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追求孤独，也渴望友谊；他崇拜古代英雄，却承认自己畏惧死亡和痛苦；他出身官宦世家，却拒绝为需要服从政治；他蔑视人类的弱点，所描绘的历史人物中，很多人灵魂卑鄙肮脏，心肠扭曲，但他还是主张从具体、平常、世俗的角度来看人，来对待人，因为完人不存在，所有人都是普通平庸的个体。
一本书为媒
那一年我四十三岁。
容颜渐老，心事迷惘。过生日那天，秋雨霏霏，天暗黑得早，一个人庆生，煮一碗鸡蛋面吃下肚，极力不去理会窗外梧桐更兼细雨的一派滴答，蜷缩在床上，一枕一书，在台灯灯光一圈黄晕中暂取一丝暖意。好多年来，让心思驰骋于文字间，寄身其间，确也抵挡住人生些许风雨。
我读书从来不成气候，没有计划或系统，闲散随性地乱翻书，却也从少年时代一直坚持下来。青春多梦季节，爱好的自然是诗歌小说。幸运的是，让我初尝一脔的是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诗词，以及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古典浪漫的文学作品。感谢上帝，这些优雅的东西给我的灵魂打上印记垫底，让我本能地拒绝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文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行马雅科夫斯基式“楼梯诗”的中国样板“××之歌”，喊口号激情澎湃得让人心脏痉挛，读得使人想从楼梯上倒栽下来。上中学在课本上读到“羊羔羔吃奶望着妈，小米饭养着我长大，一口口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的句子就想笑，对此是大不以为然的。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充斥于主流报纸、刊物、书籍上的尽是类似的粗陋虚假的东西，弄得人大倒胃口，以至于我在心里发愿不读当代小说，特别是诗歌。因此对当时的诗坛“大家”、文化“名流”，我是孤陋寡闻得很的。
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地点，我却读到了流沙河那篇使他罹祸二十年的散文诗《草木篇》。
一九六四年我读初中，暑假有时要住到龙舟路父母单位所在的一处临时房屋里。白天父母上班，我一人在空荡荡的屋里，做完功课后百无聊赖，从墙角一堆积满灰尘的旧书报杂志中，翻出一沓旧得发黄的油印材料。简陋至极的封面上方赫然印有粗黑大字“大毒草《草木篇》批判”，下方配一幅漫画：一个一脸阴险、身材瘦小的人瑟瑟发抖，不敢面对以笔为枪的高大的工农兵。翻开扉页，光看标题都吓人，连篇累牍尽是威风赫赫的高头讲章、批判雄文，不是我一个中学生小姑娘能看懂的。可是我好奇，这大毒草长得什么样？到底有多毒？在那些汹汹之文的后面，我终于读到《草木篇》的全文。记得那是一个夏日安静的午后，窗外一株虬枝老树，叶大如盘。我坐在一堆杂物中的板凳上，在浓绿的光影和嗡嗡蝉鸣声里读完这首小诗。
当时的印象是肤浅的，只觉诗中的白杨啦仙人掌啦藤萝啦在心中连成一片青翠，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凭感官直觉审美，不可能对此读出什么深刻的寓意，就觉得音袅袅、韵扬扬，才藻意象丰美，是一首抒写理想、有性格的散文诗而已。但我记住了作者流沙河的名字，一是联想起《西游记》中沙僧的来处，二是这名字太奇兀，好记，顺口。
我读到此诗时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的六十年代，那时我是一个懵懂的女中学生，而流沙河当“右派”已七年，正在凤凰山农场劳改，我们二人完全是“渔者走渊，木者走山”，各有各的路嘛。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八年后会和他结成夫妻。人生太奇诡，不是一句简单的偶然性、必然性说得清的。
就是在这一个生日的晚上，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我的生命又一次与流沙河神遇。
