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命运转折的最后一步
1936年12月25日下午6时。中原重镇洛阳。
北方的冬天，夜来得早了些。飞机从西安起飞时，尚还能见缕缕夕照，只一会儿，大地便已是暮霭沉沉。
飞机已经临近洛阳，开始盘旋着准备下降，一直沉寂无声的机舱内，开始有人在小声交谈。
“啊，洛阳到了！”不知是谁嚷了一声。
一直微闭双目的蒋介石这时睁开眼睛，偏过头，透过机窗向下望去。虽然已是暮色沉暗，他还是望见了洛阳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宇和临夜初起的稀疏灯火。
蒋介石微微张口，像是要说句什么，可是又突然止住，猛地将头偏转回来。宋美龄有些不解地望着丈夫。
飞机倾斜着开始下降，用不着俯身便可见到一掠而过的洛阳景象。位于机场附近的洛阳航空分校的建筑尽收眼底。
宋美龄顿时觉察出了丈夫的心境。他刚才是触景生情，不堪回首往事了。
仅仅两个月前，蒋介石才在洛阳度过了自己50岁生日。10月31日那天，洛阳全城鼓乐齐鸣，张灯结彩，军民同贺。全国的军政显要也都齐聚洛阳，向蒋介石献礼恭贺。由全国民众捐款献物所购买的50架飞机在空中编队，排成“五十”的字样，象征蒋介石50岁诞辰。那煊赫的景象，热闹的场面，令蒋介石无比威风。可是，仅仅才过了两个月，那一切盛景便化作青烟远逝而去，不可一世的统帅竟成为被囚之徒，真是威风扫地，耻辱难言。
蒋介石回过头来，又扫了张学良一眼。
整个飞机上，也许只有宋美龄才知道，这是蒋介石登机以后第二次回望张学良。其心态不言自明。
张学良似乎毫无觉察，依旧端坐椅上，平视前方，对委员长的两次回顾，毫无反应。
当晚，蒋介石夫妇、张学良等一行下榻于洛阳航空分校。当汽车在夜色中缓缓驶进那座双层西式洋房时，蒋介石拉拢车窗帘子，紧闭双目，始终未向外瞟过一眼。
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无法容忍告别昔日显赫的巨大失落。
待吃罢晚饭，沐浴完毕，蒋介石的心境略略好了一些。半个月来的担惊受怕和苦思冥想终于消失了，当他穿上长袍马褂重新出现在客厅时，不禁下意识地挺了挺肩头，像是要从半个月的沮丧和委顿中挣脱出来。
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铭、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河南省主席商震和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的张钫相继来到蒋介石的房间，对他在西安受惊表示慰问。
“西安兵乱，委员长受惊了！受惊了！”刘峙连声说，眼圈似有些发红。
“委员长是吉人天相，大江大海都过来了，西安这条小河，怎么敌得住委员长的威风。”商震接着说。
人们屡提西安，蒋介石略有不悦，挥了挥手说道：“西安这鬼地方，以后我再也不去了。”说完便微闭双目，默然无语。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蒋介石刚刚脱险，谈时局言国事又不合时宜，于是，商震话题一转，朝向宋美龄道：“夫人这次临危不惧，深入虎穴，于微笑中力挽狂澜，算得上是千古美谈哪。”
“是啊，是啊，”刘峙连忙接上，“事变一起，好多人都束手无策，夫人却能挺身而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令天下男子汗颜啊。”
“二位过奖了。”宋美龄轻声道，脸上却漾起了笑意。蒋介石也展开了眉头，眼里少了许多阴云。
最后一个看望蒋介石的是张钫。一番寒暄之后，蒋介石又现出了他向来惯有的那副发号施令的神态。
“待会儿你去告诉张汉卿，”蒋介石用手指了指隔壁，张学良就住在旁边的那套房间，“让他明天一早发个电报给杨虎城，先把扣在西安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和陈调元四个人，放回南京。”
“是，委员长，”张钫连忙应声，接着便退出，走入了隔壁张学良的房间。
“张副司令，这半个月你受累了吧。”张钫话中有话地说。
“哪里。为了抗日，学良何敢言累。”
“就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副司令敢作敢为，言而有信，仅此就够得上一条好汉子了。”张钫翘起拇指，言语显得十分诚恳。
“学良是真心抗日，也就无计后果了。委员长留驻西安，倒让你们担了不少心吧？”
“这个……当然，”张钫有些不好回答，“不过现在好了，委员长已到了洛阳，副司令又亲自相送，倒不失为一个完满的结局。”
“送委员长回南京，是我拥护委员长做抗日领袖的实际行动。但愿人人都能了解我的这一片苦心。”张学良脸朝向窗户，目光有些朦胧。
“那是肯定的了，”张钫接道，“刚才在委座那儿，他还夸你的磊落呢。另外，他有句话让我转告你。”
张学良扭过头：“什么话？”
张钫将放蒋鼎文等四人的事说了一遍。
张学良“嗯”了一声，说道：“既然委员长都放了，其他人当然也得放，只是个早迟而已。委员长的指示我会照办的。”
连日劳顿，张学良已十分疲惫。张钫告辞之后，张学良便脱衣上床，不一会儿，房间里便响起他的鼾声。
蒋介石却无法入睡。
西安事变打乱了他内战“剿共”的计划，也使他的威风、尊严和人格一夜扫地。要想重现他昔日的辉煌，恢复他作为领袖的地位，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来论定西安事变。
他不能不去想一墙之隔的张学良。对他的处置，既关系到今后大政方针的制定，也关系到他重握权柄后的形象。
沉思良久，他召来了洛阳军事分校的主任祝绍周，令他当晚同南京的戴笠联系，严密封锁住张学良随他到南京的消息。
然后，他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让宋美龄取来纸和笔，记录下他要说的每一句话。
这便是后来颁布的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并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
……
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
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一行乘轿车到达洛阳机场。
不到20个小时，蒋介石这已是第二次登机，但情形已完全不同。在西安机场时，蒋介石的每个动作都显出了惊恐与慌张，而现在，他则是神态怡然，步履沉稳。蒋介石刚一下车，军乐队便鼓乐齐鸣，立于大道两旁的官兵们齐声高呼“万岁”。宋美龄春风满面地向人群挥手，蒋介石也略略驻足，朝军乐队扬起了手中的礼帽。
已经走到舷梯跟前了，蒋介石突然停下，对紧随其后的张学良说道：“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
“委员长，学良到南京的决心已无法改变！”张学良语气坚定，毫无怯懦之色。
见张学良似还要说些什么，蒋介石一摇手，止住了他。“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飞机了。”
“为什么，委员长？”
“我回南京，一定有人组织欢迎。你站在旁边，有些话可能会不那么中听。你还是同子文乘另一架吧。”
张学良沉默了。这一切肯定早已安排妥当，只是到了机场才向他突然宣布；他现在除了遵命，已经别无他法。
他心头笼上了一团阴影。
蒋介石的飞机起飞了，转眼便直插云天。四架护航的战斗机也随之而起，在空中发出巨大的轰鸣。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张学良、宋子文和端纳才上了飞机。
如果说，先前蒋介石对他说的那番话，使他有了某种预感的话，那么现在，这种预感已成为逐渐逼近的可怕现实：未起飞之前，已有两架战斗机升空；上天之后，又有七架战斗机紧紧相随。这已远远超过了为蒋介石“护航”的规格，作为军人的张学良，自然一下子觉察出它们的真正使命。
少帅脸色铁青，相继望了一眼宋子文和端纳。
两人的脸色也同样阴沉，并有一种无以言诉的尴尬。
风雨初临北极阁
蒋介石在南京果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这位刚脱离半月禁闭的统治者一走出舱门，连他自己也愣住了：机场上人山人海，鞭炮锣鼓震耳欲聋，旗帜彩带凌空飘舞，一见他露面，人群中便响起了海潮般的欢呼声。
南京政府所有的军政官员都到了机场，排在最前头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其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戴季陶、居正、孙科、陈立夫、李烈钧……
蒋介石脱下礼帽，向人群高高挥手。林森迎上前去同蒋介石握手，恭敬道：“委员长，您在西安受惊了！”
蒋介石故意显得十分从容，回林森道：“主席，您好！西安蒙难，烦您操心了。”
“委员长能平安回京，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何应钦挤上前，高声说道。
一见何应钦，蒋介石突然阴了脸，只简单地同他握了下手，便把目光移向了冯玉祥。
欢迎仪式足足进行了半个小时，蒋介石这才进了汽车，在欢呼的声浪中，驶向官邸。
长长的车队，排了足有一华里，沿途缓缓而行，接受大街小巷人们的致敬。
坐在车内的蒋介石兴奋不已。他发现，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似乎丝毫未损，甚至反比西安事变前高了许多。
他仍然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国民党内的绝对权威。
但作为政治家，他不得不小心行事。西安半月，南京舞台上已是变化万端，亲日派甚至给在德国养伤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前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发了电报，急切地要他回国，一旦他蒋某有个不测，便可取而代之。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宁夏的马鸿逵等等，都是各有算盘，心怀叵测者大有人在，他深知，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还未到家，蒋介石脑子里已在盘算，如何理顺面前的这一盘乱棋。
一个小时之后，张学良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同一机场。
消息封锁得太严了，连政府的大多数要员都不知道，这个“犯上作乱”的叛军首领，会有胆量独闯南京。
机场上的人群早已散去。但从散落在地上的纸花、彩带以及爆竹屑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一小时前这里有过一番什么样的盛况。
前来迎接的只有四辆汽车，除了宋子文的近亲，身份最高的是军政部接待处的一位主任。
张学良心上涌起一阵凄楚。
他何曾有过这番冷清的景遇啊。自从他继承父业，统领东北军后，无论哪次出行，都是人马潮动，前呼后拥。当上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副总司令之后，他更是威风八面，每次来南京都带着装备一色德国造盒子炮的卫队和大批随员；而机场上，总免不了有党政军人员的热烈迎候，其称颂恭敬之辞，简直把他捧上了天……
可是现在，那番威势，那番煊赫，却不复存在了，也许是永远不复存在了。
张学良不禁黯然神伤。只是一想到几天后便可脱离这个环境，重回西安，他才又振作起来，同宋子文开了一句无关痛痒的玩笑：
“子文，这几天我可要吃你烦你了。”
“哪里的话，汉卿。你我朋友多年，有不周到的地方，你只管招呼就行了。”
宋子文的家位于北极阁，在南京近郊。这里依山傍水，林木葱茏，环境幽雅，其别墅恰与长江、钟山和玄武湖遥遥相望。在其面对的小山上，有一座名为鸡鸣寺的古庙。每日清早，晨鸡初鸣，古庙便会敲响钟声，鸡鸣寺因之得名。
