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清官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最富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当属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据史载，他生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礻右7年（1062）；而据合肥的包公后裔介绍，他的具体生日是阴历二月二十五日，忌日为阴历八月二十五日。
《宋史》卷三上说：包拯“始举进士，除大理平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大意是：他先是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大理平事，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县）知县。但鉴于父母都上了年纪，身边需要照应，也便辞而未就。于是，朝廷改任他到邻郡和州为官。他基于同样原因，也没去。几年过后，其父母相继去世，他又守丧期满，经乡里人劝勉，才赶赴京师参加吏部调选，并到扬州天长县做了知县。
从此，包拯开始了他那惊天动地、留芳千秋的政坛生涯。
勤政爱民
包拯一向认为：当官就应当做忠臣。他的忠臣标准是：“上以裨国是，下以恤民瘼，中以塞国蠹。”自他为官之日起，便一直照此行事。
在他刚刚出任天长知县时，曾有个农民向他告状，说是自家的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包公问：此情还有谁知道？那农民答道：我发现后，就慌忙跑到这儿，连左邻右舍都还不知道呢！包公基于当时为了保护农业而严禁屠宰耕牛的法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悄悄对那农民说：你回去偷偷把牛宰了，把肉卖出去。但一定要做得秘密。然后，我自会找到割牛舌的人。
农民回家后，即照包知县吩咐行事。三天后，有一个人跑到县衙，告发那个农民私宰耕牛，应当绳之以法。包拯顿时拉下脸来，厉声责问：“那么，你为何要割人家的牛舌头呢？”告状人一听，顿时呆若木鸡。随后，不得不从实招供：原来，他是牛主的仇人，为加害牛主，便偷偷割掉了牛舌头。牛没了舌头，便不能吃草，不能干活，牛主只能将它杀掉，从而犯下私宰耕牛之罪。包拯当即命那人签字画押后，根据有关法令惩处了他。
包公当了开封府尹，除“以恤民瘼”外，在“以塞国蠹”和“以裨国是”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
当时，开封是北宋首都。在那里，不仅有朝廷大员，还有众多皇室贵戚；官僚贵戚间姻亲相联，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后台。作为地方官的开封知府，既要造福于民，又要保障官僚贵族的享受，还要维护国家纲纪。稍有疏忽，小则丢去乌纱帽，大则掉脑袋，此即世人所常说的“京官难做”。
但是，包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上任不久，便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依照旧制，老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而须通过看守大门的府吏，先收状牒，尔后转达，谓之“牌司”。府吏们往往乘机敲诈勒索，看钱说话，不但严重影响办案时效，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包拯洞悉其弊，下令撤销了“牌司”，大开正门，允许百姓直接到他面前投递状纸，有理无钱也能申冤雪恨。从此，旧开封府那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积弊扫除一空，官吏徇私舞弊的恶风也被煞住，新的案件无不得到公正的判决，以往的冤假错案也都得到了纠正。
在京城之内，有条横贯东西的惠民河。它是连接东南漕运的通道，作用十分重要。在河道两侧有些空地，原先一直立着标志，不许私人占用。不知何时开始，一些官宦富豪依仗权势，在那儿霸地筑堤，大造豪宅园林，甚至圈占水面，搞得河床狭窄，河水淤塞，泛滥成灾，严重威胁着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惠民河也从而变成了“害民河”。包拯曾为此专门上疏，奏请朝廷尽毁这些违章建筑，但那些权贵们却声称有地契，拒绝拆除。包拯并未就此甘休，他当面让那些人交出了地契，一一审验，结果发现许多冒牌货。于是，又上章弹劾，迫使权贵们俯首认罪。接着，他广泛发动百姓，群策群力，先是疏通了河道，继而在河边广种花木，使惠民河焕然一新。
从此，京城开始流传起这么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穷苦小民打官司没钱没人给通关节也不怕，自有铁面无私的活阎王包公为你做主；而那些高官富豪尽管有钱有人通关节，却通不到包大人那儿。
嫉贪如仇
在《孝肃包公奏议》中，有一篇《乞不用赃吏疏》。其中，第一句便是：“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认为，为官的贪污受贿，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由于宋朝集权中央，守内虚外，重文轻武，所以官繁吏冗的现象更突出，再加上朝廷没能及时采取有效的肃贪措施，所以贪污之风更甚。为此，他请皇上对贪官污吏加以严惩。而他自己，一旦发现同僚中犯有贪污罪，也总是翻脸不认人。
