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前，全国农村都是人民公社制度，每人都按计划上工，干农活。在外乡、城镇做活的手艺人在农忙时也要回到本人所属生产队抢收抢种。如浙江萧山农村，流动到杭州、上海的补碗艺人都是按在外天数交钱给生产队，否则秋收全队人口分配粮食时，就没有口粮分配给本人。这里不例外，公社、生产队虽然允许周家的花版可以自家单干，但规定不能自己买卖。所有完成的花版都必须交生产队卖，卖出一幅给周明疆记4分工。当时当地的工分单价是0.45元，就是按一个最强的劳动力一天做下来是10分工为计算单位，也就是0.45元；一般人都拿不到10分工，如果按中等算，一个人5分工，一天的劳动就值0.225元。周明疆的花版由生产队卖一幅只得0.18元，连二分之一的工价都没有，亏大了。生产队的“剥削”史无前例的沉重，矛盾突显，双方几经反复，最后谈判达成协议：周家从设计刻制到销售，全部自理。因为花版有大小不同，价格当然也多少不一样。按每卖一幅实际所得，拆1/4交给生产队。那时一般价是每幅4元，交生产队1元，生产队给记每天4分工。按0.45元一个工来算，4分工是0.18元，就是卖1幅花版，周明疆得3.18元，生产队得0.82元。如果三天完成一幅，那么三天的所得是0.54元加3元，为3.54元，一个月30天计，一家人月收入现钱就有30元，抵得上城里一个熟练工人的月工资，在乡村更是不错的收入了。
“文革”后开始改革开放，外面热火朝天，经济市场的浪头也渐渐由远及近地传来，终于有一天，外面对蓝印花布的需求又出现了。在重重山峦另一面的湘西，借着其他因素以“边城”人文历史风情为特色的蓝印花布也顺势名噪一时起来，生意竟有“国际化”的态势。于是就有头脑精明的业者想到“合泰恒记”花版，直接买现成的花版，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用来刮浆印染蓝印花布，把终端产品供应给那些慕名而来的观光客，毕竟利润大些。于是就有人找上门来，“周明疆花版”的生意又要好起来。
生意最好的时候，家中三口人合作，每年卖出花版1200到1500幅，要货急的时候，一个月做过400幅。问到售价时，周明疆显然有些犹豫：他说利润保本多一点吧，大、小价有差，从180元，到60元、50元都有。
周明疆也看到那些买他花版的蓝印花布业者，发财比他既快又多，也就想自己开个土靛印染作坊，但交通闭塞，又没钱，想是白想。免谈。
有艺术家气质的周明疆“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趁着酒兴，就要给我们看看他的东西，第一件是外地印染匠师向他定购花版的信件周明疆和这些蓝印花布印染者之间都有很好的朋友关系，他拿出两封来信给我看，并且很爽气地让我拍照作为资料，这位写信者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优秀蓝染匠师，信中这样写道：
周师傅，您好。
来信收到，十分高兴。谢谢您在百忙中为我赶制花版。您家和我家都是几代相传的手艺，信誉与质量都是过得硬的。我们愉快地合作了多年，我们还会愉快地继续合作下去的。
人老了，儿媳都出外打工，会感到十分寂寞，不习惯，做什么事都有点“没劲”，这是很自然的。
时间长了，就会好起来的，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我不是生活得很好吗？这情况，您也是知道的。
古历二月初旬做好，可以。但您来之前望来信告之，我好为您准备款子。
向您拜个早年
祝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合家欢乐！
这是1999年初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周明疆和向他定购花版的印染艺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既是生意场上的关系，也是互相关心的朋友。当时已近春节，周明疆的儿子媳妇远在江浙打工，周明疆一个人要打理生活确是不易，上山下田，回家冷锅冷灶，生活有些冷清过了。他朋友的现状其实也和他差不多，都是子女不肯接自家这门手艺，宁肯到上海、深圳去睡工棚，也不愿守着故家小天地一点一滴学手艺。