宋子文出身豪门。其父宋耀如曾是上海卫理公会的基督教牧师，后来靠发行《圣经》成为百万富翁。他有三子三女，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三女儿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被人称作“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宋子文排行第三，是长兄，曾留美赴欧，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主管国民党财务，再后在南京政府中任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时，他与蒋介石因政见不同而闹翻，辞去了财政部长一职，挂了一个经济委员长的空名。但在国民党政府内，尤其是在金融经济方面，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学良与宋子文有许多共通之处。两人都出身豪门，只不过是一文一武；宋子文所受的是西方教育，而张学良也学过英文，接触了欧美文化，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金融方面，宋子文提倡的是英美模式，而张学良在东北主政后，在金融财政上亦期望用英美方式进行管理，并相继派人去英美留学，实习银行业务，还曾经请宋子文推荐过金融人才赴奉。宋子文也利用自己同英美相熟的关系，私下在财政上帮过张学良不少忙。1931年，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宋美龄结为干姊妹后，宋子文也同张学良以兄弟相称，亲如家人。
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宋子文主张依赖英美，坚决抵抗，因此对张学良的抗日主张持同情态度。在此次赴西安之前，宋子文便声言：“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去西安，并不只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力主抗日。”
蒋介石能平安返回南京，宋子文自然是立了一大功。在北极阁别墅前下车登上石阶时，张学良注意到，已经消除了紧张情绪的宋子文显得分外疲惫困倦。
“子文，这几天难为你了。”张学良说。
“要说难为，谁比得上你啊。”宋子文很认真地说，“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不成啊，西安那边千头万绪，我得尽早回去。再说……”张学良语气变得有些沉郁，“我也不想在南京久待。”
方才在机场上，宋子文便注意到了张学良情绪的变化。处在自己的身份，又不好说什么。此时听张学良这一说，也唯有默然点头而已。
北极阁别墅是张学良常来常往之处。几乎每一次来南京，他都要到宋子文这里来小憩或者闲聊，因而与宋子文的家人也都十分熟识。这一次，他仍然被安排住在他过去曾经下榻过的西面套房。
这些日子，张学良与宋子文虽然天天见面，但所有言谈无不围绕西安事变，为之绞尽脑汁，极少有机会叙及家常私谊；而两人都是坦爽健谈之人，又以朋友、兄弟身份相交多年。所以临下飞机前，宋子文还对张学良说：“汉卿，住下以后，你我把这些天的事统统抛开，该尽兴地Talk（谈话）和P1ay（玩耍）一番了。”
“I’ll keep you company（我将乐意奉陪）。”张学良笑着作答。
然而事情的发展，注定要使两人从此后永久被卷入西安事变的旋涡，往日的谈兴和雅趣，再也不复重现了。
放下行李，换过衣服，宋子文正欲到西房看望张学良，电话铃却突然响了。蒋介石侍从室向宋子文转达了委员长的口谕，让他速去蒋介石官邸。
宋子文有些恼怒：再大的事也不能不让人喘口气呀。再说事变圆满解决，蒋介石平安返京，他自己也应当静心休养一下嘛。
想是这么想，但命令总还是要执行的。从私情上讲，蒋介石是他的妹夫；但从公事上说，蒋介石却是他的上司。既然是叫副官打电话，那自然就有下达命令的意思。
临出门前，宋子文还是来到张学良房中，抱歉地说：“对不起，汉卿，我临时出去有点事，很快就回来陪你。你先自己歇息一下吧，等会儿外界知道你来了南京，又会有不少人要上门打扰了。”
宋子文匆匆而去。
张学良性格豪放，好动不好静。虽说连日劳顿，心力交瘁，但脑子却异常活跃，波涌潮动。他先在屋里闷坐一阵，而后走入客厅，随手翻了翻散放在茶桌上的几本英文杂志，仍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便转身走上了装有乳色栏杆的凉台。
放眼望去，长江烟波浩渺，钟山挺拔苍翠，玄武湖宛若明镜，在山的怀抱中凝光折影。这些年来，张学良匆匆忙于军务，难得有闲欣赏湖光山色，没料想在把天捅了个窟窿之后，反倒摆脱了纷繁的纠缠，得以陶然于一片若诗若画的景致之中。
张学良索性拖过一把椅子坐下，全身放松地倚于椅背，任凭凉风拂面而过。他竭力梳理着自己纷乱的思绪。
这份超脱，这份清醒与这份惬意，使他想就此这么永远地坐下去。他微微合上了双目。
一阵脚步声响起。宋子文不安地出现于张学良身边，后面还有位蒋介石侍从室的副官。
“汉卿，有件事可能还得请你办一办。”宋子文说。
副官上前，向张学良敬了个礼道：“副司令，政府中有些人对西安的事有看法，委员长的话他们也不听。委员长的意思是，你是否写份报告，说明你现在的心境，这样，大家都自在一些。”
张学良脸色渐变，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宋子文，像是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宋子文叹了口气，明显表示出他有难言之隐。“汉卿，现在各方面说法比较多，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既然来南京了，按委员长的意思写个东西，走个过场，他面子上也好过。”
张学良没有吭声，目光从宋子文脸上移开，望向远处逶迤而去的大江。他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但从宋子文的神情看，他好像并没有欺瞒自己的地方。
“好吧，”张学良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挥毫写下了后来被国民党称作《张学良请罪书》的文字。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
等候一旁的侍从室副官拿到这纸文字，满意而归。
最后的自由
张学良随蒋介石来南京的消息，虽然起初进行了严密封锁，但还是被泄露了出去。
从26日午后开始，密树林荫掩映的这幢别墅，变得门庭若市。新闻记者、军政显要、知名人士、群众代表，纷纷前来看望这位为抗日不惜犯“叛逆”之罪，而后又磊落坦荡来南京的少帅。对南京政府来说，张学良此时仍是副总司令，党、政、军方面均任有要职，因此也派员前来看望。在众人面前，张学良略显局促，但神情却很乐观。每当客人离去时，也必送到别墅大门。“谢谢各位的关心了，各位的厚爱学良感铭在心。西安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过一两天我就回去。欢迎大家到西安做客。”
此时的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在众多前来的客人中，张学良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学思，他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是军校长官叫来的。”弟弟看着兄长，似有许多话想说。
张学思系张作霖的四太太所生。1934年7月，张学思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入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学习，一俟毕业，即将其安排出国留学。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令副官给张学思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他速回西安。但没料想张学思因参加毕业大演习，正在宣城，对电报一事毫不知情。事变当晚，张学思即被逮捕，押回南京受审。在认知张学思确与“兵谏”毫无干系后，他被当作“人质”投进了禁闭室。
12月26日，张学思被军校释放。前些天对他恶语相向的那些人，忽然又换了面孔，显得十分客气地告诉他，张学良到了南京，要他前去看望。
张学良与张学思相差14岁，彼此志趣也大不相同。虽同为一父，感情却并不那么深厚。但毕竟是手足，因此张学良主事后，也给了学思多方关照。此时，两人相对而坐，张学良以长兄的身份简单地问了问弟弟的情况，又淡淡地勉励了几句。
看得出来，张学良对张学思被关押之事一无所知，言谈神情间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而受了多日委屈并急欲知道事变真情的张学思却很想向大哥作一番倾诉。
“大哥，我想……”张学思有些迟疑地提开了话头。
“学思，这几天我很忙，”张学良一扬手，打断了弟弟的话，并向旁边坐了一屋的人指了指，“有些话三言两语又说不清，你改天来，我再和你详谈。”
张学思怏怏而去。
第二天、第三天，张学思都来到了北极阁。他发现，大哥实在太忙了，他根本没有空儿同自己静静坐下来叙叙别后离情和家务私事。兄长对此也深有歉意，每一次都将弟弟送到门口。28日那天，张学良在大门口拉住弟弟的手，说：“我们有的是时间。这里，我有些事，一时还不会离开南京。”
此时，两兄弟哪里料想得到，北极阁一别，再见面谈何容易！
“京中空气甚不良”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很快便弄清自己仍然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威。
26日回南京的当天，蒋介石略事休息，便发出了一系列的命令：
解除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之职，让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归还其职；让驻陕甘一带的中央军加强戒备；准备召开中央党部大会；令张学良写请罪书……
但让蒋介石费神最甚、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尽快地从西安事变所跌跟头中真正翻转过来，从挫折中重塑个人的历史形象，进一步神化、圣化自己。
他不能不去想张学良……
蒋介石眉头紧蹙，牙关咬紧，阴着脸面向墙壁。现在，该是他从容不迫地收拾这个副总司令的时候了。
26日晚，蒋介石召来他的私人秘书，素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将头天晚上在洛阳口授的《对张、杨的训词》交给他，要他“连夜慎定”，尽早公开发布。
27日，蒋介石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递上呈文，称：
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剧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
随这张呈文附上的，还有张学良在北极阁所写的《请罪书》。
所谓“引咎辞职”，不过是蒋介石故作姿态要表现的“风范”而已，整个国民党内，有谁敢对他的去留发表意见。29日，国民党召开第31和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对蒋介石自请处分一事，不仅“着毋庸议”，还予以褒奖，慰励有加，准假一月，以资休养。
而对张学良，由于蒋介石的呈文中有“国法军纪自难逭免”一语，同时又不言自明地附上了张学良的《请罪书》，因此常务委员们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攻之，没有经过讨论便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指定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为审判长，陆军上将朱培德和鹿钟麟为陪审官。
南京的空气渐变紧张，这一点张学良已经觉察到了。
26日下午，曾在张学良手下，在东北负责金融财政的荆有岩、鲁穆庭到北极阁来看望少帅。老友重逢，张学良显得十分高兴，说西安事变是“为国家的抗日办了件大事，蒋答应一致抗日了”。被问及何时返回西安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我明天就要回去。”
仅仅相隔一天，荆有岩再见到张学良时，便发现他的情绪变得有些低沉了。在送客出门时，张学良心绪不佳地告诉荆有岩：“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等几天。”
“等几天”会有什么后果，张学良绝然没有料到。27日深夜，他灯下挥毫，给杨虎城写信道：
虎城仁兄大鉴：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此请
大安
弟良顿首
二十七日夜中
张学良在信中还处处为蒋介石着想，他全然不知，这位“委座”已开始对他下手了。
实际上，从25日飞机离开西安地面起，张学良便失去了自由。