这是一本薄薄的三十二开的小书《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编，前一天我从一熟人书案上瞥见借来。余光中？好像是海外写新诗的诗人。孤陋寡闻的我竟不知余光中在华文文学界早就声誉隆隆，他那首著名的《乡愁》也传诵海峡两岸。此书引起我兴趣的主要是流沙河这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牵动了我少女时代那薄纱一样的记忆。当年大毒草《草木篇》的作者，而今安在？他又会再写些什么呢？
翻开书页，自然还是先睹到余光中那些闪耀着笔光墨彩、灵动高华的诗句。他写髫年趣事，表亲情爱情，诉人生离合，伤游子天涯，字里行间感性灿烂，诗思文采竞繁。尤其是奇兀的譬喻，一下就紧紧抓住人的眼球，钻进你的心灵。当时我人到中年，婚姻失败，突然读到这样的句子：“握一只空酒瓶的那种感觉／凡饮者都经验过的／芬芳的年代过去后／天暮以后就交付乌鸦和落日去看顾……”那种人生繁华已去，倚墙角悄听他人笑语，摸着自家心口偌大一个空洞，被其说破击中的感觉，肠内百转千回之际，我能不爱这样的诗吗？
妙的是每一首诗后面都有一段短短的文字解读，说写作背景，解诗情意蕴，析结构语言。导读者流沙河不做师爷训示深奥状，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身份，甘当“余光中迷”的姿态，像捧出一壶陈酿美酒，妙处悉与君共尝，一一道出余诗的机枢与美丽来。因为他也是一个诗里行家兼散文家，他的评析与鉴赏就特别到位。时而社会历史，时而俚俗人情，举一反三，思绪放得开收得拢，在一段三五百字螺蛳壳般的短文里，做够了文字的道场。而品评者的审美趣味、灵心慧性，不经意间就显露出来。一首小诗，附一段短文，珠璧辉映，好不得其所哉。
一时间我读得快意非凡，早忘了窗外的风萧萧雨飘飘，躺下睡觉已是下半夜。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的内心都生活在这本书中的美丽乌托邦里。灯下窗前，摩挲书页反复咀嚼，魂魄依依处，情驰而神飞。
其实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度过，早出晚归，为生存谋食奔波，为柴米油盐事操劳。房子漏雨应添瓦修补了，厨房电线灯头又坏了，天越来越冷，该给小女儿缝制一件新棉衣了。琐屑凡尘的生活，只身一人撑门户带孩子的寂寞心情，十几年来都习惯了的庸常日子，在这几天的某些瞬间，突然变得难耐。如此苍白不堪！一阵潮涌，心旌摇动，而后思忖：生活，在别处！
一个多月后的某个晚上，我鼓足勇气提笔给流沙河写了一封信。流沙河先生：
不揣冒昧，擅自打扰，恳请见谅。我乃无名小辈，从来喜爱文学，不具才能，只有倾向，因此并无任何建树实绩。回首是瞻，虽有愧怍倒也理得心安。
我今年四十有余，历经悲酸，读透人生，常一人悲凉唏嘘，黯然自伤。所幸唯有书籍常伴左右，落寞之时读之诵之，为我平抑心中浊气，消解胸中块垒。
因有此癖好，常见先生大名于杂志报端，先生文章人品，略知一二。想当年初识先生是六十年代中，一个初中学生从废纸堆里寻得一摞批判先生及川大张默生的材料。张教授的“诗无达诂”之言当时于我无疑是天书，就是先生的《草木篇》也是似懂非懂。但当时的感觉是强烈的、醍醐灌顶般的，并以一个早熟少女的本能直觉认定无辜。先生大名，从此常驻心间。且这段“草木公案”，为我成人以后形成的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造成契机，形成缘由。
七十年代，我在青白江某厂谋生，闻先生拉大锯于城厢镇，年轻气盛不识时务的我竟公然呼朋唤友欲登门一睹先生，以示景仰之情、慰问之心，可半道被人严厉斥责后阻回。当时及事后想起，并无半点认错之理。
大疯狂时期过后，欣闻先生“落实”，心中暗为祝福：好人终得平安。
那几年从一些朋友口中听到先生的“母亲打儿子”一类传言，心中很不以为然，此话如当真，那么先生真不该出此下策，出此下言！
后又一想，在某些时间、场合，我不也写过检查，说过许多“混账话”吗！近读《成都工人报》载先生有关曾国藩的文章，心中顿觉释然冰消。文章玄机隐含、藏锋见巧，从题外旨、画外音始知先生初衷未改，主义还真，流沙河果真流到今。
近又闻先生弱质病体又遭家变，想以先生的睿智、通达，此区区身外事倒也无碍。花开过了，自然要谢，只是肉身凡胎老之将至，总还须有人为先生侍汤水，弄茶饭，嘘寒问暖。