时代变迁，昔日的主顾也好、朋友也好，单纯靠花版不能改善生活。我们见到周明疆的时候，他的儿女们已经一个个远赴江浙打工，周明疆自己还在坚守空巢。他当时还存有一个梦想，对我们说：只要有5万元，也能把“合泰恒记”恢复起来。可是这5万元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一年之后，我们了解到周明疆还在家中务农，但花版的新旧替代毕竟有一定的周期，所以生意不够好，势必农活份量就加重了：他的生活境况日见恶化。
再隔2年，再要找他就先要核准他是否在家乡；再隔一年，连他何时回家乡也说不定了，因为他最终也还是放弃了梦想，丢下刻刀，柴刀，跑出大山，直奔江浙平原加入了打工行列。
3.蓝染织品花版的市场变化
蓝染织品的花色品种由印染的花版决定，花版设计和刻制通常由一位匠师完成，个别的刻版家族有分工情况，匠师本人负总设计出样之责，儿、媳辈担任刻制。
花版的设计、刻制决定了市场上的商品品种，另一方面市场对商品品种的需求也会决定设计、刻制者的艺术倾向，双方处于良性互动的关系之中。
（1）从彩色到单色的夹缬
夹缬是中国印染史上最早的织品之一。有的文献说秦汉间就有夹缬，但未有实物证明。和古代中国有往来的古印度也有夹缬织品，在新疆虽有疑似出土物，但未见考古报告，因此不能详辨。
中国自周始就是讲究宗法伦理的社会，作为织品、衣饰都在宗法文物制度范围内，夹缬当然也受其制约。夹缬的真正流行时期在唐代，这大概和当时宗法伦理约束力的相对松懈有一定关系，其次是佛教艺术传入，带动了彩色夹缬的生产和流行。
唐代彩色夹缬的实物现存者有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收藏的几件残片，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彩色夹缬却是基本完好。
此外，从唐人文献中亦可看到彩色夹缬的记载，例如《唐语林》中有关唐玄宗时的“柳婕妤”，白居易有谢友人赠送夹缬的诗作，等等。同时，上述文献也告诉我们，当时生产夹缬的重要产地有浙江和四川成都，地域跨度从东南到西南，因此在这一大片地区内的其他地区应该也有夹缬生产的可能，事实上，在湖南吉首博物馆藏品中就有据称宋代的夹缬。
从实物和文献对照，唐代夹缬是彩色印染，蓝是其中一种颜色而已。其纹饰以小朵花叶组成四方连续，也有以“联珠纹”形式出现，加上“对”的动物纹，一般都以红、橙为主，辅以“天蓝”对比，织品色调热烈而明丽。其印染程式是先刻镂出两块纹饰相同的木版，把丝绢物绷平夹入，并加大压力使丝绢物的经纬不能吸收水份，以免渗入不需要的色彩。根据实验，有一种所谓浇注法，即把染液自上浇注在所需的纹饰部位，下设容器回收淋下的染液。全部颜色浇染完毕可拆去上下两块画版，再定色清洗。
另一种实验则是浸染法。此法所用的两块花版较厚，各在3厘米左右。夹住丝绢面的版面是纹饰，纹饰底均有通至版面背的孔洞。印染时先把不需染色的孔洞封闭，慢慢浸入染液中，待孔洞内空气逸出后一段时间再取出。再把已印染的孔洞封闭，打开需要印染的孔洞，如上法进行。全部印好后拆去花版，加热定色、漂洗即成。
彩色夹缬的织品是丝绢，吸水率有限，但当社会需求量加大，产品的成本反而会增加，这是因为能够印出红、黄色的植物不多，价格不菲。加上南宋皇室财力拮据，《宋史·舆服志》等文献记载，南宋政府舆杖及节庆赏赐物、禁军服饰等原本用锦绣、绸缎的织品，也被明令以彩色夹缬取代。如此一来，民间彩色夹缬雕版就成为非法，民间众多的“彩帛铺”也面临困难。在南宋，朱熹和宰相权臣之间的不和，最早就起因于朱熹在台州查获当地官员唐仲友私自雇匠人打造花版，开设彩帛铺，雕治花版的“经济案件”。他三次上书朝廷要求法办，言辞越来越激烈强硬，以至拒绝朝廷另加委任的命令，坚持自己在台州任上协理朝廷派员查处此事。朱熹由此得罪唐氏姻亲、朝廷宰相，种下了后半生被打压的祸根。但我们也从中可以推想，尽管政府有命令禁止民间打造花版，但在一些边远地区，打造花版的业务仍在进行，也就是说，夹缬的生产并没有彻底停止。
当南宋政权日益风雨飘摇的时候，只有交通闭塞之地，才是安全有保障之处。所以民间艺师四方流落，最终都是在福建北部山区、浙江温州地区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落脚生根。
