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关于蜜蜂、白蚁、蚂蚁和蜘蛛的作品中，梅特林克把哲学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显得神秘、诡谲，难以领会其中的奥义，即便是今天的人，也很难说就能看懂梅特林克的作品。沙里亚蒂在回忆中说，他越是看不懂，越是想看懂，最后，差一点发了疯，以至于完全沉浸在梅特林克的神秘世界中。“无论是天才作家的诗歌、象征性还是神秘的风格都令我着迷。我分不清是在动物世界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我阅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如《白蚁的故事》、《蜜蜂的故事》、《蜘蛛的故事》等，但其中绝大部分我读不懂。”
沙里亚蒂在回忆中说，阅读梅特林克的作品，使他的精神沮丧到了极点，多次想到要自杀。沙里亚蒂的很多作品确实充满死亡的沉重感和压抑感。1973年被捕之后，也是沙里亚蒂心情最沮丧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歌颂死亡的诗《走向死亡》：
让我去死吧/好让我/在永恒的怀抱中/在灭绝的沙漠中/让我从不敢说出的痛苦中/获得拯救。
从中不难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沉重感。根据沙里亚蒂的回忆文章和沙里亚蒂传记作者所言，除了梅特林克的作品之外，这个时期他还读了哲学家叔本华、小说家卡夫卡以及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等人的作品。法朗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敌意”、对“社会公正”和“信仰自由的坚定信念”，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态度”，都给年轻的沙里亚蒂留下了深刻印象。
“认真严肃的思考而引起的哲学上和认知上的不确定和危机使沙里亚蒂逐渐接触到苏非主义。早在初中读书时，他就阅读和收集过许多大苏非，如哈拉智、巴斯塔米等历史上许多苏非主义者的格言名句。沙里亚蒂本人也曾解释说读苏非作品如何令他满意和满足。一个寒冷的冬夜，他被哲学怀疑论和不确定所深深地吸引，心头闪过马什哈德的一个虚构地方自杀的场景，他已在鲁米的《玛斯纳维》——东方哲学的永恒宝库——中找到了精神安慰和生命的意义。”关于沙里亚蒂思想中存在的“神秘主义”，本书后面有专门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正当沙里亚蒂全神贯注地陶醉于神秘主义作品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席卷而来，打破了沙里亚蒂沉湎于“个人内心与世隔绝”的平静。这阵狂风就是摩萨台领导的“国有化运动”政治风暴。因为经常有朋友带着问题来向他请教，沙里亚蒂这才开始找些政治书籍来看。他回忆说，这些人老是问他一个“典型问题”——“下步该怎么样？”为了不让这些人失望并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他把自己所能找到的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饶勒斯等人的书全部找来阅读。
沙里亚蒂从来没有接受正规而系统的宗教教育，一天清真寺学校也没有上过，然而，从他的演讲、文章来看，他对《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绝不亚于一个专业教士的水平。那些有着政治内容和政治含义的伊斯兰宗教类书籍，只要他能得到，都是他必读之书。他读过很多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其他伊玛目生平事迹的书籍，包括《先知言行录》、《伊玛目箴言录》等，还有其他伊斯兰学者的著作。据说《伊玛目阿里箴言录》，他能从头到尾背下来。他还经常与父亲讨论《古兰经》上的问题。父亲在讲解的时候，沙里亚蒂用笔认真地记下来。可以想象，沙里亚蒂后来对《古兰经》的一套解释办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另外，沙里亚蒂也阅读过一些引起巨大争议的、被正统教士视为“异端”的伊斯兰人物卡什拉维、桑拉吉等人的著作。要知道，在一个宗教虔诚的社会中，凡是被贴上“异端”标签之人，都是一些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人。阅读“异端”著作，本身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沙里亚蒂敢阅读这些书籍，可见其思想中的“异端”之根很早就种下了。
随着尤师吉领军的现代诗歌浪潮的兴起，沙里亚蒂又找到了另一个兴趣点——波斯现代诗。沙里亚蒂曾经给自己的朋友赠送了一本自己喜欢的诗人的作品手抄本。这本诗集除了收录了沙里亚蒂自己创作的新旧体诗歌外，绝大部分都是现代诗人的作品，中间夹杂着古代诗人作品。沙里亚蒂对诗歌情有独钟，自己读诗、写诗，一直保持这一习惯。