伤吾伤，以及人之伤，小女子自作主张，同病相怜起来，不禁由己及人，由人及己，心上来秋，悲从中来。思绪忽而万千，贸然提笔聊述赘言，以慰先生。素昧平生，不怕先生笑我，自不量力，多此一举尔。
偶在友人处见先生编评《余光中一百首》，甚为喜爱，但不便垂涎于人，书店又寻不得。不知先生是否有多余私藏？好书为美食，先生肯分一杯羹吗？
冬日天寒，陋室阴冷。晚上早点上床拥被读书，自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谨颂
冬安
吴茂华1991.12.4 敬上
因这段在全国有影响的“草木公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改正“右派”后的流沙河因祸得福，更是声名大振。主流报刊常载他的诗歌、评论、散文作品。获全国第一届诗歌奖的《流沙河诗集》，反映当“右派”和“文革”遭遇的纪实散文《锯齿啮痕录》，在读者中都引起很大反响。人在大落大起的苍黄反复中，不免意气风发难自抑，极易被时势裹挟支配，拿他后来的话来说自己当时“就像屁股上胀起一股风”。流沙河八十年代的诗文中，有许多和主流意识一致，甚至歌德之作。这不仅让民间有识之士替他尴尬，更使一大批虽在名义上被改正，但仍然身处底层，一辈子蹉跎，还在承受后果的人感到刺激和怨愤。我的一个“右派”朋友就指着报纸上流沙河写的诗《××与海》说：“此人写这样的诗，快赶上当年郭沫若献谀的风采了。他算什么‘右派’？倒是真被‘错划’了。”五十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扭曲败坏了中国文化人的集体品格，覆巢与铁腕之下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士人”，除非是第一流的大思想家或天才，否则能超出时代的形格势禁的，又有几人？流沙河不寻常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怎样的思想人格？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人？这也是我一时兴起，写信想了解他的动机之一。
几天后，我收到了流沙河的回音。
他的信写得简短，口气平和。大意是说，他是一个各方面都看得开的人，因此对人生顺逆处境抱以达观的态度。信中，他让我指定时间地点以便“面呈”《余光中一百首》。信纸是一方剪裁过的复印纸，前半截空白处是他用毛笔书写的字迹隽秀的回信内容，后半截复印有他译《庄子·齐物论》的一段文字：“有一夜，梦饮酒，很快乐，谁知早晨大祸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谁知早晨出门打猎，快乐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是凶是吉。后来睡醒了，才晓得那是个梦啊。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的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
我仔细读了两遍，懂得这是一个“悟道”的人借庄生之口在诉说内心。是的，大梦觉后，何谓悲欢？可他仅仅是在说他自己吗，还是在安慰我的失落？抑或二者兼有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七点，我如约到红星路八十七号拜访流沙河。我穿上一件灰色呢大衣，冬日飕飕冷风中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到达大院门口天还未黑尽，我停好自行车于门边，正向传达室守门人打听其单元门号，一个身材瘦长的先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细声问道：“你找流沙河？我就是。”我马上想起进来之前见门口有一男人徘徊的身影，原来他早已候在门边。暮色中，见他身穿一件驼色的棉大衣，一顶无檐厚帽下的一张“甲”字脸白净无须，薄嘴唇，高鼻梁，一双小眼炯炯，端视着我，精光射人。寒暄过后，他指着透出灯光的一窗户对我说：“那就是我在五楼的家。今天儿子有客人在那里，不方便说话，我们就出去散步走走吧。”
红星路是蓉城的一条大街，我和他沿街从南头走到北头，再从北头走回南头，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吧。我们各自说到家庭现状，他说：“与前妻离婚有一年多，分手更早在五六年前，儿子成人，我倒也过得惯。”我也告知他，我一人带小女儿过日子，清苦倒无谓，只是常自黯然。
