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再上庐山
在国共两党的交往史上，周恩来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蒋介石和他曾是同事，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其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37年7月4日，受毛泽东、洛甫、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委托，周恩来再次离开延安，踏上了前往庐山的行程。
同周恩来一同离开延安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和一位老革命林伯渠。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和蒋介石亲自会谈。
周恩来不平凡的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谈判上面。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大会堂为重庆市文化界人士举行话别茶会。周恩来在谈到和平谈判经过时动情地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的时间，我已经谈老了。”
周恩来说的是实话，仅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周恩来就同国民党方面举行了五次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前往庐山和蒋介石直接会谈。由于蒋介石的倒退，周恩来不得不于6月18日回到延安。
6月26日，蒋介石再次电邀周恩来上庐山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4日当天，周恩来偕同博古、林伯渠离开延安，当日到达西安。7月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上海。
就在他们抵达上海的当晚，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会见了为中共中央担任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准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周恩来与他们作了详谈。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7月13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离开上海，前往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北濒一泻千里的长江，南襟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大江、大湖、大山浑然一体，险峻与秀丽刚柔相济，素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域，面江临湖，山高谷深，具有鲜明的山地气候特征。年平均降水1917毫米，年平均雾日191天，年平均相对湿度78%，每年7月～9月平均温度16.9摄氏度，夏季极端最高温度32摄氏度。良好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庐山成为世界着名的避暑胜地。
庐山上有着名的美庐别墅，是蒋介石、宋美龄在庐山的住处。它位于牯岭东谷的长冲河畔，是一栋精巧的英式别墅。美庐为英国人赫莉所建，由主楼和附楼两部分组成，面积近千平方米，精巧而又宽敞，活泼不失端庄。庭园面积近5千平方米，石墙相围，内有泉水淙淙流过。赫莉太太与宋美龄友好，于1934年将这栋房屋赠送给宋美龄。蒋介石见此环境恬静、清幽、美丽，而宋美龄的名字中也有一个美字，于是命名“美庐”，亲笔题写，命人刻于庭园中的卧石上。
美庐不仅建筑风格别具特色，周围环境极佳，而且在我国现代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民国初期，国民党党政军大员经常云集这里，召开各种重要会议。20世纪30年代，庐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三次登上庐山，主持召开了世人瞩目的三次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也曾多次住过美庐，它由此成为中国惟一一栋住过国共两党最高领袖的别墅。
周恩来一行抵达庐山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国事的意见。但是据周恩来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为了争取这次会谈能取得进展，中共方面显示了最大的诚意。7月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这次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7月15日，周、博、林到庐山后，随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看。而蒋介石的态度却十分冷淡。
谈判的核心依旧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而蒋介石却更向后倒退了。也许在蒋介石看来，现在事情还还没有发展到要求中共出兵的地步。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还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并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谈判时，反复多变的蒋介石又改口了。他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备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心急如焚的周恩来对于这位昔日同事的“蒋校长”的秉性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他现在是作为中共的代言人，不能不针锋相对发起斗争。翌日，他写信给蒋介石，委婉地批评了蒋介石态度的倒退。而蒋介石不为所动。
谈判已陷于僵局，留在庐山固然消暑，而周恩来此时全无此心情。心情沉重的周恩来一行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
而延安的毛泽东等人也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决心撇开蒋单独改编，参加抗战。7月20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再消极等蒋。7月21日，周恩来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近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周恩来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必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用“欺软怕硬”这个成语来形容蒋介石是最合适不过了。当中共方面觉得撇开他单独改编时，他的立场就软化了。7月27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7月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三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这时，朱德、彭德怀等都在云阳。7月20日，周恩来和博古赶往云阳，安排一、四方面军和七十四师改编事宜。
见红军开始准备改编，蒋介石坐不住了。8月1日，张冲给毛泽东、周恩来发来急电，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作为实际上的中共领袖，自然不能随便离开延安。翌日，周恩来电询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
8月4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周恩来不得不再次踏上南下的行程。8月6日，周恩来、朱德离开延安抵达西安。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冯玉祥和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也纷纷同周、朱、叶会晤。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
各方面的条件都近成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似乎已是水到渠成，指日可待了。但蒋介石反复多变的秉性，使其仍旧对中共骨头里面挑刺。8月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周恩来7月间交给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例如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等。
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就在蒋介石刁难周恩来的时候，日本人可等不及了。翌日即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
始终犹豫不决的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既抵抗了日军的进攻，又消耗的共产党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在8月22日正式发表）。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9月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西安事变后国共旷日持久的五次谈判，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