如苍南县宜山镇附近湖广店村的戴家是当地最大的蓝染工坊，该村东临东海，北有瓯江、飞云江，西、南两面与福建山区相接，至今都不能说是交通便利之地。综而言之，蓝夹缬的兴起，首先是新的棉织品材料的出现。元末以来，棉花种植技术在江南普及，棉花产量逐年递增，棉加工工艺简单易流传，于是取代了丝绢、麻葛织品而成为纺织大项。棉布的吸水率远远高于丝绢织品，在成本制约下，棉织品普及更不会使彩色夹缬复苏，反而促使单一的蓝色印染从此成为夹缬主流，蓝夹缬应运而生。
据张琴的调查，温州蓝夹缬的具体流通市场北至玉环、乐清，西至丽水，南至文成、苍南。其中丽水至景宁、泰顺则是蓝印花布的市场。有趣的是流行蓝印花布的地区不知道蓝夹缬，流行蓝夹缬的地区不大欣赏蓝印花布。其中原因，我以为大概和蓝夹缬的特定用途有关。流行蓝夹缬地区的民俗是把蓝夹缬作为婚嫁必备的被套，没有这种婚俗的地区，则不一定必备蓝夹缬被套，而可以另外选用相关被套，于是蓝印花布被面流行。加上蓝夹缬被套的图形纹样有特定的方框，一幅被套16个方框，十分醒目，也因此成为样式，和蓝印花布的构图样式截然不同。在蓝印花布流行地区的平民百姓看来，有显眼方框图形的蓝夹缬未免太突兀。一次乡镇婚俗中的个体艺术欣赏倾向会互相感染，足以形成集体潜意识的艺术欣赏标准，于是蓝夹缬与蓝印花布市场的犬牙交错状况就产生了。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浪潮冲击下，市场的需求改变了：
纺织品市场大变，首先是废止布票，原来因计划经济造成布匹紧张，私织的窄幅土布及其蓝染织品才有生存空间。现在宽幅机织布覆盖整个织品市场，可以任意选购，当然使包括蓝印花布、蓝夹缬在内的手织蓝染织品不得不退出市场。市场既失，连带的技艺，如夹缬技艺的流传至此似乎也要画上句号。
（2）市场需求与蓝夹缬花版原创
蓝夹缬的市场主要在温州地区，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生产的蓝夹缬除了供应本地民众外，外地市场辐射到安徽和东北辽宁。行销方式基本上是温州布商自己带货外出推销。一般而言，温州布商都能吃苦耐劳，市场开拓精神充沛。
所以一直到取消票证、大量化纤织品敞开供应之前，这种手工土织布的蓝夹缬被套还有一定的市场。
蓝夹缬的花版原创艺师情况，根据张琴在《中国蓝夹缬》中的研究，以施、王二氏为代表。两人的祖先皆来自河南光州，历福建泉州至浙江平阳，最后迁至瑞安高楼。她认为“蓝夹缬技艺与福建无涉”，“蓝夹缬型版的唯一生发地”是瑞安高楼。
张琴认为，施氏二房从平阳后堡迁入高楼，其后人施式程（1843年出生）懂戏文带过戏班，一生以刻蓝夹缬花版为生，开创了戏文入花版的雕版历史。他的小女婿苏祖垅跟他学习雕版手艺，手艺学成后，携妻回到苏家。此时施式程50岁时“典妻”所育的二子施石燊为维持生计，跟从其父学习版刻技艺，但雕版技艺和生意的兴旺，都不及苏家女婿。
苏祖垅回家又传艺给弟弟苏祖丰，此后兄弟分爨，各立门户，蓝夹缬花版分两支传承：苏祖垅一支传子苏尚林、苏尚燊。苏尚林子嗣无人承传，苏尚燊传子苏德春，此后无承传。
另一支苏祖丰4个儿子中有3个承传其艺，苏祖丰又招收徒弟曹显吉、黄长玉。长子苏尚贴（1918～1996）技艺尤精。
对蓝夹缬花版设计及代加工蓝染的方式有一定改进，创制当地人称“粗花被”的蓝染新织品。苏尚贴花版品相好，远近闻名，因此受到当时蓝染织品生产量、销售量都很大的温州苍南县湖广店村戴家染坊聘请，带着两个女儿住在该村专刻画版，历时两年之久。但戴家染防的蓝夹缬布卖到市场，却被温州人叫做“平阳市”，不知道此布图案实出自高楼的苏氏。
苏尚贴的雕版技艺早年曾传徒弟张上云，后来苏尚贴在家乡又带长子苏仕光、儿媳程花、二女、三女、婿黄其良、徒陈显足等共同经营自己的工坊，一直维持到“文革”。苏仕光的儿子苏立杭、苏立州都承续过雕版技艺，但后来都因为生意不好，除了给薛勋郎打造过几副花版，再没有客户上门，也早早转行，去刻皮鞋底了。
张琴在该书中详述了夹缬花版匠师的家传谱系，特别在苏尚贴的女婿黄其良的口述记录中，有如下几段内容，可以见出艺人在版刻原创技艺传承和市场萎缩现实之间的无奈：像我岳父（指苏尚贴），可能会说出一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