他又说收到我写给他的信，其中两处有误：一是“吾”写成了“无”，恐是手误；二是说被划“右派”是“母亲打儿子”的话，并非自己所说，乃出于另一“大右派”刘绍棠之口。我问他：“你当‘大右派’，恐吃够了苦头！孙悟空进八卦炉如何熬炼出来的？”他面带微笑语气淡定地答道：“比起好多进监狱的、劳改的、家破人亡、尸骨无存的‘右派分子’，我在家乡锯木头当改匠还算不上吃苦的。”看他棉衣下单薄的身躯，细瘦的四肢，不难想象他当年做苦力活的艰难。我有些惊异于他超然的态度，我想，沉冤二十载，真能够做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释然到这般地步吗？不解。
那晚的话题广泛，絮絮叨叨，随意而自然。我和他说了些什么似乎都不重要，当时只觉心气相通，自己都不知道是新知初识，抑或旧雨重逢？
不经意抬头，透过道旁未凋尽的梧桐疏叶望去，却见夜空清冷，一弯缺月窥人。大街上车水马龙，市声嚣嚣，我和他有如临无人之境，走了几个来回记不清了。
路口拐角处我们停下脚步，该是道别的时候了。他长时间地握住我的手，不是很用力的那种，但我明显感觉到有一股暖意从对方眼睛通过手臂传至我的手掌。一种久违了的温情与心动，在我体内呜咽并升腾。
几天后，我们第二次的见面是在梓桐桥街西城区文化馆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前五分钟到达，流沙河已在门口候我了。他告知我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活动，参加者都是一些退休编辑记者、写诗文的作家、文学爱好者等，大家每周到此喝茶聊天，自名为“周谈”，乃来去自由，发言随意，不拘一格的松散团体。
进入室内，见有二三十人成两排围坐于长方桌，刚坐下，主持人杂文作家贺先生用手敲了几下桌子，宣布座谈开始。那天议题是从修建三峡水库说起的。当时正处于此提案报人大批准通过前夕，媒体上对此争议有一些遮遮掩掩的报道。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修三峡水库的弊病，对此忧心忡忡。贺先生发言称这是一场破坏自然生态的灾难，并引用水利专家黄万里反对的几条理由：一是高坝必使上游石沙淤积、库容递减，此乃世界难题。水位升高导致两岸滑坡，引发地震灾害，而下游苏北江口千万年来形成的冲击造陆运动被破坏。二是大坝本身不利军事国防。又有一曾老先生和一位女士发表自己对此的见解，情绪都比较激动。
流沙河发言简短却有力，他认为当下种种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要寄望于我们的体制改革。
座谈会结束后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提出送我回家。
一路上我对他说：“我以为文人聚在一起，总说些文学艺术啦诗酒人生什么的，哪晓得刚才的座谈会说的尽是社会话题，你们这叫处士横议呢。”他笑了笑回答：“朋友每周在一起喝茶聊天，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私下有所议论，又不能在媒体登载，就算不恭，腹诽而已。不管它，不要紧的。……哎，你看今天阳光多好，还是跟我说说你的事情吧！”
冬日的夕阳下，他穿了一件暖色调的米黄色厚夹克，心情松快，一脸笑盈盈成了一朵寿菊。我和他缓缓步行在小街道旁，倾谈各自的生活、见闻和感悟。我虽比他小十七岁，但也算是有过人生历练的人，所以彼此说话交流，理智与情感把握得有分寸而又坦白诚恳。无须虚言雕饰，以本色示人，气氛融洽极了。从红庙子街到我的住处仅四五条街远，路短话长，天色近黄昏。待到分手时，彼此会心：情缘渐生。
我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红星路是必经之路。流沙河家住在红星路临街五楼，我从楼下来来去去许多年对此并无丝毫特殊感觉，如今却不同了，因为一封信、一本书、一个人，滋生牵连出一段情愫。那五楼并不巍巍，阳台上栽满了植物，从下面望去，方寸之间倒也一片生机盎然，到底是《草木篇》的主人所植。从楼下过，我禁不住想到他身遭劫运、世路曲折的故事。
