎没有终点，在有限的世界里竟不考虑永续的方面。地球再也不能像100年前源源不绝滋养20亿人口般地哺育67亿人。人口成长的推估并不乐观，很快将冲破90亿，也就是说每个人能分到的空间和资源只会愈来愈少。
我们需要改变，并加以修补，体认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方式只会把自己送上毁灭一途。我们必须明白，GDP的上升是以社会崩解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另外也要抛弃无止境的经济成长等同于福祉增进这个错误的认知。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更周全的指标才能回归永续的正轨。
生态足迹的分析结果显示，现今这一代人用掉的地球资源已经超过我们应得的比例，等于是剥夺未来世代赖以生存的那一份。根据预测，如果一切维持现状，不做任何改变，那么到了2030年，要有两个地球才能供应人类需要的物资。我们如何才能把生产和消费水平降低到不超过地球生产的能力范围？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健康水平不致下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能正确认知人类需求的另类发展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不丹认为GNH主导的发展模式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不丹虽然有低度开发国家的种种限制，受气候变迁影响甚巨，但我们正在尽一己之力保存地球的生机。过去50年间，不丹做了有计划的发展，宁可牺牲快速的经济成长，也不愿意剥削山林矿物这些自然资源。我们也刻意避免用密集农业，因为这种方式的耕种极度依赖农药。我们对发展观光业也秉持相同的理念。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不丹把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45％森林覆盖率，提升到今日超过72％。我们把一半以上的国土划为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给大自然各种动植物安全无忧的栖地。这么成功的保护并非唾手可得，是必须付出代价的。
不丹还做到负排碳。我们在哥本哈根COP15气候变迁会议上宣示将维持碳中和。这项承诺跟国民幸福指标的价值观，以及我们愿做负责的地球公民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们相信这条路的选择，不但是生态正确，在道德上也同样正确。各位，这些都是媒体该认真思考的议题。我知道媒体一直在这么做。媒体有能力激起全球的政治意志与勇气，让典范转移，彻底改变国际与国内安全、财务、政治与权力的组成和运作方式。记者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了解经济、科学和发展的必要性了。各位一定要更积极，探索新途径，提出新观点，结合你们对于变革的热忱与期望，扮演好知识传递和公民守门员的角色。当初美国大萧条和最近的亚洲金融风暴与全球衰退的发生，唤醒美梦中的众人，所以媒体更需进一步揭露财富的虚假本质。不过，典范转移难免伴随着难以预测的社会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我们准备好了吗？
媒体
不丹的沟通体系是很传统的口语传播，但近来不管是传统或新兴媒体都在快速地发展。口语传播的方式像故事、谣传、八卦等，在我们社会中依然具有影响力，而平面和影像媒体更是征服了年轻的一代。我国人口虽然只有50多万，就已经有6家报社、3份杂志、4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和数不清的博客和网站，大部分都是在最近3年兴起的。
不丹进入信息时代的同时，也随着媒体开始转型，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和与他人互动的模式也深受影响。现在是媒体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灌输他们价值观，反而不是父母亲。媒体既反映现状的变化，也形塑新的现状。
我国宪法特别定出三项特定条款，保障言论与表达自由、媒体自由，以及知的权利，目的在为媒体创造健全的成长环境。我们都知道赋予媒体权利的最终用意不是给记者特权，而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而创造出来的权利。媒体就跟政府一样，必须服务人民，让人民享有这些权利。
有了这层理解，我们努力建置相关的法规环境，使媒体健全地成长。我国政府支持媒体发展，特别是在刚起步的阶段，保障媒体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媒体一方面提供公共论坛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属于公民的园地，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义务。
我国期待不丹媒体信息界能够养成国民的国家意识。也就是说，我国国民有相同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价值，在面对相同问题时产生的休戚与共之情，不管是成功或失败、骄傲或失望，公民的国家情操便在这段过程中得到滋养。这层认知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石，而这块基石的核心就是GNH。
媒体无时无刻不在传达某种价值，建立公共意向，所以我认为媒体不只是社会和公共论坛的守门员，还负有批判性的公共职责。也因此，媒体有义务带动社会前进，定义并推广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对增进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幸福有所贡献。
全球在地化
虽然我提到威力强大的全球媒体，只是来自一个小国家的经验，但我想整个南亚要面对的议题和挑战是相同的。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南亚，因此SAARC八国里的各家媒体，在全球化的时代想必皆感受到“全球在地化”
（glocalize）的重要性。南亚媒体界必得创造21世纪的身份认同，但这需要所有媒体的参与和创意，而不是只停留在重制外国节目，传播外国理念的层次。