嘉礻右四年（1059）春，开封富民刘保衡因开酒作坊赔了本，欠了100多万官曲钱。三司（主管全国财政赋税的机关）派人催还，他只好变卖家产去还债。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他的房产。包拯得知此情，立即上疏，弹劾张方平说：“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宋仁宗赵桢遂罢免了张方平，改任宋祁为三司使。
不久，包拯又获悉宋祁在四川任职期间，也有贪污行为，还利用公款到处游宴玩乐。于是，又上疏仁宗，请求罢免宋祁的三司使之职。仁宗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来，包拯又惊悉原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贪得无厌，鱼肉百姓，逼得许多人纷纷逃入山中，联合起来反抗他。他调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仍我行我素，盘剥百姓。包拯十分气愤，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弹劾他。其中写道：“王逵迫害百姓，造成大害。朝廷决不能任用这样的坏人，危害国家！”然而，朝廷并没有罢免王逵的官，而只是将他换了个地方，改任了淮南转运使。包拯不服，再次上奏弹劾。不久，他又得知王逵在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怀疑洪州地方官卞咸告发他，曾暗中指使他人诬告卞咸，并由此而株连了500人之多。一怒之下，又接连上了4篇奏疏，弹劾王逵。还斥责朝廷：“难道竟忍心让一个地区的老百姓，任凭王逵去残害么？”宋仁宗见他义正辞严，铁证如山，不得不将王逵革职查办。
包拯的嫉贪如仇震惊朝廷内外，百姓无不高呼他为“包青天”，而贪官污吏却在私下痛骂他是“包黑子”。
铁面无私
包拯在任地方官时，曾写有一首律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从诗中的“清心”、“直道”、“秀干”和“精钢”等等，也足以显现出他那铁面无私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可以说，这正是他本人从政、处世的真实写照。
皇礻右年间（1049～1054），包拯曾出任庐州知府。庐州是他的家乡。其亲戚朋友一听说他来主政，无不笑逐颜开，纷纷前去拜结。但他却提前立了个规矩：所有熟人来访，一律谢绝，概不接见；处之公事，绳之以法。史书上说，那时的他的确是“故人、亲党皆绝之”。
其间，包拯的一位堂舅自恃有了靠山，乘机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受害人忍无可忍，跑到府衙去告状。包拯一听，怒不可遏，立即将那舅父捉来。这时，许多亲戚都赶来说情。包拯却一概不听，只是冷冷地说：“不是我没有情义，谁让他犯了法呢？”说罢，升堂审讯，还命差役将舅父重重打了七十大板。赶来求情的亲戚们看到这情形，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再不敢仗势欺人了。
即使对皇亲国戚，包拯也不给他们留情面。轰动朝野的“三弹张尧佐”，便是最典型的实例。
张尧佐是宋仁宗爱妃张贵妃的伯父。他虽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却很会投机钻营，竟同时担任了三司使、节度使等四个重要官职。满朝文武尽管心中不服，却谁也不敢得罪这么一个有权有势有靠山的大人物。然而，包拯却不然。他向宋仁宗上疏说：凭张尧佐的德才，不适合担任三司使之职。过了几天，他见皇上对他的奏疏没理睬，又连上四道奏疏，说：“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只是靠贵妃得宠才一步登天。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他而违天意，逆人心，自酿危乱呢？！”还说：“历代外戚，即使有才者！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何况无才者！……请陛下撤掉他，另求贤才！”仁宗无奈，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
但为时不久，张贵妃又向仁宗吹起了枕头风，鼓动仁宗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级别相当于副宰相。显然，让张尧佐任此职务更不合适。但是，仁宗经不起贵妃撒娇折腾，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待仁宗宣布张尧佐就任宣徽使时，包拯不禁怒发冲冠。竟当着众臣的面在金殿上和仁宗争论起来。他大声说：“张尧佐是什么人，哪能任此要职？请陛下不要让天下人说你宠爱贵妃而有私心，这会损害陛下的尊严和威望的。望陛下以天下为重！”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竟溅到了仁宗的脸上。在场的张尧佐怕众怒难犯，慌忙声明辞去此职。宋仁宗也怕为此而丧失人心，才顺水推舟以示“虚心纳谏”，接受了张尧佐的“辞呈”。
宋朝朱弁在其《曲湖旧闻》中记载了上述史实。其中写道：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还写道：那天，眼巴巴盼望佳音的张贵妃，一见仁宗回宫便急着问：“宣徽使……”仁宗没等她说完，便没好气地说：“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使乎？！”
清正廉洁
