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伯乐是一位相马大师，尤善识千里马。在他眼中，好马劣马一看便知，他也以此闻名于世。其实伯乐原名孙阳，春秋时人，秦穆公之臣，因其善相马，人们便用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名——伯乐来赞美他，后人便把伯乐识马喻为“慧眼识人才”。但真正使伯乐之名流芳百世、声名大振的，还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杂说系列之四《马说》，他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观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此文脍炙人口，不断为人所传颂。
当今商场如战场，人才即千里马。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知识的载体，已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点大家已深有体会。所以在企业中专职负责寻找、管理、开发人才资源工作的人力资源经理，即专职伯乐就显得越发重要。他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像是一个球队的教练，他要把每个队员放在最合适的地方，给他们清晰的目标并适时激励他们，是他们能发挥最佳的作用。要想合理使用人才，就必须将人才放在最能施展其才华的位置上。这就涉及到识人的问题。
识人是很不容易的，要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观其大体而不拘小节。白居易说得好：“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不经事不知人，识别人才就是在复杂事情、特殊环境中看他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如何，从而推断其才能、品德、学问是否能担大任。常常是制造这种锻炼的环境让他去接受实践的考验。
舜是24孝之首，父亲目盲顽固，继母愚蠢絮聒，异母弟象目中无人，都想杀他，他谨慎小心地侍奉他们，勉强维持着一个家庭的和平。舜20以孝闻名于世，30时帝尧想培养他为接班人，于是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以观其内；使九个儿子和他相处一起以观其外。舜耕于历山，历山之人都让地给他；打鱼于雷泽，雷泽上的渔民都让给他住处；制陶于河滨，河滨的陶器都因而精良。一年而所居之处成了聚落，二年成了城邑，三年成了都市，其得人心也如此。尧日渐年老，力不从心，贤未能举，不肖未能去。而舜举“八恺、八元”，而放逐“四凶”，天下大悦。舜人于大麓之中，烈风雷雨不能使他迷失，尧因而知他足以授天下，遂避位而使舜摄天子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舜便接了班。从舜30时尧开始培养他，过了20年才让他摄政，整整锻炼了他20年，中间不停地变换工作，以培养其实干才能。
正是由于尧20年的锻炼，真正看出舜的领导才能，所以才有了顺即位后作出的一番成就。
由此可见，领导者不一定样样都行，才能出众，但他必须善于识人、选人、用人。否则，任何雄才大略难以实施，任何宏图伟业都不能成功。
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因此，领导者要任用一个人，也要从多方面考验他，使他越来越能胜任他的工作。不见得谁一上岗就能做得多么优秀，但必须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学习的潜力。作为个人也应有这样的认识和准备。
有所作为，有所不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者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第三十七章》
【智慧细语】
道永远是顺任自然而无所作为的，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它所作为的。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为政治民，万事万物就会自我化育、自生自灭而得以充分发展。自生自长而产生贪欲时，我就要用“道”来镇住它。用“道”的真朴来镇服它，就不会产生贪欲之心了，万事万物没有贪欲之心了，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安宁。
【解析】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在这里是指客观规律。侯王，老子指的是当时的执政者，如果加以延伸，可以更广义地理解为领导者、管理者。这句话是说：道体顺应自然，是自然无为的；但万物均由道而生，恃道而长，所以道实际上是无所不为的。执政者、领导者、管理者如果能遵循“无为”这个原则，天下万物就将各遂其性，自然衍化。这里，老子除重复“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命题外，又一次将“无为”和管理者（“侯王”）联系到一起，且具体地将“无不为”表述为“万物将自化”。于是，又得到了一个“无为而自化”的新命题。“无为而自化”，应该说是管理的理想境界。这也是老子为什么如此强调“无为”的原因所在。由此，也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从历史上看，老子“清静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与管理思想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并被不少朝代所运用而产生过积极的效果。西汉初期，基于秦末战争造成经济破败、生民凋敝，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的70年间，贯彻“无为”的治国思想，实行轻徭、薄赋、慎刑等政策，同时也考虑到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安定社会，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力，发展生产，因而放弃秦朝的极端法家政策，而改用道家之说，采用“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战后60年，出现了历史学家所称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为后来汉武帝大展雄图奠定了基础。此后如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帝玄烨等著名帝王都曾自称服膺老子“无为”之道治国，推行“烹小鲜”式的管理，在其治国的前期，国势也确都曾颇为兴旺。