落日楼头，高台悲风，先生徘徊思量间，可有乱离人生之感惑？
回到家后，晚上在灯下提笔与他修书一封，一方面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一方面也想多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人活到这等光景，不可作小儿女的孟浪，我相信，他和我都是很慎重地对待这件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收到他的回信。
茂华吾友：
昨日风雪双流县城归来，获当日手书。拜读之后，叹人生之艰难，惊时代之荒谬。蒙你信任，絮絮为我倾诉。字里行间，看出你的诚实。举止颦笑，感到你的刚强。
我乐意与你交友，愿常有往来，宜多做沟通。俄谚有云：“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同他共吃一普特盐。”一普特折合三十多斤，也不容易吃完，意思说人与人之间了解之不易。我与前妻曾经非常相爱，亦自认为甚了解，然而到头来还是离了彼此好。有笑话说，因彼此不了解而结合，又因彼此了解透了而分手。真如此，倒不如独身好。
我比你稍幸运，身为男性，儿女又已独立，加以潇洒惯了，何况体质弱而欲念淡，离婚经年，比从前更快活。友人二三晓得我好过，亦不来介绍牵线。不过冷暖自知，时有感伤，不足为外人道而已。
与你相识，我对你印象非常好，你对我恐怕也是。愿有机会逐渐知心，找到晚来的激动。
知道去你家存在着不方便，我便不强聒了。保重。
握手
流沙河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读完信，直觉告诉我，生活会有所改变，我的后半生将与这样一个人有所关联。
那天夜里拥被难入眠，心里前朝后汉的，想起一些人生悲欢往事。树影摇曳，枝叶簌簌有声，侧卧枕上痴望小窗外一方夜空，但见疏星淡月、天河黯寂无声……冥冥中有一种叫“命运”的脚步声悄然向我走来。
成都冬日昼短，下午五点多钟天色已暗。我下班骑车回家，刚过红星路八十七号门口，发现不远处街沿边，流沙河站立在那儿向人流张望。我刹车停在他面前，他一脸惊喜的表情让我确定他是在等候我。他说：“我们走一走，送你回家好吗？”那几天寒潮来袭，天气阴冷，让他这样站立在寒风中，一方面我心里过意不去，一方面又禁不住地高兴。我走上街沿，在人行道上推着自行车，和他聊天，并肩缓缓步行。从红星路左拐是玉沙街，再右拐经石马巷、小关庙、正通顺、北东街到我家所在的酱园公所街，四五十分钟的路程，每一分钟变得既短且长，我和他沉浸于两情相悦的欢愉之中。
第二天、第三天……接连半个多月的日子，或间隔一两天，下午五点多钟的暮色中，我骑车回家路上，准会看见他穿一件厚呢大衣、头戴棉帽，站立在街边梧桐树下候我的身影。
冬天倏忽而过。转眼就是三四月仲春时节，花红柳绿，春暖花开。我和流沙河相邀同游北郊昭觉寺、杜甫草堂、新都桂湖、双流棠湖公园等地。
相识几个月以来，我和他越走越近。草堂浣花溪畔，乱花细柳中散步，我们第一次手挽着手。我说：“隔着宽大的衣袖空落落的，几乎就摸不到你的胳臂了，这样细弱的肢体当年你如何拉得动大锯啊？”他回答说：“拉得动拉得动，人到了那种地步，要活命，就适应下来了……哎，你刚才说拉着我胳臂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吃肉包子，咬了半天的面皮子最后发现馅心只有一点肉渣渣！”
“哈哈！”我同他一齐笑出声来。
在梅园旁边的茶厅休憩喝茶，不知哪儿蹿出一算命先生招揽生意，朝我俩冒出一句：“这位先生有贵人相啊！”我们不理睬，挥手让他走开。流沙河笑道：“我当了二十年的贱民，他看不出来反而说是贵人，岂有此理。”
由此又引出一个关于他早年生活的话题：“五六十年代之交三年困难时期，我以戴罪之身在文联机关农场劳改。年终岁末农场中人全都回家过年，就剩下我和猪圈里的两头猪相依守岁。我单身无家可归，而城厢镇老家只有被管制的‘地主分子’母亲和未成年的小兄弟，日子也不好过。农场的红砖房子好大，四面漏风，冬天朔风吹得哨响，能把那房上的整排盖瓦吹得立起，哗的一声又齐齐落下。若遇一场大雪压顶，房子内寒气逼人，晚上睡觉寒冷侵入骨髓。无奈穿上棉衣和所有的单衣，棉裤也不敢脱，只将其褪至小腿，再盖上被子，上面又加上几个装米用的破麻袋保暖，才稍好过一些。一盏灯，一张床，一本《庄子》支撑于心，我的日子就过得下去了。庄子超然达观的思想救了我，让我终身受益无穷，后来更靠它度过‘文革’艰难的岁月。”
