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方面战时体制的开始
形势日趋严峻，让蒋介石不得不作出新的部署。
7月13日，蒋介石按照战时体制，开始以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全军。
8月15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了抗战总动员令，并很快建立了战区制，将全国划分为五大战区（司令官按照顺序排列分别是程潜、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和李宗仁，后来战区陆续扩大），编制抗战序列。从8月起，仅湖南、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甘肃七省，每月就招募新兵6万人。
战时体制实施后，驻防徐州、蚌埠间的胡宗南部第一师及教导师，也在13日向徐州、郑州两个战略要地移动完毕。其他部队也陆续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沿线集中，以便随时开赴平津。
按照战时体制，蒋介石将国民经济转入了战时轨道。从7月下旬起，南京政府全面加强了对交通、粮食、资源、财政、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控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重要的中枢机关、军事企业、重要的工厂，也开始逐步向内地迁移。
8月7日，蒋介石成立了最高国防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蒋介石担任主席，以确定抗日作战方略。除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外，各地方军队将领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也正式出席。
在进行战时动员的同时，蒋介石还对和平抱有很大的希望。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声称只有“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即使讲和，也要“绝对与中央一致”，“万勿单独进行”。蒋介石还强调说，“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也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
7月14日，前去增援二十九军的孙连仲部开抵石家庄。参谋部次长熊斌到达保定，并派处长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以下两点：（一）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廿九军；（二）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廿九军助威。
这无疑是蒋介石的悲哀。蒋介石在对付红军时，从来没有说过“固守”这样的话。而在对日策略上，他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谨慎。蒋介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但是在战略上，固守是没有出路的。日本大军正在来华的路上，待其援兵来到之后，想固守也固守不住了。因为北平的许多战略要地已被日军占领，仅凭卢沟桥是不足以据守的。
本来，宋哲元就出于保存地盘和实力的目的，希望和日本人达成妥协，以求相安无事。但是蒋介石在电报里却说可以讲和，只是不要单独进行而已。这使得本来就未下定决心的宋哲元愈加踌躇不定。蒋介石对于依赖列强的干预，和平地、局部地解决事变仍抱有很大幻想。蒋介石还把希望寄托在“数国外交”上，但是真的像他所说的“皆有把握”吗？
为了及时全面了解前方战事情况，7月13日，何应钦给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致电，要求他们每日将战事至少电告三次。
7月14日晚，国民党军事当局照例在何应钦官邸举行会议，就和战方针进行讨论。在何应钦官邸举行的军事会议，几乎每个晚上都召开，直到8月12日为止。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参谋总长程潜（8月以后，参谋总长由何应钦接任）仍然身着上将军服。肩上扛着的三颗星，在光怪陆离的壁灯下闪闪发光，显得格外威严。程潜环顾四周，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吻说：“我们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忠诚觉悟，停止内战，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尽心竭力。”喝了一口水后，程潜接着说，“现在我们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准备。所谓完成准备，即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但目下之准备与军队之动员，仍不可忽。”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忍受不住炎热，把风纪扣解开。他则对于开战缺乏信心。他说：“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他提出：“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显然，徐永昌不主张马上开战，对于妥协抱有很大的希望。
训练总监唐生智是个大个子，气宇轩昂。他的观点和徐永昌颇为类似，同意在准备不周，稳操胜算的条件下谋求对日妥协。但是他不主张由中央为宋哲元确定妥协标准，应当采取“意在五角，而要价一元”的办法。唐生智说：“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间，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在日本决策层已经准备大规模派兵侵华的情况下，国民党高层却仍然没有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没有定下抗战决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一直抱定“两手准备”的总方针。这个方针表面看来似乎是万无一失，十分全面，而实际上却是和战不定，决心动摇。这对于争取全局的主动权，加速抗战准备是不利的。
抗日第一共产党人的决心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要比蒋介石严重得多。基于对时局的理解，毛泽东意识到，中日之战已经不可避免。
7月13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他号召每一位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准备随时到抗战前线去。毛泽东还致电叶剑英，中央决定先派4000人开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
7月13日，毛泽东为抗战方略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这个题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无比决心，与蒋介石的“两手准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已决定抗日到底，准备把红军主力开到前线去打日本人。红军在十天之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发。7月14日，毛泽东还让叶剑英通过西安国民党当局告诉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毛泽东告诉在两广的张云逸，为了抗日大业，中共准备承认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
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深远影响的看法，显然高出蒋介石和国民党一筹。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连宋哲元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都对日本人的企图雾里看花。那时，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人物，却已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7月8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当时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8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这本是一件鼓舞民心的事情，而一些日本人则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把卢沟桥事变发起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助理今井武夫，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把卢沟桥事变和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联系起来，说是北方局指挥北京大学学生挑起的。此后，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开始附和这种说法并且添油加醋。
例如一位自称当过八路军俘虏的葛西纯一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明日军是在7月7日夜10时发起攻击，而实际上日军是在7月8日午前5时才“应战”的。据此，他说：“这个‘夜10时’是根据刘少奇等中共北方局的地下工作人员，面对日支两军方向传来的枪声（有点像爆竹声）而发出的‘点火’成功的无线电报推测出来的。”葛西纯一信口雌黄地说：“七七事变是刘少奇领导的一队抗日救国学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实行的一次决死行动。”
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冈笃野夫，在1987年出版的着作《卢沟桥事变》中说：“我不得不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电文语句那么周密而大吃一惊。这使我更加相信：这份通电是事先准备好的。依此类推，卢沟桥的第一枪也是事先准备好的。在收到计划成功的通知后，立即就把事先预备好的电文发了出来。”
曾任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随员的田中正明，在其所着《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提到卢沟桥事变时说：“阴谋是中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事变三天前的7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醒人们‘日中战争将要到来’便是其证明。还有，在事件发生后才只几个小时，中国共产党便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了号召对日宣战的通电，而这时就连日中两国军队的当事人还未必弄清事情真相。”
这些日本人的咿咿呀呀的胡说八道，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刘少奇并不在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通电，是中国共产党高度的革命性和警惕性的表现。通电的内容与中共此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前的文件、宣言、讲话，都是一致的，即要求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日。
至于中共中央为何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卢沟桥事件，这并不奇怪。因为二十九军内就有地下党员，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就是。守卫宛平城的金振中营内，也有牺牲的共产党员申仲明。北平城内，也有中共情报关系——“华北联络局”。第一时间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信口雌黄，硬把卢沟桥事变与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联系起来，说是中共的预谋，这只能说明他们对于历史的无知和良知的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