12月24日，即放蒋介石的头天晚上，刚从西安返回南京的军统局头子戴笠便找来了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兴奋异常地指示他，立即从特务队中挑选十个机灵可靠、仪表周正的人，穿上蓝色中山服，佩带左轮手枪，由刘乙光亲自带队去北极阁宋子文别墅，预备为即将到南京的张学良进行“保护性”警戒。
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处于层层监视之中。
自12月28日起，一般人已不能随意去看望张学良了。
但是，在南京的东北知名人士阎宝航例外，一来他和张学良相识已久，二来亦是出自宋子文的安排。在去北极阁的路上，阎宝航便预想到，既是宋部长的通知，他难免不会承担某种使命。
果然，一进大厅，宋子文便迎上来对他说：“我同蒋夫人、张副司令已经商议妥，请你去一趟西安，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另外，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请他把扣在西安的50架飞机放回来。要抗战嘛，飞机是离不了的。”
然后，宋子文方把阎宝航领进张学良的小客厅，自己避到了一旁。
简单寒暄两句后，阎宝航说出了最关心的问题：“宋先生方才让我给西安传话，说你几天之内就回去，是不是真的？”
张学良沉默一阵，很凝重地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我怎样，我不在乎。”说完，暗示性地用手指向西北方向，轻轻补了一句，“他们若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阎宝航自然理解了张学良的意思。在西北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组成的“三位一体”武装，他们的存在，是他不会失去自由的保证。
看望过张学良，阎宝航又去见了宋美龄。第一夫人由于在西安期间的卓绝表演，受到上上下下的赞扬，颂歌响不绝耳，因而成天里春风满面、容光焕发。一坐下，宋美龄便说道：
“阎先生，西安这次差点就弄出了大乱子，委员长、子文，还有我都吃了苦头，现在总算是大乱初定了。你到了西安，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来。”
“夫人，”阎宝航心里老是放心不下，又迫不及待地问道，“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回西安，这有把握吧？”
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去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宣誓似的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
在送阎宝航出门时，宋美龄又略略驻足，要阎宝航带话问候杨虎城的老母亲。“这个话你一定要给我带到哟。”宋美龄在门口向阎宝航挥手告别。
到底是女人家，心真是细啊！阎宝航心中一阵感叹。
蒋介石要做什么文章？
南京的这个冬天，似乎显得特别冷。虽然还未到隆冬季节，但人们已经预感到，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场将冻裂大地的严寒。由于连着下了两天雨，整个城市沉浸在泥污和潮湿的空气中。每吹过一阵寒风，发黄的树叶便猝然脱离树枝，像一群失了方向的飞鸟，在空中摇荡飞舞，为本来就显得暗淡的城市，增添了阴郁的情调。
在灰色天空的笼罩下，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沉郁，很难舒展开来。
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审判张学良的决议后，许多人大吃了一惊。
当然，最为吃惊的，莫过于张学良本人和宋子文了。当天，张学良便换穿便服，驱车到蒋介石官邸，求见委员长。足足过了半个小时，蒋介石仍未出现，只有一名侍卫从楼上下来说，委员长身体不佳，请张副司令先回去。
张学良恼愤不已，要来纸墨笔砚，匆匆写下了几句话：
委座：
适来未蒙接见为怅，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
张学良刚去不久，宋子文又进了门，直冲冲便上楼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委员长，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影响都不良呀！”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宋子文用力跺了下地板，脸色变得铁青。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南京这帮人会怎么说？以后我在他们面前还有什么威信？”
宋子文勃然大怒，也不管面前是妹夫还是委员长了。“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像没听见一般，背转过身不予理睬。宋子文喘着粗气，转身即走，出去时将门摔得“嘭”地一响。
从29日下午起，蒋介石的官邸就一直没清静过，前来为张学良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内的元老。蒋介石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左右为难，难于应付，第二天便悄悄避居到颐和路陈布雷的寓所内了。
但有的人却是不能不见的。
30日，被任命为会审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李烈钧拜见蒋介石，就很顺当地被领到了颐和路。
在国民党内，李烈钧和于右任一样，是元老。辛亥革命前后，他追随孙中山，曾出任大元帅府的参谋总长。1922年，张作霖依靠军事实力，宣布东北“独立”后，曾派人与时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进行联系，具体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直将李烈钧视作长辈。
李烈钧同意出任审判长，是不得已的事。但既然做了，就得一方面要蒋介石满意，一方面又不致引起公愤，让此事坏了名节。从其本意讲，亦想借此机会，展现委员长的宽宏大度，使西安事变有个里外圆满的尾声。因此，一坐下来，李烈钧便陈述了他对审判的基本想法：
“张学良策动事变，劫持主帅，自然是叛逆行为，但悔改及时，又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座念惜他国恨家仇在身，有对国事偶生幻想的心理基础，恕其过激，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让他回西安戴罪立功。”
一番话说完，坐在椅上的蒋介石直愣愣地一言不发，让李烈钧揣摩不透心思，只好又硬着头皮借用典故，说起齐桓公不计管仲对他有射钩之仇，晋文公免恕寺人披的数度谋害之事。“委员长，我看这两个典故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您核示。”
蒋介石仍是沉默。过了好久，才干咳两声，说了六个字：“君慎重审理之。”说完，便不再置一词。
李烈钧只得告辞。
屡次求见委员长都遭拒绝，令张学良心情变得郁闷。
自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对蒋介石可谓唯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对张、杨的训词》的责斥……蒋介石的一切条件，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为的是维护他领袖的面子，让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可是现在，五六天过去了，回西安的日子似乎还遥遥无期。
蒋介石究竟还要拿他怎样呢？
张学良百思不得其解。从28日起，探望的人已逐渐减少，到30日，他同外界几乎已没有任何联系。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宋公馆四周穿蓝色中山服的特务来回逡巡，连夜里也如此。宋子文曾忍耐不住，冲下去对特务们大声呵斥，特务们却面有难色地回话：他们是在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是啊，蒋介石究竟要在他身上做什么文章呢？
30日下午，宋子文再度驱车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很晚才回到北极阁。看见他一脸沉郁的模样，张学良便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坏消息。
果然，宋子文一坐下，便垂着头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件事你听了不要激动。西安的事情，委员长面子上很不好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走走过场。军委会明天上午要组织对你进行审判，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
张学良虽然早已有思想准备，但怎么也没想到，他将面对的，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要在往日，张学良一定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可是，一连几天来的沉郁和对西安方面的挂念，已使他对个人的遭遇不再那么敏感和冲动。听宋子文说完，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坐了一阵，然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
他就这么默默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一场闹剧：军法会审
鸡鸣寺果真名不虚传。天色未明，薄薄的晓风正卷动天边上的一层黑幕，一声鸡啼，唤起了古寺里一声沉重的钟声，在寂寥的山谷溅出一串悠悠颤颤的回音。
钟声刚一响，张学良就翻身起了床。看看窗外，夜色尚未褪尽，他在床头愣愣地坐了一阵，这才走进了盥洗间。
宋子文也起得很早。穿上衣服便走进张学良的房间，默默地注视着他洗漱、穿衣。与往天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不同，张学良今天的每个动作都显得十分迟缓，十分认真，好像衣服的每一条折皱里，都蕴涵着无比的深意。宋子文自然明白张学良的心思，因为今天的每一件衣服，都取自临上飞机前赵四小姐赶着送来的那个皮箱。
早饭是在沉默中吃完的。直到要离座了，宋子文才说了一句：“汉卿，今天我陪你去。”
张学良转眼望了望宋子文，见他眼里满是愧疚，嘴唇翕动了一下，但终又未说出什么，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到屋里，张学良又打开皮箱，从中抽出一个小皮包，塞进内衣，然后展开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呢子军服，上面一级上将的徽章和一排排勋条闪闪发光。
穿好军装，张学良又蹬上锃亮乌黑的马靴，扎上武装带，漂亮的小手枪斜佩于腰间。一切收拾停当，他转向壁上那面宽大的穿衣镜，从中看见了自己精神抖擞、威武凛然的英姿，似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他来南京后第一次佩戴全副武装。作为一级陆军上将，号令数十万大军的统帅，他希望在法庭上展现出他将军的威势。这一点，他相信，不是几句胡诌瞎扯的审判词所能夺去的。
“什么时候走？”他转身问宋子文，同时在腰间拍了拍手枪。
“等一会儿……”宋子文说着坐到近旁的椅上，“他们会来人接你。”
“谁来？是李烈钧吗？”
宋子文露出一丝苦笑。“不会的，他是审判长，他不会来的。”
“那会是谁？”
话刚说完，门口响起一声“报告！”两人回头，见一个佩有中校肩章的副官跨进门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宪兵。
没等宋子文问话，副官已双手递上一纸公文。宋子文慢慢拆开，脸上陡然变色，张着口说不出话来。
张学良一见，跨上两步将公文夺过，见上面印着两个大字“传票”，脸上肌肉忍不住一抖，脸色由红转白，又变为铁青，两眼怒视着中校副官，直把他盯得低下头来。
“啪”的一声，张学良将传票愤然掷于桌上，大步走向了门口。
汽车疾驰一阵，在军事法庭外停下。张学良朝法庭望了一眼，见门内门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不禁冷笑了一声。