根据沙里亚蒂的回忆文章《卡维尔》和沙里亚蒂传记中所提到的阅读书目来看，沙里亚蒂真可谓“博览群书”之人。可以想见，广泛的阅读兴趣对他后来成为“革命理论家”和“鼓动家”的事业起到了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马什哈德的讲课（1965~1969年底）以及后来宣教堂（1970~1973年）的讲座和报告，沙里亚蒂总能做到超越时空地旁征博引，其基础就是在巴黎留学之前的13年中打下的。如果说，在到巴黎前，沙里亚蒂所掌握和了解的主要是自己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本土知识”的话，那么，他的“世界知识”，特别是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都是在巴黎留学的5年期间获得的。
1959年5月，他以国家公费留学资格到了法国巴黎后，眼界为之一新。这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期，他的阅读兴趣、范围和视野从此又有了很大变化。
巴黎是个世界性的大都会，是“自由天堂”、“激进思想的摇篮”和“浪漫之都”。沙里亚蒂到达巴黎的时候，巴黎正处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各种思潮互相交流、诘难、争论和理论交锋的风口浪尖上。那里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更难得的是，这些一流人物在讨论问题时，不是把大门关上，而是在公开场合、公共场所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巴黎人最主要的“思想交流和碰撞”的公共场所是各种各样的咖啡厅。对那些追求学问和思想的人来说，巴黎实在是一座免费的大学，一个思想启蒙的中心、思想批评的中心和社会觉醒的中心。在这里，不经意间就会在某个咖啡厅碰到一位世界有名的顶尖人物。巴黎也是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之间思想交流的场所。据沙里亚蒂传记作者说，沙里亚蒂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有关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刚果等国的社会政治知识”都是在法国留学期间与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接触中获得的。在巴黎留学期间，沙里亚蒂接触过许多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有哲学家、学者、艺术家、音乐家、第三世界的自由战士，还有商店老板，甚至他的房东都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记忆。
在巴黎留学期间沙里亚蒂结识了很多人，其中，大概有6个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这6个人后来成了他的文章《我的偶像》中所提到的巴黎6个“偶像人物”，其中1人是房东的妹妹。沙里亚蒂的传记作者阿里·拉赫莱玛根据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巴黎期间的6位西方“偶像人物”，除了“房东妹妹”外，对其中5位西方“精神导师”的学术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研究，也详尽地考察了这5位“精神导师”对沙里亚蒂的影响。这5位西方“精神导师”是：马西格农、古尔维奇、柏克、法农和萨特（其实，法农不应该算作沙里亚蒂的真正的“西方导师”）。
沙里亚蒂于1960年到1962年期间曾担任过法国著名的、信仰天主教的东方学家，即伊斯兰专家马西格农的学术助手。那时，马西格农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伊斯兰教的著名人物——先知的女儿、伊玛目阿里妻子法提玛的传记。沙里亚蒂的工作是负责收集、通读和翻译有关法提玛生平的波斯文资料。1972年，沙里亚蒂在国内侯赛因宣教堂曾作过充满感情的系列专题讲座，专门介绍法提玛的生平、性格和品德，勾画了穆斯林妇女的典型品格和道德楷模形象。在系列讲座的第一场中，沙里亚蒂非常谦逊地说他要感谢马西格农，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我的讲座中所涉及的内容和新发现都是来自马西格农教授的作品和他的新发现，他比我先看到法提玛身上的美德。
马西格农对沙里亚蒂产生了深刻影响。沙里亚蒂曾为遇到这样的人而感谢主，并设想如果没有见到他而“战栗”，并写道：
倘若不是遇到这样的人，我的精神会是多么贫乏、心灵是多么平庸，而我的洞察力又是多么浅薄。