那么，在管理中，究竟怎样做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在决策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道常无为”的管理思想要求管理者在企业决策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管理者应该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在大事上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这也是汉代刘向在邮苑《政理》中所言牌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道家管理哲学的精义之所在。任何一个管理者在现代企业中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企业全局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逐渐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不能拘泥于小事，应做到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二是在企业任人用贤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道常无为”的管理思想要求企业高层领导者在识贤、求贤上“有所为”，而在用贤上则“有所不为”。一个现代企业领导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用人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的经验教训中，早已认识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道理。通过“任官得其人”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要求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伯乐相马的识贤能力，必须具备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求贤精神。同时，还要求在用人上对于贤者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想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意识，就不能越俎代庖。
三、在企业家行为上，“顺其自然”有所为，“逆其自然”有所不为。
“道常无为”的管理思想提倡“顺其自然”之为，反对采取反自然的行为，并非禁绝人们的一切行动，把这种“道法自然”的思想运用于治理国家和企业管理，要求管理者既不要随心所欲地去做，也不要脱离客观实际勉强地去做，而要“因自然以理事”、“遵天之道”、“从天之则”，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只有真正站在高处，考虑全局，掌握方向，在具体事务上则不要事必躬亲，持超脱态度，才算是一位聪明的企业家。只有在具体事务上“有所不为”，才能在全局问题上“有所为”，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四、在市场竞争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道常无为”的管理思想应用于市场竞争中，要求企业家既要竞争，又要不竞争，即适时实施“不竞争”的退出战略。
老子推崇“不争之德”，“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他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唯不争，故无尤”。“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水的这种善利万物而不争，即是一种“善胜”的“大争”。“不争即大争”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竞争之妙即在“不竞争”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在市场中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企业家理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并在竞争中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但是，有时候企业家则应根据老子的“不争之德”，针对市场的具体情况，明智地采取“不竞争”的退出战略，以取得市场的竞争优势。企业所实施的“不竞争”的退出战略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市场什么领域“不竞争”；二是在什么时候退出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有三种情况可以采取“不竞争”的退出战略：
第一，不参加市场卖得正火的产品的竞争。真正聪明的企业家在市场上看见别人卖得正火的产品，从不心动，绝不盲目地跟在别人后面凑热闹。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依据“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规律，市场上卖得最火的产品便是即将退出市场的商品。他们能够自觉地不加入与别人雷同产品的竞争，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另辟蹊径，创出独有的新产品，以抢占先机和市场，获取更大利润。
第二，不参与恶性的市场竞争。所谓恶性竞争，主要是指耗费大而又无利可图的竞争。