刚进入候审室，一名宪兵便迎上前，木然地说：“按照法庭规定，请您摘下领章、肩章，还有腰间的手枪。”
有生以来，张学良还未受过此等侮辱，一股怒火直冲脑际，令他雄狮一般，怒视着宪兵。大概是从未受过如此高官阶的将军的逼视，宪兵怯懦地侧了侧身子。
张学良解下佩枪放在桌上，然后昂首挺胸，大踏步而入。
10点钟，李烈钧与参加会审的人员纷纷入座。担任审判官角色的鹿钟麟走进候审室，先同宋子文握手，然后又转向张学良，说道：“汉卿，今天开庭，我们都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你有什么话上去尽管说。”然后，又同张学良握了手。
审判长李烈钧坐定之后，望了望两旁，见审判官、军法官和书记官均已入座；他又望望下面的观审席，人数不算多，占了席位一半不到，几乎全是南京政府内坚持要严惩张学良的一批官员，再就是负责法庭安全的便衣军统特务。在前排和两旁有几位记者，正在摆弄照相机和拧动笔套。
见一切都已布置停当，李烈钧一声干咳，宣布开庭，并呼：“带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到庭。”
候审室大门蓦然打开，张学良气宇轩昂，阔步迈入庭内。观审席上顿时起了一阵骚动和议论。
张学良很随意地朝观审席瞟了一眼，回头向审判长和审判官恭敬地行了军礼。
毕竟这是一个任一级陆军上将的非常“犯人”，法庭早已在下面安放了一张木椅和一张小桌。张学良敬完礼，李烈钧扬扬手，示意张学良在椅上坐下。
张学良却毫无落座的意思，以军人的姿态直立，望着审判长。
李烈钧咳了一声，戴上老花眼镜，打开早已备好的卷宗，高喊了一声：“张学良！”
张学良依然直立，毫无反应。
沉默的回应反倒使李烈钧的气势减了许多。他早已知道，今日的所谓“审判”，不过是为人作“嫁衣裳”，审判得越成功，不过是使将来蒋介石的赦免更显得宽宏仁慈而已。于是也就照本宣科地继续发问：“你是张学良吗？”
没有回答。
“是不是弓长张的张？”
仍没有回答。
气氛已逐渐变得尴尬，但程序又不能不走到。再往下，李烈钧的语气已变得有些木然。
“是不是学而时习之的学？是不是良知良仁的良？”
“今年多大年纪？”
“何方人氏？”
“父母在否？”
“妻室姓氏？”
“子女若干？”
李烈钧空洞的声音在法庭回响，张学良一动不动，唯一的反应是一脸轻蔑的冷笑。最后，终于憋出一句：“随便好了。”
李烈钧侧过头，向书记官扬扬手，意思是让他代为填写上张学良未予回答的以上问题，然后面向张学良，语气变得温和了：“张学良，你坐下，慢慢回答。”
张学良又敬了个礼，坐到椅上，胸脯仍高高挺起。
“张学良，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李烈钧又开始问。
“我不知道我犯了哪条罪。”
李烈钧翻开陆军刑法，举起来朝书上指了指。“陆军刑法的前几条，你都犯了。你身为军人，本应以服从为天职，为何劫持统帅，躬行叛乱？”
张学良一声冷笑，神色自若地回答：“审判长，您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切详细经过，请您去问蒋委员长，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在这个地方，我不便详说。”
张学良的话，李烈钧自然无法回答。头天请示蒋介石，他只抛下了一句“慎重审理之”，未作任何明示。此时此地，他这个“代人受过”的审判长，又如何能得知西安半月的诸多详情呢？于是，他只得十分被动地点了点头，示意张学良继续说下去。
见李烈钧等人哑然，张学良忽然豪气腾起，大声说：“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言明。我并非劫持，而是出自对他的爱惜，也绝非叛乱，而是为了维护国家。我在西安的行动，不过是对当前的国策提出我们的主张和意见，倘若真是劫持、叛乱，那委员长能平安回到南京吗？我张某人会跟着他一起来吗？”
现在轮到李烈钧哑然了，会场上开始出现交头接耳的骚动。
张学良既已开口，便如决堤之水，一泄而不止。
“在‘双十二’前七天里，我数度赴辕劝导，哭谏委员长，最后不得已而起兵谏，说到底，只为了八个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诸位先生女士，日寇入侵，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全体官兵流亡关内，情况之惨，哀声之烈，想审判长和审判官都有目共睹！”
张学良毫无惧色，言语铿锵。后来李烈钧在汇报审判的情景时，披露了当时的心中所想：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
但身为蒋介石指定的审判长，总不能拿张学良这些富于煽动性的话去交差啊！于是，李烈钧打断张学良的话，问：“你们拥兵叛乱，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擅自策划？”
张学良坦然一笑，说：“当然是我自己的主张。我所做的事，自然出自我本人的主张，不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言毕，又直视着李烈钧，“我有句话，想问问审判长，不知可否？”
李烈钧回答：“可以。”
“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
“有其事。”
“你当时为的是反对袁世凯施行专制，对吧？”
“是的。”
“那么我在西安的举动，正是为了谏正中央的专制独裁。”
此语一出，李烈钧大惊，连忙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喝：“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袁世凯怎能望其项背！你不自思反省，自寻末路，胡说八道！”
李烈钧为张学良言语所激，却又说不出个道理，只得声色俱厉地连声责斥。他患有高血压，几句话一说，脸便涨得通红，法庭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朱培德、鹿钟麟怕事情弄僵，反倒使审判不好收场，于是，便请李烈钧暂时退庭休息。
片刻之后，重新开庭。李烈钧正颜厉色地问张学良道：“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据实招供，否则对你不利。”
鹿钟麟这时也插上话，温和地说：“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
张学良沉默一阵，终于说道：“好吧，我就把我这次西安的事作一个总答复。”说完，站起身，两手按在桌上，侃侃而谈起来：
“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之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是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才做出来的。
“……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日记和电文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至于我个人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如不是崇信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学良的一番话，说得如此爽直，如此坦诚，法庭内像有什么涤荡而过，顷刻间变得鸦雀无声。
张学良说完，即坐回到椅上，但顷刻间，他又站起，意犹未尽地说：“审判长，审判官，诸位先生、女士，我张学良活在世上，至今已36个年头，对国家民族虽无建树，但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西安事变完全是为抗日而发，绝无半点私心！”
“张学良，你口口声声为了抗日，东北是怎样丢失的，你难道不知罪吗？”李烈钧又转了一个话题。其实，这已与今日的审判无关了，但西安事变的话，已让张学良说尽，作为审判长，他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审判以张学良的雄辩收场。
不料，他这两句话不提则已，一提顿使张学良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啪地一拍桌子，愤然立起。
“既然审判长提到东北的丢失，那我就不能不回答了。”张学良侧过身，向观众席扫视了一圈，大声说：“自‘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全国民众无不骂我为不抵抗将军，说我畏惧日寇，不敢抗日。连元老马君武先生也写诗骂我、责我。几年来，我一直背着黑锅，隐忍不言。为什么？就是为了维护领袖的威信、中央的权威。可事实上，日本觊觎我中华领土宝藏，非起自一日，亦非源自东北，中央抵抗了吗？有人宣战了吗？时至今日，我们对日本的飞机大炮不还在寄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吗？东北的不抵抗命令固然是我张学良下的，但源头不起自于中央，不起自于委员长吗？”
张学良话音刚落，法庭内像猛然掠过一阵狂风，人人都震惊不已。李烈钧慌了，连忙喝问张学良道：“法庭场所，你不得胡言！刚才的话，关乎中央，须得有证据！”
张学良哼了一声，“关于对日策略不得动以武力，应尽力避免冲突这样的话，在座的各位都是中枢要员，党国干城，难道你们听得还少吗？”张学良环顾面前众人，目光中透出逼问，弄得包括李烈钧在内的诸位审判官都将目光转向一旁。
庭上陷入片刻沉默。
张学良解开纽扣，掏出出发时装进的小包，掏出两封电报来。“既然主审官要我拿证据，那我就不妨给诸位看看。这就是当时中央发给我的电报。”张学良扬扬手中的纸片，接着便大声读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便是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作“铣电”的文字。
第一封电报念完，法庭内已是一片混乱，有人向张学良投去谅解的目光，有的则开始骂起发电报的“中央”来。李烈钧也惊住了，他完全没料到审西安事变审出个“铣电”来，罪名一下子都移到了中央和委员长身上。直到张学良打开第二封电报，又准备开念时，李烈钧才清醒过来，制止了他：“与事变无关的材料交由本庭处置，不得当庭公读！”
张学良一声冷笑，收起电报，但激愤之情再也遏止不住，又继续滔滔陈言：“身为军人，我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将军队挥泪撤入关内。为了平息公众的唾骂，维护中央威信，我一人承担了不抵抗的罪责，被迫下野出洋！”
说到这里，张学良已是声音颤抖，热泪盈眶。观审席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少帅身上。
“回到国内，我又一再向中央表达抗日之心，盼望领袖以其绝对权威领导抗日。可是，中央却置之不理，最后命我把军队撤往华中。‘双十二’之前，我到委员长面前再三陈词，苦谏哭谏，却遭受严厉斥责，甚至准备将我无家可归的东北军调往福建。在此情之下，我为了震醒领袖，实现抗日之愿望，不得已而行兵谏，之后又亲送委员长安然返京。请问，我张学良哪里是不抵抗将军，我做的哪件事不是为了维护中央！”
讲到这里，张学良仰首向天，喟然长叹一声。“眼看我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国内同胞自相杀戮，而日寇却坐收渔利！我张学良受命于民，握有重兵，不能眼看手足相煎，国土日丧。西安之举，我意在拥戴领袖，联合抗战，耿耿之心，天日可以为证！”
张学良一声欷歔，戛然而止，而其凛然浩气和其铮铮之言，却似凌空骤风，在法庭内久久回响。
“代人受过”的审判长和审判官早已哑然无声，李烈钧张了几次口，却无一语道出。几个人尴尬相顾，唯恐再引出什么令法庭难堪和有损蒋介石的话来。于是，李烈钧从卷宗内掏出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神情木然地宣判道：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照本宣科”完毕，李烈钧连忙站起，宣布退庭。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后来，李烈钧私下里谈起这次高等军法会审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鹿钟麟在回忆当时情形时，也不禁连连摇头：“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结束，七八个持手枪的军警一哄而上，将张学良正式“逮捕”，押送至和平门外的孔祥熙别墅，由特务宪兵看管。宋子文紧随而至，却被堵在门外，不许入内，气得他连连跺脚。