他将这“林冲风雪山神庙”的亲历版淡定地娓娓道来。我一边听，一边想到的是，受难的又岂止你一个文弱书生。
中午，和他一起到小面馆吃抄手、面条，味咸。他有胃疾食量小，吃完一小碗面后安静地坐等我吃完，也不像一般男士抢着替女友付钞埋单。那情形就像一对老夫妻般自然。
回来的路上他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道：“我俩在一起说话很轻松快乐，彼此信赖不设防，但愿人长久呵。我这人保守，把家庭生活看得重。”我听出他对我的真情和希望，也觉察出他怕再次失望的那一丝不安，毕竟我和他年龄不轻，都有过婚姻失败的经历……于是，我郑重地回答他：“我也是！”
临别，他拿出几张文稿复印件给我，一张是余光中新近发表在《联合报》上的《三生石》，另两张是他写的诗评。
当渡船解缆／风笛催客／只等你前来相送／在茫茫的渡头／看我渐渐地离岸／水阔、天长／对我挥手。我会在对岸／苦苦守候／接你下一班船／在荒荒的渡头／看你渐渐地近岸／水尽、天迥／对你招手。
余光中的这首诗，是献给太太范我存六十华诞暨结婚三十五周年的情礼，不同于他那些“少作”情诗之绮丽，老夫妻情到深处，反而言简意浓。前世今生来世，两情相依不弃，多么古典的情怀。原来永恒如是，浪漫到极致。它会使那些奉行“一夜情”的现代男女惊愕得倒退三步而跌倒的。
流沙河说此诗哀艳而古典：“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只有古人才许这样的愿。余光中从传统观念中演出了感人的新篇，他的贡献不仅是诗艺的，也是道德的。”
回到家里做完家务，晚上坐卧床头细读这些篇章，感觉心里温馨、安宁。我知道他通过这样的文字要告诉我什么。那一夜，睡得特别安稳。
星期天我休息，炖了一只鸭子盛在汤盆送到他家里，补补那特瘦的身子。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见面，他拿出一件用塑料纸袋包装好的女式羊毛衫送我，紫色带方格的花纹，另外还有一包牛肉干是带给我女儿吃的。我心里高兴！两情相悦也需要借物质表达的。
夏天到来，成都的八月气候湿热。某天，他特地拿出一把折扇相赠说是为我拂暑。扇面上写有蒋捷的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首词是名篇，进士蒋捷在南宋亡后漂泊天涯，倦游结束归家心切，在一片风雨飘摇的春愁中，孑立于舟头，惜人生易老，想象着回家后妻室儿女围绕的温暖情景。古人的词写得意境惆怅而曼妙，配以流沙河一手雪清玉瘦的行楷小字，这一方小小的扇面便文光流溢，温雅得可亲可爱。摩挲扇页间，我吟咏着他的“归家洗客袍”……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是我四十四岁生日，我俩选定这天结婚。窗上挂上一幅我手制的荷叶绿花窗帘，上街到一家照相馆拍了几张纪念照，回到家里炖了一锅牛肉汤，炒了几样蔬菜庆贺。我掐指算了一下，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认识到结成夫妻一共用了十个月零两天。
这时间是够长抑或够短？我不知道！毕竟我和他年纪不轻，都有过失败的婚姻。之前我和他讨论过即将走入婚姻关系的诸多问题。他说：“家庭财务也很重要，我有存款八千多元！红星路住房一套是公家分房。”我说：“我的存款是你的一半，但以后生活不会窘迫的，几十年来我过惯了俭省日子。更要紧的是你我能否长久心性相通、体贴居家。以本色示人是我做人的原则，但我也有一般女人的缺点，稍自慰的是我有很强的理性和反省精神。”他说他深知人性的缺陷和变化无常，不能确定未来和美相处时间的长短，甚至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了一辆车飞快跌入悬崖……我回答他：“我亦如此。但好花堪折直须折，此时此地的疑虑有何结果呢？还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这天晚饭后灯下并坐相拥，四目相对如梦寐。我俩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信心与真情。
结婚后我曾写信陈情于他的文友谭楷先生，这样说道：“……我们一见如故，二见相知，三见恨晚，四见就情不自禁了。当然，这“一二三四”，我说的是心理时间，那是一个长长的积累、绵延的过程。”