史书上还说：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意思是，他虽然为官数十年，俸禄又相当可观，但吃的仍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布衣芒鞋，家用器皿也全是竹木陶瓷所制，和当官之初并无两样。
几乎所有的史书上，还都记载着包拯和端砚的故事。
庆历元年（1041），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一天，他和几位前来拜见的老先生谈起端州名产端砚时，一位名叫徐乐天的老秀才哼了一声，说：“幸亏这种名产还不多！”包拯觉得他话里有话，便于此日特地到他家登门拜访。徐乐天这才告诉他：自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起，端州每年向朝廷进贡8块端砚。大宋开国后，仍照老规矩进贡。但是，没过几年，进贡数额却猛增4倍，老百姓负担不起，实在苦不堪言。包拯说：数日前自己刚刚查阅过有关卷宗，那上面明明写着8块，为什么说是增加了4倍呢？徐乐天解释道：进贡的砚台一直是8块没有变；但历任州官见它石质坚实细润，雕刻精美，不仅是极好的文具，也是非常名贵的工艺品，就变着法儿多搜罗，去用它奉承权贵大臣。包拯这才如梦初醒，并表示大煞这股不正之风。
回衙后，包拯立即发出了一份布告，明文规定：所有官员，无论以何种名义和方式侵吞端砚者，一律将端砚交回州府；现存州库的贡砚，将作为今后数年进贡之用，任何人不得擅自取用。自此，端州官绅贪污端砚的陋规被革除了。
当包拯离任时，全州官绅无一人敢给他送礼。待行至接官亭，仆人包兴禀报他：徐乐天托人送来了一个小盒。包拯打开一看，原来是块端砚。附信中说：这是他祖传的端砚，明公一定收下。包公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好不容易花了一年工夫，总算革除了贪污端砚之陋规。而今若自己带块端砚进京，岂不令人耻笑！”随之找那送砚人，那人早已离去。包拯左思右想，最终悄悄地把那块端砚掷进了一条河里。
对其家人，包拯也要求甚严。他的长子包纟意在其影响和教育下，官居通判，政声亦好，可惜英年早逝。幼子在他去世时年仅5岁，包拯为他留下的家训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即是说：“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贪污受贿者，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否则，便不是我的后代！”
留芳百世
嘉礻右七年，包拯病逝于枢密副使之任上。
据史载，宋仁宗闻讯十分悲痛，专门派人护送他的灵柩回到庐州原籍，安葬于现今的合肥城东50里大兴集。各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也都纷纷建造起了包公祠。直到现在，合肥包公祠仍保存完好，还挂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理冤狱，关节不能，自是阎罗现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高度概括了他铁面无私、清正爱民的高尚品德。
在后人编写的《甲申杂记》一书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神宗在位时，西羌名将于龙呵归顺大宋后，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名为“顺”。
在宋人话本中，有许多是写包拯的，诸如《合同文字纪》、《三现身包龙图断案》等等。此后，歌颂他的各种传说越来越多。经过南宋说书艺人的加工塑造，包拯的形象更加鲜明和丰满。再后来，又有人编演了一些包公戏，更使包拯的大名远扬天下。
包拯一生共留下了奏议171篇，家训1则和五言律诗一首，后人将它们辑为《包拯集》一书。其家训言简意赅，颇负盛名；其奏文《乞不用赃吏疏》，也曾引起历代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至于他那首五言律诗，自从电视连续剧《少年包青天》将它作为主题歌以来，也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目前，在开封仍保存着一块名臣碑，上面刻有100来人的名字。只有包拯的名字，竟被南来北往的游人用手摸得看不清了。
在1987年出版的《大千世界》合订本第4辑，还转载了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合肥的包公后裔曾珍藏着一幅包拯画像，这是他的一位学生在他60大寿时，照其容貌、个头、身材如实画下来的。画像全长2.6米，宽1.2米，用麻宣纸精心装裱。从画中看，包公身高1.70米；脸色和常人一样，并不黑。他头戴乌纱帽，身着大红官服，脚穿大红云头朝靴，银须垂在胸前，双手捧着朝笏，端庄站立，十分威风。在画像右下方，盖有约8公分见方的宋仁宗的大印。画像两边，还盖满了历朝庐州府官员的印章。
文中说：900多年来，包公的世代子孙都视这幅画像为“老祖宗真像”精心保管。包拯第37代后裔包训芝女士还披露，她父亲保管画像时极为细心，平时总是将它放在一个特制的木盒里，只有在包公生日、忌日这两天，合肥的包氏后人都集中在她家里，才把画像高高挂在堂屋中央，供大家瞻仰。解放前，白崇禧、张治中、蒋介石都曾先后来合肥看过这幅画像。1952年春，包家后人又将画像送到北京，请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看。
非常可惜的是，这幅作于1059年的包拯画像，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红卫兵“破四旧”给破掉了！知情者每议及此事，无不对林彪、江青一伙更加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