但蒋介石的戏还没有演足。审判结束后两小时，蒋介石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特赦张学良的呈文，罗列了一大堆理由。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发布如下命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没有料到这一步
“特赦令”一公布，几乎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面对那张惨白的纸，张学良瞠目结舌，脸色骤变，独坐屋中，久久不出一语。
在这时，他当然还未能全然看透“严加管束”的含义，但透过短短的几句话，他已知道，回返西安，“戴罪立功”，收复失地，喋血故乡的愿望，已告烟散，化为泡影。
宋子文和端纳在军法会审后，一直以轻松的心情等待蒋介石的特赦。他们万万没想到，在那张公告上，还会有“严加管束”这一句，就连宋美龄也颇感意外，良心有愧。在西安，他们三人曾在张学良面前再三担保，信誓旦旦，一定会严格遵守所定的协议。现在，协议还未及执行，蒋介石却幡然变卦，对张学良来了个长期扣留，他们如何面对张学良？如何面对杨虎城、周恩来和西安的将士？又如何向于凤至和赵四作出解释？
“特赦令”公布的当晚，宋子文便去了蒋介石官邸，同这位“委员长妹夫”大闹一场，愤然而归。回到北极阁，他神情黯然，不吃晚饭，连水也不喝，房间里只传出他来回踱步的脚步声和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和平门外的孔公馆，原是孔祥熙一家的居处，雅静富丽。为关押张学良，房子早已腾空，31日公审一完，张学良便被押到了此处。对于这个特殊的“犯人”，当局也予特殊的待遇，戴笠指派手下15名军统特务和7名宪兵，将院内院外警戒得严严实实。大门口还专门配置了一部电话，随时可直接同戴笠本人联系。
第二天一早，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这三位西安事变中的当事人物，相继来到孔公馆，安慰张学良。
二楼的客厅内，所有窗户都被黑纱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身穿毛背心的张学良伫立窗前，透过黑纱望着影影绰绰的屋外。他那张英武的脸上，此时布满了凄楚与悔恨，曾展现着他旺盛生命力的眉宇，像猛然间遭受了无情岁月的摧残，紧紧地锁拢一处，使他看上去一夜间就老了许多。
客人进门了，张学良只转过身，脸上毫无表情，目光虚茫地看着别处。
屋里出现了难堪的沉寂，人人都有满腹的话语，可此时此刻，却无从说起。
宋美龄显得尤为尴尬。蒋介石的这一招棋连她这位第一夫人也始料不及。在离开西安的飞机上，丈夫曾两度回头瞥视张学良，当时她心里就有某种预感，但想到委员长总算是从张学良手中走脱的，而且少帅又亲送回京，蒋介石再狠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听说有许多军政大员、新闻记者都去看望张学良，连许多群众都争相去瞻仰少帅的风采，当即就骂了声“娘希屁”！过后又恨恨地说：“把他捧成民族英雄，我成了什么？”宋美龄一听，便感觉有些不妙，开始为张学良担心；也是在这天，冯玉祥去看望蒋介石，言谈中，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我哥哥蒋介卿，可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了！”原来蒋介卿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之后，惊骇失措，从凳上跌下，中风休克，三天后即过世。蒋介石对冯玉祥说这句话时，宋美龄也在座，心中暗暗为张学良捏了把汗。
现在，她的这些预感应验了。她为丈夫的背信弃义感到愧疚，可是在明里，她还得千方百计维护丈夫的威严！
屋子里的沉默渐渐转化成张学良无声的谴责，也开始让几位客人如坐针毡，极度不安。宋美龄暗暗向宋子文使了个眼色，示意由这位胞兄来打破难堪的沉寂。
宋子文也早已受不了屋里令人窒息的空气。会审的事是由他通知张学良的，当时以为这只不过是个形式，好让蒋介石有个下步的台阶。只要特赦令一下，便可“一言解千愁”，于蒋介石，是表现了领袖的宽宏大度；于张学良，也算过了“负荆请罪”这一关，迅速返回西安，重整旗鼓，驰骋疆场。西安事变的“一捉一送一放”，便可成为千古美谈。他怎么也没料到，结局会是如此的残酷，令他苦不堪言。
宋子文缓缓站起，走到张学良跟前，但却迟迟开不了口。在外人眼里，宋子文是蒋介石的“洋宰相”和“财政大臣”，又有妻舅关系，裙带密切，蒋介石对他，向来都是言听计从。他和张学良又是意气相投的朋友，蒋介石早就一清二楚，因此在政治上充分利用宋子文来拴牢张学良，而张学良又需要通过宋子文来靠拢蒋介石。逢有难以处置的重大问题，蒋、张二人莫不是通过宋子文这个“中间人”来进行。在蒋介石决定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前，便由宋子文出马，为蒋、张安排了石家庄密谈；逼张学良下野亦是让宋子文先给张学良做好工作；张学良下野出洋之前，宋子文帮助他在上海戒掉了毒瘾，并为他办妥了赴意大利的一切手续。长期以来，张、宋二人之间已结成了朋友加兄弟的情谊，凡是宋子文的主张，张学良一般都予采纳，即使此事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前程声誉也无所顾惜。在西安，要不是宋子文再三担保蒋介石答应的协议和他到南京后的安全，张学良何至于轻率盲目地演出“亲送”一幕。而现在，所有的担保，所有的誓言，都被蒋介石的“严加管束”粉碎了，现在在张学良面前，宋子文又如何能够启齿？！
“汉卿，”宋子文终于开了口，但这声音连他自己听来都感陌生，“我没有料到有这一步……”
“我早该料到有这一步！”张学良突然大声嚷道，客厅被震得嗡嗡作响，“当时在西安我如果不冒险送他回京，日后早晚也会有变化。不说别的，单说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个个都有国仇家恨，我自己也会控制不了。不过委员长这一手，更暴露了他的为人！”
“汉卿，”宋美龄连忙岔开话题，“这事会过去的，趁这个机会，你好好休息一下。”
张学良没理会宋美龄，继续说道：“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我可以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不反悔在西安达成的条件，大家一致对敌，领导民众抗日，我也就了却心愿了！”
“汉卿，”宋美龄又欲转开话题，想使谈话变得轻松一些，“你看是不是找个什么清静的地方，好好歇一歇，这些年，你也……”
“你说得这么轻松，汉卿他现在已没有自由了！”宋子文猛打断妹妹的话，撩开窗帘，指指外面来回走动的特务，“他蒋委员长这种行为，简直没有人的基本信义。你也来帮着他说话，我为你感到难受！”
宋美龄十分尴尬，眼圈发红。
“我要说的话，同子文一样！”端纳也显得怒气冲冲。这次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端纳立了大功。一回南京，蒋介石便论功行赏，授予他一枚最高宝石勋章。此时，这个奖赏已成为一种讽刺，使得他摊开两手，连连摇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是这样一个人！我在中国几十年，为中国人重信厚义深深折服。这一回，我冒着风险，三进三出西安，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却伤了汉卿，犯了个大错。我过去很自负，为自己做过汉卿的顾问、后来又做蒋先生的顾问而感到光荣。现在我才明白，他把我只看做了一本字典，一根手杖，我为这个感到痛心，恨自己错看了人。”老人说到这儿，已经自持不住，眼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淌。“汉卿，我已想好了，我这个顾问是没法当了，我想过一段时间，就离开中国。”
“不，端纳先生，”张学良为端纳的话所感动，上前握了握他的手，“错看人的应该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同一个毫无信义可言的人大讲信义！”
说完，张学良走到壁橱前，倒了一杯白兰地，仰首一饮而尽。
1937年1月1日下午，蒋介石官邸。
身穿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坐在炉前，捧着一本书，似看非看，一脸的惬意。短短数日之内，天下震惊的西安事变，便被他一手按平。该赏的赏了，该罚的罚了，他领袖的威望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受到政府内外的褒奖。西安的“三位一体”，早就是他的眼中钉，现在，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群龙无首，三足已损一足，那两足也就自然难以挺立。半个小时前，他才又召见了朱培德、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林蔚几位文武大员，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解决西北问题”。并令顾祝同驻节潼关，指挥陕甘军事，后撤的中央军重新开入潼关。对西北问题的彻底解决，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达令，”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已坐到了他的身边。蒋介石一怔，回过头，见宋美龄一脸的阴郁，眼圈微红，似才哭过。
“你这是……”
“达令，这几天，子文同你吵了好几回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在西安许下的诺言，没脸再见汉卿和其他人了。先前端纳先生告诉我，他对这个结局也很失望，打算辞去顾问，离开中国。”宋美龄抬手掠了一下额上的一绺头发，神情有些伤感，“达令，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他们毕竟为你出过力、冒过险啊！”
蒋介石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妻子，没想到她也会站到她哥哥的立场上去。“冒险，冒险，在西安有谁比我冒的险大！华清池那天早上，弹雨横飞，乱枪四射，邵元冲、蒋孝先不就被他张汉卿的部下打死了嘛！要是哪颗子弹偏一点点，打到了我蒋某人的身上，你们现在还会为张汉卿求情吗？政治是要流血的，不是靠感情来支配的！”说到这儿，蒋介石已是青筋鼓胀，呼呼地直喘粗气。
宋美龄腾地站起，绕到蒋介石面前，涨红着脸说：“好歹汉卿也是个重信义的人嘛，不然，他会亲自送你回到南京？”
“我早就叫他不要来，不要来，他自己要到南京负荆请罪，我有什么话说？南京这么多人唧唧喳喳，说东道西，你都看见了听见了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蒋介石忍不住大吼起来。
“可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
蒋介石阴沉着脸，好半天没吭声。最后，终于缓和了点语气，朝宋美龄说：“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已经对侍从室说了，明天我就离开南京，回家乡溪口休息养伤。”
西安又退了一步
西安此刻已经乱作一团。
释放蒋介石完全是张学良在秘密中进行的，直到最后一刻，杨虎城才勉强地点头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也被蒙在鼓里。他们没能与张学良道别，最后，周恩来只遥遥地注目于那架隐入云天之中的飞机。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更是毫不知情。
当张学良陪着蒋介石一行乘车疾驰出西安北城门的时候，高崇民正奉张学良的命令，召集高级将领们开会，商议在什么条件下和什么时候让蒋介石离开西安。
会议刚开到一半，门被撞开了。东北军秘书处处长洪钫惊惶失措地告诉大家，少帅已陪同蒋介石夫妇等人去了机场，并将亲送蒋介石回南京。