饮食与书法
“安身得乐常常乐，落脚为家处处家”，这是我们婚后不久贴在家门上的流沙河写的一副自撰联。一个经历过乱离之人复得家庭，暖煦于心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他读书写作之余也会下厨帮我忙（只煮饭不炒菜）。他一边说起六十年代在农场劳改兼当炊事员时，煮一大锅萝卜饭供几十号人吃的事情，津津自得，一边将两只钢精锅摆在炉台上烧水。然后淘米下到一只锅里，待米煮到半熟，用筲箕沥起再倒进另一只锅里垫了纱布的蒸格上，面上铺一层削好的红苕块，用猛火蒸二十分钟即成。这红苕甑子饭蓬松绵软虽好吃，君子不远庖厨也是好事，但我却嫌他霸占两个炉眼，摆盆弄勺锅瓢乱飞，一副小题大做的架势。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每次做饭总是一斤以上，我俩胃口小吃不完，弄得接连几天吃剩饭。后来我悟出，先生眼大肚皮小，多半是“三年饥饿”留下的心理后遗症。
“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豇豆悬摇在秋风里。”这是他在散文《这家伙》中的夫子自道。
我以为他的身体单薄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成都是川菜美味的国度，九十年代餐饮业发达如洪水肆流，遍街的灯红酒绿；全国人民都在大快朵颐，他却漠然不顾，更拒赴宴酬酢。偶尔文友相聚实在推脱不掉，他就坐在桌边拿筷子比画，手挥目送的样子，话说了一箩兜，肉没吃到嘴里一片。别人殷勤夹菜于前，他却转倒在我碗里。好不容易席散回家，开门第一句话就是：“给我煮一碗面条来！”
唉，如此一来，他一日三餐纠缠执着于在家吃，一顿饭不落，弄得我出门不易，自由顿失。
他的早餐是玉米糊加芝麻酱，再来一勺蜂蜜，这是一天中最富营养成分的饮食。中晚餐素简有余，他对桌上荤腥基本视而不见，下箸处多是蔬菜、豆瓣类。我始而进言，继而劝食，终而聒噪。他就指着碗里的芝麻酱拌饭搪塞我说：“你看这里面也有脂肪蛋白质嘛！”他如此偏好此物，以至我每月上市场买芝麻酱一大铝缸，引起老板娘讶异：“你家是开面馆的吗，用得着这么多？”
虽如此，但他却鼓励别人尽享美味做饕餮之徒，成都市一家有名餐馆墙壁上有他题诗为证。其中四句是这样的：“唯食可忘忧，唯肉可延年。能吃你不吃，齿落吃铲铲。”字体写得骨多肉少，属王羲之所说的“筋书”。唯我察知，此种字体的造型，和他精瘦的身材有关。可以说，字体是他身体的复印件，而身体又是粗茶淡饭的塑造物，外披一袭布衣，聊遮嶙峋而已。
他的书法尤其是小字行楷自成一脉，形态瘦朗端丽，气韵清正，笔意徘徊于唐诗宋词的亭台岸柳间。他自己说此得力于小时候的童子功训练：“十一二岁的时候，老家庙宇里的匾额楹联，我都反复琢磨过，就是喜爱。颜柳欧苏赵体都临帖过，但并未摹写哪一派。写字除显意识外，受潜意识支配，我人长得瘦，字也如此，并不是有意为之。还有书法这东西最势利，并无一个绝对客观标尺考量其水准高下，往往附着在世俗虚名之上，最容易蒙混世人。”这是一次他和我聊起书法时随口说的。
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商风大炽、金钱泛滥，历代的翰墨书画的价格在拍卖行变成了新石崇们斗富的脸面。但古旧的东西数量毕竟有限，就是造假都赶不上欲望高涨的胃口。于是各路时髦潮人，当官的、经商的、电视台当主持的、唱歌的、演戏扮小丑的，稍露了几天头脸都魔术般变成著名书画家。
一次在某公众场所，有人一边指着成都本地说评书的李某某画的一幅水墨山水横轴向流沙河得意地显摆，一边又心切切地问道：“沙河老师您看呢？”流沙河回答：“画得很黑，字写得也很黑！”身后有人咕咕笑出声来，而我想起的是鲁迅文章开头一句：“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哈哈，文人会说话逗你玩哩！又不伤大雅。
君子欺以其方
从八十年代起，流沙河为人作字、题写书刊封面不知凡几，当时仅限于文朋诗友，基本上是白送。他所在的文联作协机关的同事，好多人家里都挂有他的字幅。甚至机关门口收发室的师傅赖大爷开口问他要，他都赠送。如此一来，打主意的人能不多吗！