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变成了沙里亚蒂这位穆斯林的“精神导师”。马西格农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看成“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的分支，拥有同一个精神源泉与基础。这一观点为沙里亚蒂关于三教的看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马西格农认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从起源上来说，只有“同一个起源”，那就是“亚伯拉罕”。三种宗教都尊奉同一个先知为自己的祖先，这说明三种宗教只是同一个祖先“亚伯拉罕宗教”的三个支脉，信仰其中任何一种宗教的人对其他两种来说，不过是“兄弟关系”。马西格农主张三教一体，号召三教团结。他的观点曾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界中引起了种种非难和猜忌，有人指责他热爱伊斯兰教而背叛欧洲和欧洲天主教，是一个“宗教叛徒”。有趣的是，沙里亚蒂回国后，他关于三种宗教之间的“亚伯拉罕宗教”的同源观点同样使他成为众矢之的，遭受了与马西格农同样的“诟病与谩骂”，不过与马西格农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马西格农主要遭到宗教界的学术性批判，而对沙里亚蒂的宗教观点进行围攻的大多来自什叶派的“官方卫道士”和“保守教士”。沙里亚蒂在伊朗对伊斯兰的激进解释，曾导致有人把它当作“卡什拉维第二”要追杀他、暗杀他，可是，在法国，马西格农可以在公共场所“公开地”宣扬自己的观点，真是一样的星空别样的天。
不仅在宗教观上深受马西格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沙里亚蒂也同样深受马西格农的影响。马西格农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态度以及“正义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坚定主张，给了沙里亚蒂以“宗教的崇高精神和价值”的鼓舞。沙里亚蒂说，从马西格农身上，我看到了宗教的“大爱之爱”，看到了宗教是拯救人类的力量之源。沙里亚蒂一贯认为，真正信仰一个神的人，他必然有“社会关怀”，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可能“麻木不仁”，不可能只关心自己对“神”的热爱、“与神合一”，“社会和政治关怀”是所有一神教信徒和信仰任何“亚伯拉罕宗教”的信徒应该拥有的一个基本品质。后来，在1972年，他指出：
事实上，伊斯兰教也是亚伯拉罕提出的教理之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伊斯兰学，那么，它也包括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只是同一种宗教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亚伯拉罕打碎偶像的行动是象征性的行动，象征着铲除一切社会不公和歧视。一神教的社会表现形式乃是通过消除社会中的“阶级差别”以构建人类社会的团结和一体性。亚伯拉罕起而反抗的是拥护不公正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剥削社会，以及维护剥削社会现状的宗教权威，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的宗教权威。亚伯拉罕宗教（Abarahamic Religions）与其他任何宗教所不同的是，亚伯拉罕宗教中的众先知从卑微者中挑选而来，他们一旦被神指定为先知，便率领穷人追求他们的事业，开始了反抗富人和压迫者的斗争历史。而其他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的创教者都是有地位的先知。
从《我的偶像》一文中可以看出，沙里亚蒂对马西格农的“爱憎分明”的个性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马西格农虽届暮年，但他在“正义社会事业”上有着非常坚定的政治立场，他曾长时间反对国内的“种族歧视”，为争取法国殖民地的政治犯自由而斗争。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事业，并于1960年春参与签名要求法国当局释放一个被非法拘禁的阿尔及利亚人。从多方面来看，沙里亚蒂对这位“精神偶像”是完全出自内心的崇拜。“后来担任伊斯兰革命后第一任总统的巴尼·萨德尔回忆说，1963年11月他刚到巴黎的时候，沙里亚蒂就对他提到过马西格农为法提玛立传的事，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巴尼·萨德尔以前从没有听说过马西格农，于是便四处打听马西格农的消息。当他得知马西格农仅仅是一位东方学家时，便对沙里亚蒂反驳说，（西方的）‘东方学只不过是一堆骗人的东西’。沙里亚蒂则反驳说‘这个人非常不同’，意思是说他的东方学不是一般的骗人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