企业实施“不竞争”的退出战略，时机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该退出时就退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该退出时不及时退出，势必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企业到底应选择什么时候实施“退出战略”呢？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在市场上要经过导入、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在衰退期选择退出战略是理所当然的，不足为奇。在其他三个时期是否退出，应通过对市场增长潜力、市场占有份额、竞争优势和经营风险等的综合考察，然后决定是否退出。
第三，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市场竞争应在公平原则下进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不公平的竞争。所谓不公平竞争，是指依仗某种社会政治背景和不正当手段，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这种不公平竞争，不仅是违法的、不道德的行为，而且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谦和低调，尊重人才，善用人者为之下
【道者说】
“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老子·第六十八章》
【智慧细语】
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表示谦下。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叫做运用别人的能力，这叫做符合自然的道理。
老子说：善于用人的领导人处于低位势。也就是说，凡事只考虑自己的私利，不尊重他人，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就处于“位势高”境地；反之，遇事能先顾及他人，尊重他人，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则处于“位势低”境地。位势低者如山之谷，水必住低处流，于是众人从之，可谓势在必然。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人的行为是受感情支配的，而获取人类感情的方法就在于你能够尊重他，器重他，爱护他，管理者与其抬高自己的架子，高高在上，高处不胜寒，倒不如放下架子，使人们认为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的拥护你，爱戴你，甚至会心甘情愿的为你赴汤蹈火，尽力效忠。
从古至今，有所作为的领导人都深深地体会到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的重要，唐代政治家魏征把君民关系比喻为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主人。维吾尔谚语说得好：“离开群众的人，就像落地的树叶。”
礼贤下士是“与人为善”的具体体现。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何谓下？就是待人谦下之意。不要认为礼贤下士只是我国古代开明的政治家一种个人优良品德，它也是发掘人才的一种有效之举。上“礼贤”，“下”才会簇拥而来，“下”才会发光放热，“上”的事业才会热气腾腾。从历史上看：周文王礼贤，姜太公亲附；刘邦礼贤，韩信亲附；刘备礼贤，诸葛亮亲附；李世民礼贤，魏征亲附；朱元璋礼贤，刘基亲附。由于周文王等历代明君礼贤下士、与人为善，使知人善任成为了一种现实，并为他们自己赢得了丰硕的果实回报——周文王用了姜太公，使得他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为自己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用韩信则击败了强敌，扫平了天下；刘备用了诸葛亮，使自己从一个“流寇”变成了一方霸主，三分天下有其一；唐太宗用魏征，造就了“开元盛世”；朱元璋用刘基，不仅成就了明朝大业，而且在他的倾心辅佐下，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居上思下，处尊思贱，谦谦君子也。不要认为自己是领导者或管理者就高人一等，一定要让被用之人感到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将才，很重视他，谦虚地对待他，哪怕他的学识或才能或地位或某一方面确实不如你，在你的下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任用一个人就要充分地信任他，重视他。
刘备善为之下，三顾茅庐，终请卧龙出山，三分天下。刘备贵为汉室宗亲，诸葛孔明只是一介草民，刘备能够三顾茅庐，可见其“为之下”之作为。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说：魏公子无忌为人仁厚，又能礼贤下士，凡是士人，不论才能高低，都能谦虚地以礼相待，不因为自己富贵就怠慢士人。因此，纵横几千里地方的士人，都争相前往归附他。他招徕的食客有三千人。在这个时期，各个诸侯国因为公子贤能，门客又多，十多年不敢侵犯魏国。
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赢，七十多岁了，家里很穷，只好去做大梁夷门的守门人。魏公子听说后，就前去问候，要赠送他丰厚的财物。候赢不肯接受，公子就摆设酒席，大请宾客。客人坐定之后，公子带着礼物，空着车子左边的座位，亲自去迎接夷门侯先生。侯先生整了整破旧的衣帽，登上公子的车毫不谦让坐在上首，想借此来观察公子。公子握着缰绳，更加恭敬。侯赢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街上屠宰坊里，希望委屈您的车马，让我去访问他。”公子驾着车子来到市场，侯赢下车去会见他的朋友，故意久久地与朋友谈话，暗中观察公子。公子脸色更加温和。市场上的人都看着这个场面。这时候，魏国的将相、王族、宾客济济一堂，等侯公子举杯祝酒。随从人员暗地里都骂侯赢。侯赢看到公子的脸色始终不变，才辞别朋友，登上车子来到公子家，公子领着侯赢坐在上首，并向他一一介绍宾客。客人们都吃惊不已。饮酒正酣时，公子起立，来到侯赢面前向他敬酒祝福。侯赢便对公子说：”我只是夷门的守门人，而公子却委屈车马，在大庭广众之中亲自去迎接我，本不应该去访问朋友，却委屈公子去了一趟。然而我侯赢要成就公子的美名，故意让公子的车马久久地停在市场上，去访问朋友，借此观察公子，公子却更加恭敬。市民大都把我看作小人物，而认为公子是有德行的人，能谦恭地对待士人啊！此后，侯赢成了公子的上宾，并为公子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