有一位郊区农民姓杨的女士，种蘑菇成功，发了点小财后忽焉好文，拼力写小说、散文，又广交各界朋友。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流沙河，立马将他奉若一个有用的神明，三天一电话，十天一登门，还随时将手礼贡上。礼物不过一把青翠的菜蔬，或是几个自栽的鲜瓜果，叫人心中喜爱又没有理由拒绝，她自然成了家中常客。得知我和流沙河结婚没有摆酒宴客，便自作主张精细筹备两桌筵席，只说是文友聚一聚不说贺喜之事。
那天车到西郊杨家，杨女士出来迎接我俩，才含笑说出贺婚之意。其间只见宾客满堂，场面热烈，喧哗客套间我发现文友寥寥，官员倒不少。有政协的、法院的、区委办公室的、文化局的、教委的、管计划生育的、管消防安全的，级别从科级处级到局级，油光水滑高矮胖瘦坐了一屋子。酒桌间，看那一张张或嬉笑或木讷的脸孔推杯换盏噪音哗哗，分贝又高，我心里想，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和我们结婚的事有何干系？
一时间我恍然置身于荒诞戏剧舞台“被”扮演角色，心中隐隐不快。
可是那边厢流沙河浑然不觉，正大声武气对着一圈人讲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逸事，说到自己觉得有趣处，脱衣挽袖兴奋得很，也不管听众弄不弄得清楚纪晓岚是清代翰林院编修还是隔壁挑葱卖蒜的王二麻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常见到他对着一些并不对路的人讲历史典故、文字的话题，我也就见怪不怪了，知道他文人脾性，好讲演自说自话图个痛快。
倒是那女主人杨某某，也不多言语，端茶送水侍奉得殷勤。
但杨某某的确是一个非凡的女人，虽没读几天书，但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很快成稿即将出版，特写一封信求序于流沙河。短短的一页信纸上，虽错别字七八处可以不究，但令人惊讶的是，她信中有多处称流沙河“是我的导师、明灯……”。几十年被政治宣传文化塑造出来的人，腹笥中只有这样的语言陋货。嘿，难为她了，谀献若此，其小说不读也罢！
可是流沙河不仅读了，还抽出一两天时间改正稿子上的错别字，密密麻麻圈点了几乎每一页，然后还依嘱写了一篇短序，题写了封面。为此，我笑话了他一句，他听后似有些尴尬。
杨某某有名家题写的著作为据，正式申请加入作家协会，成为一名女作家。那几年“作家”这个头衔，在很多没有见识的俗人眼中还是大有分量来头的。最有趣的是她心急火燎想一举成名的策划行动。某次，她事先不打招呼，带上一电视台记者直奔我家来。流沙河应声开门，还未搞清“来将何人，有何贵干”，就被陌生男人的摄像机一阵猛拍，然后杨女士再款款进入镜头来，弄得流沙河无奈万端，只好配合。几天后，电视台播送女作家杨女士拜访名作家流沙河的新闻画面，我观流沙河脸上表情，有点像是欠了谁十万八万的一大笔钱，又还不起的样子。
以后她又多次登门求流沙河写字，用文化名人的书法墨迹为礼品，“翩然一只云中鹤”，款款奔走于衙门。好机心，神妙算！这不只是一件击中官场的宝物利器，而且是很有脸面又雅致的事情。据流沙河当年日记的记载，杨某某替“朋友”求墨宝至少有十几幅，最多一次就拿走了七幅。这些“朋友”，流沙河一个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有交道。自一九八九年以后，他就拒绝与上面打交道，自立下“不参加会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规矩，并且平常在和文友言谈中往往也是“说大人，则藐之”，基本保持了文人纯粹之风。但有时还是架不住世俗人情往来，不经意间羽毛就被湿损了。唉，散漫不拘，随便吃人的饭，这不就遭了一句“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短”的现眼报应。
看来所谓君子惕厉自省，还要一日三次，这是说者容易做者难。以后杨某某又一再登门，礼物从蔬果上升为人参、金银器等贵重东西，面对如此不放手的江湖八段锦、推云手“攻势”，流沙河竟只有嗫嚅而唯唯。无奈，我只有变脸恶人，峻拒其于门外了。
不久，听说她一遂心愿，从女作家很快到区妇联主任再到作协主席。祝她事业发达，文运大昌。
后来，在一次聊天中我将此事告诉北京的邵燕祥，幽默的邵先生说：“别小看中国农民，其中藏龙卧虎样的人可不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