这些提着脑袋跟随少帅一同举事的将领们，被这消息震惊得目瞪口呆，会议室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有人“哇”的一声大叫，随即爆发出呼天号地的痛哭。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追随张氏父子南征北战，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此时却像落入深渊一般捶胸顿足地大喊：“完了！完了！”“荒唐啊荒唐啊！”只有高崇民强抑住了恐慌，站起身一声大吼：“别闹了！副司令坦荡磊落，独闯南京，抵得住他老蒋在潼关的几十万大军！西安将因为少帅免遭战火之灾！”可是，未及把话说完，他却已声调颤抖，泪垂两行。
消息传到西安粉巷王以哲军长的公馆，王以哲当场掩面痛哭。这位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的毕业生，素来为少帅所器重，从连长、团长、师长至军长，均是张学良一手提拔，有任何军机大事，张学良也是最先与之共谋，并委以重任。在东北军军部，威望颇高。王以哲的部队数次与红军作战，接受红军的宣传与影响也最先，结果与共产党变敌为友，是东北军中力主联共抗日、结盟“三位一体”的重要人物。可是，少帅一走，他便失去主心骨，首先想到部队和自己今后的命运，想到少帅的安危和“三位一体”今后的前途，不由得使他忧心如焚、声泪俱下。
曾率兵攻入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白凤翔师长，在得知蒋介石、张学良均已离开西安的消息后，郁闷难解，独自提着酒瓶灌了个大醉，然后揪住妻子，大打出手，在一声声惨叫中发泄忧愤。
……
12月25日傍晚，天又下起了雨雪，到处是湿漉漉的一片。天还未黑尽，大街上已是行人罕见，家家关门闭户。寒冷与寂静的西安城，已处于空前的惊惶与不安之中。
26日一大早，杨虎城便收到张学良发自洛阳的电报，要他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四位大员回南京。
捏着薄薄的一纸电文，杨虎城颇费踌躇。从本意讲，在张学良返回西安前，他不想释放被扣的任何一人；但兵谏一事非他杨虎城一人所为，少帅虽走，东北军的诸位将领还在，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势必会生出两军的矛盾来。于是，杨虎城下令，请东北军的两位军长王以哲、何柱国来新城会客厅商议。
果然，两位军长一见是少帅的电报，当即便表示同意释放，而且还认为，不仅要放陈诚等四位，所有被扣的军政要员都统统放走。
杨虎城面有难色，举棋不定。
东北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们听说了释放南京大员的消息，大感震惊。对他们这些尚不知高层内幕的人来说，这是两天内令他们目瞪口呆的第二个“晴天霹雳”。
孙铭九、应德田、卢广绩等人匆匆赶到杨公馆，代表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们向杨虎城进言。作为少帅最信任的人之一，孙铭九坚持认为，这封放人的电报不是出自少帅的本意。
“昨天他还对我说，他到南京去的事不用担心，中央有十几位大员在西安我们的手中，不用怕。少帅显然是用这些人来作他安全的保证。一家伙放光了，少帅的安全怎么办？”孙铭九大声说道。
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少帅的私人秘书应德田也附和说：“这十几个人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不会不管。不见副司令我们不放人，老蒋就不敢为所欲为了。”
“可这是少帅的亲笔信，又是发给杨主任的，不放人杨主任怎么办？副司令在那边又怎么对老蒋说？”王以哲扬着手上的电报反问道。
“不能放，一放就害了少帅！”孙铭九言语沉痛，已带哭声。
应德田和卢广绩也大声嚷道：“请各位长官三思，决不能先放人。我们可以再给副司令去封电报，就说请他回来亲自主持放人的事……”
“不要再说了！”王以哲一声大吼，怒视着三位手下。眼下在西安，他是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最高代表。少帅何时回返尚不得而知，若军中起了内乱，岂不坏了大政；再说，他极不愿意看到东北军中有人在杨虎城面前道出内部的分歧。王以哲恨恨地沉默一阵，又朝向三人，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说：“任何人胆敢不遵守少帅的命令，格杀勿论！”
孙铭九、应德田、卢广绩脸色顿变，连杨虎城听到这话也吃了一惊。张学良在西安时，东北军的高、中级指挥官均对少帅以服从为宗旨，无一人敢于违抗命令；现在，张学良仅才离陕一日，军中便有了惊人之变，不得已用处死来贯彻军令，这不能不使杨虎城对没有少帅的东北军感到担忧。
三位军官谁也没再说话，黑着脸敬了个军礼，转身出了客厅。
望着他们的背影，杨虎城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个可怕的担忧：事变之后，会不会再出现兵变？
但这句话是绝不可能说出口的。昨天，张学良当着众人表示，在他离陕之际，东北军由他杨虎城指挥。实际上，杨虎城非常明白，他一个绥靖公署的主任，又如何调度得了张家父子经营了几十年的东北军？看来，此事也就只能以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为少帅的代言，放人吧。想到这儿，杨虎城转身望着东北军的二位军长：“既然张副司令已有这个意思，我们顶住不放，会给他带来麻烦。另外我认为，那十几个家伙在西安也是个麻烦，既然要放四个，不如人情做到底，全都放光走尽！”
王以哲似乎没什么意见。何柱国又提了个建议：“要放就马上放。干脆今天晚上搞个宴会，饯饯行，明天就让他们走。”
杨虎城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
临近中午，杨虎城亲自到饭店去看望了被扣在那儿的南京大员们，并当众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除陈诚等四人外，其他未在电报中点名释放的人，自然是喜出望外，连称“杨主任伟大”，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回去后决不做出有负西安的事来。
当晚，新城宴会大厅里灯火辉煌，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和南京大员们笑声朗朗，频频举杯，一扫半月来的惊恐与担忧。
12月27日，也就是张学良亲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的两天之后，所有被扣的南京高级军政大员们，都离开了这个立于风雪之中的古都。
半月来变幻不定的风云总算平安结束了，杨虎城望着渐入云端的飞机，长长舒了口气。但同时，另一团阴影又从天而降，积压在他的心头：蒋介石是否会让张学良平安返回西安？
如果张学良被扣，东北军怎么办？西安的“三位一体”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更令他忧虑的是，西北军和他自己今后将怎么办？
“今日始知政治之残酷”
四天过去了，突然传来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消息。
整个西安顿时人心惶惶，奔走相告，不知所措。为了稳定人心，向蒋介石表示抗议，元旦那天，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在西安进行了大检阅。愤怒的士兵们紧攥着武器，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和“放回张学良将军！”等口号，从大街上列队而过，很有些悲壮的气氛。市民们也为之感染，群情激昂，口号声响遍全城。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南京方面步步紧逼的军事高压。元旦之后，40个师的兵力向西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布阵筑垒，炫耀武力，而统率中央军的将军，几乎全是刚刚由少帅下达手谕，由西安释放的南京军事大员，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和朱绍良。此种情形令西安忍无可忍，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情绪逐渐占据上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都作了军事部署，准备对进犯的中央军予以反击。
1月5日，以杨虎城为首的八位将领，向南京发出了一封后来被称作“歌电”的电文：
……凡我国人均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能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唯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如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之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平，青史自召直笔也。
为了使南京对这份电报引起重视，1月5日，杨虎城又派出三位代表赴南京，陈述西安的要求。三天之后，东北军、西北军126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通电，完全支持八位将领在“歌电”中所采取的立场。
此时的南京政治舞台仍主要为反共人士控制。蒋介石于1月2日“告假还乡”，表面上不问政事。宋子文被排挤在政府之外。南京政府毫无按照西安协议进行改组的迹象。而极右派在南京有着较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之一为上海市长吴铁城，他认为，所谓“联共抗日”、“组成人民阵线”等等都是共产党的幌子，他宣称：“西北的中国人民很容易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看不到共产主义新突进的危险。”
反对“统一战线”的人自然把汪精卫视为他们的领袖。汪精卫于1937年1月回国后，亲日派势力大增，成为压倒亲苏和亲英美派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而且控制着军队的实权。
蒋介石被释放之后，一直绞尽脑汁，企图摆脱他对西安方面的允诺所引起的麻烦。亲日派曾提出过对西安和共产党军队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方案，但是蒋介石的谋士们立即表示了反对，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们同情西安和共产党，而是基于以下考虑：全国反对内战的呼声日趋强烈，广西的李宗仁、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和签署通电，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甚至表示，一旦中央军有所异动，他们将以武力抗之；第二条顾虑是，中央政府在四川存有5000万元的现金，在西安存有4500万元，并在四川的峨眉山上贮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如果西安和四川与中央政府相抗，在财政和军事上都会给南京造成极大的麻烦。
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烦恼：是答应西安的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还是继续拖延这一政治和军事僵局。而时间已不允许他再作过多的犹豫。
1月7日，已在奉化溪口老家养病的蒋介石亲笔给尚在南京孔祥熙公馆的张学良写了一封信：
汉卿吾兄勋鉴：……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此信写毕之后，蒋介石专召戴笠将信亲自送到南京，交给了张学良。
南京审判之后，张学良大受打击，精神颇为沮丧，终日蒙头卧床。饭菜端来，要么拒之不理，要么只略动一两筷子，几天下去，人就变得消瘦，全然没有了少帅昨日那种英姿勃发的神采。
见到蒋介石这封硬软兼施的信，他半天没有吭声，只默默地坐在沙发上，面对这信愣愣地出神。而其内心，则如江河决堤，波涛汹涌。
反复思忖之后，张学良提笔，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
虎城兄大鉴：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亦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专此并颂
