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开始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
松井久太郎是七七事变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是日本福冈县人，陆军学校二十二期生。早年曾在海参崴及西伯利亚各地秘密活动，后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3月，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调回国内，松井便受命接任了这个职务。到任后，松井又被冀察当局聘为顾问。从此，他频频奔走于北平、天津、通州间，在对华交涉的名义下进行分离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7日夜间的所谓“失踪事件”发生后，松井又登场了。
这天下午，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20多人，给他们报告局势的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里10点才散会。回宅后，他先洗了个澡，换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栏上静静地沉思。突然，“叮零零”，电话铃响了起来，时钟指着11点40分。
又发生了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秦德纯的心头油然升起。从6月以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突然频繁起来。而且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的演习，竟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反复进行。莫非宛平城的驻军和日军发生了冲突？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的秦德纯忐忑不安地拿起了电话筒。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打来的。他说：“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方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索失踪士兵。”
秦德纯反应很快，也很干脆：“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就在该地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损害了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果查出确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至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说日方对此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行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以为，此事可能是日军制造的口实，很可能酿成大祸，马上将此经过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人侦察丰台方面敌人的动态。
凌晨3时半，吉星文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挺，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听我的命令！”秦德纯振臂高呼：“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秦德纯同时将此处置通知冯治安。
秦德纯还指示宛平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日军士兵“失踪”之事，以便处理。王冷斋则通知宛平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士兵的踪迹。
那么，日军士兵“失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向清水节郎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三种推测：第一，可能是解手去了；第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第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而日本人却一直闪烁其词。志村归队后，清水节郎故意不报告。
战后有人问清水，当时为何不报告。清水支支吾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
谁在撒谎，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当时清水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和决定对二十九军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是“士兵失踪”，战后却说成是“不法行为”。
7月8日凌晨2时，一木清直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消息后，却认为：“连联队长都下了交涉的命令，又因此而中止，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呢？”所以他没有下达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不过此后，做贼心虚的日军，把挑衅的借口由“士兵失踪”偷梁换柱成了“非法射击”，甚至干脆否认曾向中国方面提出过搜寻“失踪士兵”的事情。
二战后，关于“士兵失踪”一事，在日本曾引起广泛的研究。不过志村菊次郎却已经是无法佐证了。因为他在“失踪”后不久，就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再次应召入伍，结果于1944年1月31日战死。
是谁开了第一枪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与所谓的“第一枪”，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七七事变是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变，所谓的“导火索”在日方看来是“士兵失踪”和“第一枪”。“士兵失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那么“第一枪”问题则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水节郎的笔记是这样记述的：“晚上10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此时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清水的说法是否可信呢？“第一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无论在当时或战后，日本都不断有一些人抓住“第一枪”的问题纠缠不休，诡称是中国军队放了第一枪，还有人居心叵测地提出是中共挑起了七七事变。这些日本人的目的，其实昭然若揭，无非是借此将发动七七事变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方面，并进而否定全面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无论日本人的理由有多么冠冕堂皇，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所谓的“第一枪”，是在中国的北平城外，而不是日本的东京城外响起的。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翌日，日本外务省就曾推测它是华北驻屯军的阴谋。甚至连首相近卫文也有这种怀疑。在北平的日本人则更是接近真实地盛传：点火的人，是日军中级干部。那么，这些不约而同的判断是不是毫无根据呢？
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曾经就“第一枪”之事写道：
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亭）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后来还就此事作出坦白，道破了这一事件的真相。1946年6月，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对战犯茂川秀和进行了审判。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由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枪”完全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和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以及日本国内侵华激进派法西斯分子共同策划的阴谋，他们是七七事变的真正肇事者。
而日本许多军政要人缘何并不知晓？在侵略中国的大方向上，日本决策层没有歧异，而在何时发动这场战争上，他们却存在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激进派为了能够顺利地挑起全面战争，不惜在未取得日本最高决策层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断然把日本拖上战争的轨道。
到此为止，“第一枪”之谜大白于天下。而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仍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第一枪是属于中国兵偶发性的？有计划的？还是阴谋？对这一阴谋有人认为是由日军采取的谋略，或者是中共，也或者是抗日激进分子制造的谋略。对此虽做过多方面调查，但究竟谁是肇事者，至今仍难判断。据我调查的结果看来，估计决非日军所为。至于认为是单纯偶发性的看法，中国兵出于恐怖心理由于过失引起开枪，这种情况却是有可能的。此外，抗日情绪高昂的中国兵对日本抱有极大反感，由一人忽然开枪引起同伴开枪，也并非无此可能。从而对照事件前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来看，单凭以上因素，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并不能排除阴谋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弄清何以在开始射击以后，使事件连锁性地扩大下去的政治背景。”
不论如何众说纷纭，但有一个人的说法是不能忽视的。他就是日本天皇。1990年12月，在日本一家影响颇大的综合性刊物《文艺春秋》上，披露了日本天皇在1946年对近臣所讲的关于“大东亚战争”看法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一文，其中谈到了卢沟桥事变的原因。在文中，天皇明确指出：事变不是中国方面挑起的。他说：“值此危机之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并不认为是由支那方面挑起的，而认为是由一些无所谓的争执引起的。”
对于七七事变如何发生，天皇一清二楚，心知肚明。那些把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的日本人，最好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