人民拥有选择权和能够自己做决定是件好事，但我想进一步主张，观众应该在能呈现当地观点的媒体内容中做选择。要播什么、刊什么，都是媒体做主，因此培养人们做正确选择与决定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从GNH的脉络来看，法规、政府和专业人士都应基于人民福祉做良知的抉择。
简而言之，GNH是反对由媒体引导的低俗商业主义风潮，反对社会的炫富心态，反对专业媒体的声音被威权领袖、企业主、广告界掩盖，甚至劣币驱逐良币。我们已经在南亚看到商业导向的全球媒体出现，所作所为完全以谋利为主，已经脱离民众，更不考虑民众的利益。
从GNH出发的南亚信息社会，必须让各国的精神层面更富足，确保各国文化继续成长茁壮。媒体应促成能让国家保持高度创意的文化，文化多元性才不致演变成痛苦的歧异。
在理念、价值、情感、传统、语言、服饰、行为各方面，我们一定有共通之处，才会形成“南亚”这个概念。媒体必须了解一般人脑中在想什么、有什么观感，关注民众的住屋、道路、公园、乱丢垃圾和道路安全等日常生活琐事。记者对于一般人和儿童都是正面的行为典范，记者也要进入广大的乡村小区，观察政府如何服务群众，满足社会需求。当然，媒体也得自省，“小孩从媒体吸收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应该在乎吗？”
结语
正当我们聚在一起欢庆SAARC25周年，我们应该问：“如何形成共同的价值，以确保人民的健康福祉？如何营造南亚社群？”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靠媒体之力，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媒体：听一样的广播节目和民间故事，看一样的电视电影，读同一份书报，享受一样的歌舞和庆典等，彼此产生联结。媒体与民主、媒体与环境、媒体与文化，还有媒体与人，就这么牢牢地串在一起，分不开了。
注：本篇内容是作者于2010年4月，在不丹帕罗举行的南亚自由媒体协会、南亚媒体评议会及南亚女性媒体人组织第五届联合会中，所做的专题演讲，当时有300多位媒体记者参与这场盛会。
幸福的文学
身而为人，真正的发展必须朝向不伤害共同享有地球的其他物种，朝这样更大的精致化来转变。
2010年不丹文学节，帕宛瓦尔玛（Pavan Verma）大使阁下要我就“国家幸福力（GNH）”为题发表演说，当时，大使“霸道地”要我演讲这个题目。我个人甚为尊崇大使，他确实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及思想家，所以我没有对大使的要求提出抗议。
我也很明白思想家认为他们存在于世上的理由，就是让别人的日子难受，思想家逼我们得思考！
思想家让我们反省，从千篇一律的生活，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所作所为以及生活方式是有意义抑或徒劳无功。思想家常使我们对自己的习性觉得好笑甚至感到尴尬，对与那些严肃又沉默无声的书为伴满怀感谢。
文学即是作家在其所为、所做的事当中的空间。文学带领我们超越读写层次，我们通过文学来反省及沉思，受到激发，受到激励，被说服去转化自己，有时候文学是引领我们的真正价值。文学让我们能成长，成为独特的人，具有聪慧力的、善于分析的、具判断识别力的、体恤他人的判断力及感受。这一点就是作家为何运用语言的力量作为转化的媒介，这一点也是文学家之所以举足轻重的原因。
“国家幸福力”是引领社会性转变的哲思；有些人则认为“国家幸福力”是另一种发展典型。
谈述到此，就适合提出一个问题：何谓发展？谈到这件事，又何谓文明？我自己对发展及文明的理解相当简单。发展指社会的转变，而文明指精致化，使人们在稳定的环境下所处的社会是正义的、和平的，人们生活有安全感，有秩序，能快乐地居住。身而为人，真正的发展必须朝向不伤害共同享有地球的其他物种，朝这样更大的精致化来转变。
这一点带我们提出下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个人、小区、国家，以及人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有变得更文明吗？我们在文化上、情绪上及精神上有更精致吗？我们会更无忧虑、对自己跟对他人都能和平相处，个人或集体共同对未来的想法，能给予我们理由抱持着乐观、自豪及自信吗？
上述就是在位33年的第四任国王，在他17岁，已经是“成熟、老成”的年纪，初任国王时就关切的问题，国王当时便寻找在继承王位后，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意义的、理性的治国纲要。国王思索以了解人民对生活的向往是什么，以及君主体制及政府必须如何服务人民。国王以治国观点来看国家发展的目标为何，甚至对生命本身的目标为何，他对此做了深入的调查。即便国王欲寻找出答案，他确信无论是国家或个人的发展，两者都一定要有清楚的集体愿景及目标来引导。
国王研究了主流的发展典型，了解这些发展典型都缺少了基本的明晰。显而易见地，这些普遍的发展典型纯然要促发无止境的物质财富，追求更高及更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这一点，放诸全部国家皆然，不论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及文化信仰上的多样性。即使这些发展典型可能在附属的财产所有权以及产品分布上，在政策及法律上会有所不同。
我们的国王观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的模式，发现国家、社会共同的或是个人的层次，都被经济成长及无止境的繁荣给制约了，还不只是向往而已，而是非达到不可。在过去以及现在最重要成果是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来作为经济成长的测量，20世纪30年代经过经济大萧条后，国内生产总值随即迅速发展。库兹涅茨本人曾解释过国内生产总值这项指标有其局限性，并警告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对货品总量、制造服务、市场交易的测量而已。其他人却没留意库兹涅茨提出的警告，过去7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广被国际盲目地采纳，作为国家进步或美好的指标，被视为人类转变的指引。
但是，这些转变的本质是什么？人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这个问题是让国王拒绝传统经济模式的重点，国王决定采用自身对发展的哲思，亦即“国家幸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