近安
弟 良顿首
七日
写完，张学良放下笔，又对信反复斟酌了好一阵。在他看来，他的被扣和南京方面对西安重新进行军事威胁，不完全是蒋介石的本意；于他自己而言，认为内战会有损国力、不利于抗日；倘若内战再起，人们必然看做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后果，为万人所责怨，于是，千方百计要杨虎城不要诉诸干戈。
接下来，张学良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东北军诸将领，一封给杨虎城并东、西北军各将领，除了陈述他不愿看到西安出现战事外，又嘱众将领释放南京政府的飞机。
西安事变之时，停留于西安的50架军用飞机和500多名空军人员也随之被扣押。在杨虎城主持释放了南京军政大员们以后，南京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归还这批飞机和空军人员。对于西安来说，这是为争取释放少帅而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最后资本了，因此，西安军中大多数人都主张扣住不放，待少帅平安返陕之后，再放人放机。
南京政府当然明白西安的态度，于是，便将心思用在了张学良身上。
6日下午，何应钦亲赴孔祥熙公馆，面见张学良，请他说服杨虎城，迅速归还人员和飞机。对于这个在西安事变期间居心叵测、扬言要炸平踏平西安的亲日派人物，张学良早就厌恨于心，只是碍着面子，没有当场顶撞驳斥，只含含糊糊地答理几句，未作任何明确的应允。
但接到蒋介石的信，张学良改变了态度。只要蒋介石承诺抗日，他准备接受一切条件，甚至不惜牺牲一切。飞机原本就是南京政府的，归还之事似不宜抗拒，何况，那么多大人物都放了，扣住飞机又有何用？
在张学良下令释放飞机和空军人员之时，可能并没有去想，他将就此失去争得自由的最后资本。
三封信写完，即由看守张学良的卫兵送给戴笠。下午，蒋介石便从南京来的电报中获知了信中的全部内容。看到这只笼中之虎已在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颇为得意，对恭立于一旁的侍从说：“好嘛，汉卿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嘛。给南京回电，派几个交涉代表，把这几封信带到西安，交给杨虎城。”
交涉代表很快便由戴笠物色好了。这是两位东北的名流，吴翰涛和王化一，在东北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另外，张学良的秘书李金洲也被同时派回西安。
1月8日，整个南京都笼罩在厚厚的大雾之中。将近上午10时，一辆小汽车缓缓地穿过雾气，驶向清冷神秘的孔公馆。
门上传来敲击声时，张学良刚刚起床。打开门一看，王化一、吴翰涛立在客厅，正在解脖上的围巾。看见少帅，两人立即上前问好，并申明了来意。听说他们即将飞赴西安，少帅两眼不觉闪出亮光，但很快又熄灭了，挥了挥手，让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少帅，好久不见，您瘦多了，”王化一声调有些凄楚，“还望您珍惜身体，准备率领大军抗敌。”
“是啊，少帅，”吴翰涛接着说，“这次我们俩专程去西安送您的信，同时还想问问，少帅有没有话捎给家人。”
张学良顾自望着客厅角落的一个大花瓶，好半天没有吭声。
“少帅，”王化一又开口道，“现在这个局面很让人忧心。作为东北人，我们非常盼望您能站出来，制止战事的爆发。少帅有什么话，我们一定向西安方面转达。”
张学良仍没吭声，只转眼看着他们两人，目光里似有无尽的屈辱与愤懑。
“我没有料到，”他终于开口说道，声调十分低沉缓慢，“我会在南京一留不回，好多事情都无法亲自料理了。”他抬头望望天花板，眼里泪光闪闪，“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令人最痛心的事。”言毕，泪水已忍留不住，顺脸颊滚流而下，最后，居然失声恸哭。两位名流受了感染，相顾无言，眼睛也变潮湿起来。
“我今日始知政治之残酷，”张学良止住哭声，悲戚地说，“事已至今，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西安了。请二位转告我们东北军的各位将领，一定要巩固内部团结，加强同杨主任和红军联系，维持‘三位一体’。只要西安方面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了也没什么用。”
说完，张学良起身进了盥洗间，擦掉了脸上的泪痕，又进卧室取出两封早已写好的信，递给两人。“这是我的两份遗嘱，一份请交我的家人，一封交给东北军的诸位将领。”说着，他眼里不禁又闪出了泪花。“我早已想好，如果将来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将自杀以谢天下。”
“副司令言重了，”两人都连忙起身安慰，“西安的事，本意还是为国为民，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少帅正当盛年，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万不可说出让大家伤心的话来。”
“不，你们不要这么说，”张学良挥手打断两人，“我是军人，我知道对部下的造反该用什么方式解决，实话告诉你们，我是做好了死的准备，不是被枪毙就是被人害死。”
两人面面相觑。
作为东北人，两人在感情上较为倾向于张学良；但现在，他们又是作为政府赴西安的代表出现在张学良面前，因而许多话都不便出口，显得有些尴尬。于是又安慰一阵，便起身告辞。
“副司令的这些话，我们一定一字不差地转达给西安，不过副司令的安危，还望千万保重，想想东北三省的父老，大家实在无法接受啊。”出门时，吴翰涛说道。
张学良坚持将两人送到门口。看着两人上车了，他两手抱于胸前作了个揖，说了声：“拜托了！”扭头便回了屋。
这是他被扣南京后第一次有人将他的话亲口捎回西安。想到临来时的那一番万死不辞的英雄气概，和现在归期无定、有话只能托人捎传的情景，张学良不禁热泪涟涟……
张学良的几封信一到西安，果然使局势发生了转变。由于少帅言语切切：“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既真恳，又严厉，使心乱如麻的杨虎城不得不接受了少帅的规劝。在同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商谈中，两位军长亦支持少帅的意见，这样，王化一和吴翰涛算是不辱使命，很快便得到了西安的回话：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就释放张学良、部队改编、换防、待遇等问题进行谈判。
“歌电”的攻势就这么被化解了。蒋介石长长地舒了口气。
1月12日晚，刚刚返回南京的王化一、吴翰涛在戴笠的陪同下去孔公馆见张学良，向他报告西安之行的结果。当张学良得知前线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时，不禁激动起来，脸上漾起了笑意。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此心算是没有辜负了。”说着他又转向戴笠，脸色变得严肃，“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由于张学良一再作出了这种为抗日局面的实现不惜牺牲一切的姿态，蒋介石得以朝西安逼近一大步，提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甲、乙两个方案：
甲案：“三位一体”部队仍集中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进驻西安。
乙案：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返回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及关中地区。
两个方案均否定了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所许下的由张、杨二人负责西北的诺言，更未言及张学良的释放问题。可谓是随心所欲、有恃无恐了。
这一次，蒋介石再次利用了张学良，让他写信叫杨虎城和东北军诸将领接受他提出的方案。
1月13日夜，张学良独坐灯下，望着蒋介石的信苦思冥想。
他已经看出，蒋介石现在已是对西安咄咄相逼了。若按这两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三位一体”都将被破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将迟早被分化。但是，要是他张学良反对这两个方案，那又会怎样呢？
张学良从桌前站起身，搓搓发冷的手，在屋里来回踱步。要是他反对，那毫无疑问，无论是杨虎城还是东北军，都会遵循他的意见，与中央军武力对峙；而蒋介石或亲日派也一定会以此为借口，“讨伐”西安，挑起内战。那样一来，尚未抗击日寇，国人已刀兵相见，百姓更会遭殃，他张学良不就成了千古罪人？
终于，张学良再次表示了退让。
时值午夜，万籁俱寂。张学良提起笔，似觉有千斤沉重，每写一字都像忍受着巨大痛苦：
……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
信一写完，张学良便掷笔于案上，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红颜知己赵一荻
自从张学良送蒋介石去了南京，赵四小姐便一直处于惊恐交加之中。
虽说是女人，对政治亦无多大兴趣，但这些年跟着少帅，也见过了不少官场尔虞我诈的阴暗，对政坛的风云变幻也耳闻目睹了不少。西安扣蒋，从大义上讲，她当然赞成，但暗地里却不得不为少帅捏把汗。蒋介石的为人，她听人说得多了，南京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她也略有所闻。所以，当张学良匆匆告诉她，将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赵四小姐当场便吓得声音发颤，泪水夺眶而出。
“汉卿，你，你不能太意气用事！”从不干涉张学良政事的她，突然一声大嚷。
“怎么，你担心了？”张学良望着这位一向是笑意欣然的年轻女人，走上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小妹，你放心，南京我又不是头回去，过上两三天，最多三五天，就会回到西安。”
“不知怎么回事，这几天我总有一种预感，你会出什么事。”赵一荻抬起头，凄然望着张学良。
“能出什么……”
“昨夜里我做了个梦，想起上次在北京你算的命……”赵一荻低下头，看着手上抚弄的手绢，上面满是她的泪水。
“嗨，还记着那个。”张学良大手一挥，觉得她似乎太过于孩子气了。
原来，1931年张学良住北京顺承王府时，曾请一位算命先生拆算过“八字”。那人说，张学良中年以后，为三圈套目格局，将来恐怕有牢狱之灾。当时所有人听了，都觉得算命先生是胡诌，一笑置之。此事已过了好几年，没料想赵一荻居然还牢牢记在心中。
“放心吧，小妹，我不会有事的，”张学良宽慰道，随即又严肃地说，“我对蒋介石怎么样，他心里有数，还不至于恩将仇报吧。若是真有不测，那我也是为抗日，为中国不亡，别说牢狱，就是刀枪相加，我也死而无悔！”
一听“死”字，赵一荻惊得扑上前，用手捂住了张学良的口。
“汉卿，你不要这么吓唬我！政治上的事我不懂，我只希望你快去快回。你一天不回西安，我就一天不出这扇大门！”说着，她又抹了把眼泪，轻声道，“我这就去给你收拾东西。你赶快去给杨主任和周先生打个招呼。”
等赵四小姐拎着装有张学良换洗衣服的小皮箱进到客厅，他早已不见了人影，四处打电话也都说没看见副司令。赵四情知有异，便叫了辆吉普车直奔机场，果然，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一行，正在登机。
将皮箱交给张学良时，飞机已经发动。两人甚至来不及再说上一句话，便匆匆地扬手告别。
自这一刻起，金家巷的张公馆里，便没有了她亦喜亦嗔的清脆笑声，院子里也再见不到她；的翩翩身姿。整日里，她都坐于窗前，遥望万里云天，等待张学良的消息。
元旦晚上，消息终于传来。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判处十年徒刑；虽经赦免，但仍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蒋介石果然干出了背信弃义、为天下人所不齿的事来。
她不知这些天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整日里她神情恍惚，心情郁闷，懒于梳妆，红颜憔悴。仆佣为她送来的茶饭，她连望都不望一眼，只呆呆地倚于窗前，想千里之外的少帅。他此刻是被囚于大牢，还是处于宪兵特务的重重包围中？他是在后悔去南京的举动，还是在大骂蒋介石的卑劣行径？信誓旦旦、一再为张学良担保的宋氏兄妹到哪里去了？那个三进三出西安城的端纳顾问呢？他是不是也参与了陷害少帅的阴谋？
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来看望过她好几次，说了不少宽心慰藉的话，但末了，仍是相顾无言，挥泪而别。她觉得，此时此刻，一万句的安慰都当不了她见上少帅一面，而这些天中，她写给张学良的一封封信，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难道自己真是红颜薄命，此生再也不能与少帅共聚一堂了吗？
晶莹的泪水滴落胸前，打湿了襟口的那颗红色牙质心形链坠。这是张学良在同她相识后不久送的信物，内藏有一帧张学良的小像，多年来她一直将它佩于胸前，表达着她对纯真爱情的忠诚与坚贞。此刻，她轻轻将它取下，捧在手中，思绪又回到了当年难忘的岁月……
1927年5月的一个傍晚，天津有名的社交场所蔡公馆内，正在举办盛大的舞会。几乎整个天津的大家子女，都云集此处，在优美乐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谈笑风生。
环顾左右，所有的女士均已下到舞池，裙裾翻飞，抛洒一片热情与温馨。唯有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手托香腮，静坐一旁，欣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舞步。她姓赵，名绮霞，也叫一荻，是曾任交通次长的赵庆华的四女儿，亲近的人中，都称她为赵四，或写为赵媞。
此时的赵媞，尚是天津城一所中学的学生，还未正式参加社交活动，只是出于好奇，才随姐姐绮雪来到了蔡公馆的舞厅。
就这么一次好奇，竟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天晚上，正在天津的张学良也出席了舞会，并同赵媞相识，双双进入了舞池。
对于这位叱咤风云、有少帅之称的青年将领，赵一荻早有所闻。她的姐夫冯武越做过张学良的法文秘书，同时也是他的密友和幕僚，从他口中，赵媞得知了不少关于少帅的事情，但没想到会同他在这里相识，并应邀起舞。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一名青年男子的钦敬感陡然而生，令她情不自禁地想同他接近，甚至想听他亲口叙说金戈铁马的威武与豪壮。她发现，这位青年将领的舞姿极为轻盈、潇洒，真不愧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她心中暗暗祈愿这支舞曲能够一直奏下去，她也就可以一直同少帅这么舒展地跳下去……
可是，不一会儿，舞曲便停下来，赵媞不无遗憾地从少帅肩头放下手，她刚想对他说句什么，却发现他那双眼睛似两团火光，直愣愣地烤灼着自己。毕竟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赵小姐脸一红，含羞地转过了身。她此时还一点不知道，她的天生丽质和优雅举止已惊服了少帅，令他心灵震颤，神驰千里。
难得涉足社交场合的赵四，就因这么一次邂逅而踏上了她人生巨大转折的台阶。只要有张学良出席的舞会，赵四小姐几乎场场必到，舞影翩跹，令人瞩目，直到曲终人散，才由张学良陪着返回赵府。几乎每一次，张学良都要站在赵府外的树荫里，与她依依而别，直到她在院门深处消失了身影。
爱，就这么默默地诞生，染红了少女幻想的天空。她早就知道，少帅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一次次地告诫自己，不要去做这个明显是错误的选择。可是，她的全部心灵，都已被这位年轻英武的少帅所占据，挥不去，赶不开，更难于向人启齿倾诉。即使是对少帅本人，她也未作过任何明显的表示。夜深人静，赵四独坐灯下，在一张白纸上无止无休地写着少帅的名字，默念着她从一本外国小说中读来的两句话：爱是一种选择，亦是人人皆有的权利……
可是，她的满腔炽热，她所珍藏的权利，该在何时，向自己的爱人倾诉？
机会到来了。1928年6月3日，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由北京回奉天所乘坐的火车被日本关东军炸毁，张大帅遇刺身亡。在匆匆返回奉天奔丧和接管东北军的前夕，张学良心事重重地向赵四道别，同时婉转地袒露了爱慕之情。面对这个深陷于哀痛中的青年男子，赵四再也顾不了羞涩与矜持，扑上去紧紧搂住他，在他唇上深深一吻。
就是这么一吻，赵四将自己的命运从此与张学良紧紧连在一起，演出了人类爱情史上的千古绝唱。
但是不久，赵四的父亲赵庆华便探知了女儿同张学良夜夜狂舞、相伴相随的情形。这位一向看重声名的交通次长顿时大发雷霆，对赵四和介绍赵四与张学良相识的绮雪大加训斥，并严令赵四从此不得进入舞池，更不得与张学良有任何来往！
可是，严厉的家教和深院高墙又何能阻隔住真挚的爱情。赵庆华绝没有想到，就在他对赵四严加看管、对张学良时时提防之时，两位恋人已经秘密约定，赵四将逃离赵府，前往奉天与少帅相聚。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秘密。对于已经指挥20万大军的少帅来说，要从一院宅邸里弄出去个把人，又何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不想惊动赵父，亦不想让社会议论纷纷。于是，他略施小技，来了个“智取”，在一个秋月当空的夜晚，搞了次“劫持”，在赵府外精心合演了一场赵四“神秘失踪”的喜剧。
“赵绮霞失踪”成为1928年夏天津轰动一时的新闻。
一到奉天，赵四小姐就像鸟儿飞进了自由的天空，终日徜徉于爱情的温馨领地。在北陵那幢精巧、幽雅的别墅里，赵四开始与张学良秘密同居，两人共享着爱所带来的巨大欢欣。
毕竟，张学良是有妇之夫，为了家庭和睦，他向赵四提出，她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只称作他的私人秘书，对内称侍从小姐。在称谓上，张学良说，由于夫人于凤至比他年长，他称她作“大姐”，那么对赵四，他就称作“小妹”好了。
赵四几乎没假思索，便表示了同意。对她来说，爱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两人能倾心相爱，以什么名义，又有什么关系。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张学良一处理完军务，便会驱车赶到北陵。只要听见门口的汽车声，赵四小姐便会抛下手中的书本，像小鸟般飞迎而出，扑进张学良的怀抱，幽静的小楼便顿时充满欢声笑语。
为了不使赵四感到寂寞，同时也是为了她不致荒废学业，张学良将她送进奉天大学继续深造。这位美貌出众的小姐，不仅举止娴雅，而且才智过人，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英语通达流畅，经人指点，又熟悉了军内密码。渐渐地，成了张学良军务上名副其实的秘书和不可替代的助手。
但不久，一桩意外给两人带来了强烈震撼和巨大刺伤。赵庆华在得知女儿赵一荻秘密出走，并到奉天与张学良同居的消息后，震怒异常，随即在报端发表声明：四女不孝，与人私奔关外，有辱门庭，声明自即日起，与赵四脱离父女关系，断绝一切往来，并宣告，自身惭愧，从此不再为官。
两人得知此消息后，大惊失色。赵四作为赵家最小的女儿，从小备受父亲宠爱，视为掌上明珠。私自出走之后，赵四心中也颇觉有愧。由于当时风声太大，舆论哗然，她连信也没敢写。张学良想，世事变迁，任何怨怒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淡。他和赵四商量好，待赵父火气渐消之后，再托人疏通，重新弥合父女之情。可是，这么一份公开声明，显然断绝了这一线希望。
张学良这时才感到，当初自己的行为是多么轻率和鲁莽！
“小妹，我对不起你……”
赵四抬起朦胧的泪眼，摇了摇头。“这不怪你，是我心甘情愿。只要你能永远爱我，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
“小妹！”张学良激动地搂住赵四，心中好一阵感动，转身走到书案前，挥笔疾书，写下了几行诗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最后一字写完，张学良将笔一搁，激动不已地对赵四说：“小妹，我今天对着这首古诗发誓：从今以后，我张学良与你生死相依，决不分离！”
因父亲登报声明而生出的忧愁痛苦，顿时被张学良一番真情的表白一扫而光。赵四呼了声“汉卿”，便紧紧地偎进了张学良的怀抱。
1929年，赵四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闾琳。真挚的爱情孕育出灿烂的结晶。
1931年4月，赵四随张学良来到北京，住进了顺承王府。此时的赵四小姐，刚刚19岁，而张学良也仅31岁，以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节制东北、华北各省的军事。
自从到了北京，赵四小姐便同张学良的元配于凤至朝夕相处了。在常人看来，这是一种很难相处的关系，稍有不慎，便会招致家庭不和，为日理万机的张学良带来烦恼。
毕竟是大家出身，又知书识礼，赵四为人处世极顾大局，以其温良与贤惠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融洽与和睦。作为“小妹”，她对于凤至十分尊重，大姐长大姐短，极为亲热。有了体己话，也先来到于凤至房中，作一番倾诉与讨教。在生活上，更是以礼相让，殷勤照料。每逢张学良在外给她买了衣物布料，或有人送了什么精巧的玩意儿，赵四均毫不吝惜，先去送给大姐。对于赵四的贤良和善，于凤至很是赞赏，故深相接纳，相处得如亲姐妹一般。
家庭的温馨和睦，对张学良自然是莫大的安慰。外出归来，两姐妹相邀而出，对他精心照拂，嘘寒问暖，使其身心得到极大的抚慰。逢有客人来访，张学良总是让于凤至和赵四一起出见。凡与张学良有私人交往的人，莫不称道他有个和美之家，羡慕他有两位贤内助。
1933年，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沦入日寇之手，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在张学良失意之时，赵四日日相伴，多方安慰，陪他一同读书、消遣，排解愁闷。随后，在两姐妹的陪伴下，张学良到了英国和意大利，考察军事和国情。为了使张学良保持愉快的心境，每当他想要从事某种西方式娱乐活动，赵四便很快学会，陪伴他一同游乐。第二年，张学良奉召回国，于凤至由于身体不好，留住英国，赵四便只身相伴，担负起了家庭主妇的重任。
也许是从其父那儿继承来的习惯，张学良从不许眷属参与自己的军政大事，在做出任何决定时，也决不受妻室的影响。但是，随着赵四走进他的生活，加之对赵四品性才智的逐渐了解，他开始给她以更大的信任，让她接触一些军机大事。由于赵四已学会了密码，张学良与外界的许多秘密交往都交由她经办。尤其是在与红军秘密接触、结成“三位一体”和其后扣蒋兵谏期间，机密文电莫不是经过赵四小姐之手。所以当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应邀来到金家巷张公馆时，便热情地向女主人伸出手说：“这是赵一荻小姐吧？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交道可是打得不少呢！”
……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几天前，张公馆内外还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注目的中心，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这里景物依旧，但却人去音渺了。
她轻轻打开胸前那颗心形的链坠，望着张学良的小像，呆呆地出神。在张学良的所有照片中，她最喜欢的就是这张。照片上，他身穿条纹西装，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一派从容潇洒的神情。而当时，这位年仅25岁的英俊青年，已是历经征战的陆军中将！
可现在，汉卿啊汉卿，我何时才能与你相见呢？
止不住的泪水，点点滴滴落在那心形链坠上。
正这么暗自垂泪，客厅里忽然传出一声问话：“四小姐在吗？”
听这声音，像是杨虎城夫人谢葆贞。这几日，她几乎天天都来张公馆，与赵四相陪做伴。赵四连忙擦去泪水，又整整衣襟，出门进到客厅。
果然是谢葆贞，旁边还站着杨虎城将军和一名副官。
“杨主任、杨夫人好！”赵四小姐很有礼貌地问候，又请两人坐下。
“这几天南京乱，西安乱，我心里也乱。”杨虎城一开口便沉重地说。“南京对张副司令的事，大家都很气愤，但一时半会儿还没想出个妥帖的法子。”说完，杨虎城鼻音很浓地“哼”了一声。
“张副司令走了，我们没把你照顾好，”谢葆贞说，“虎城再三要我向你……”
“这些天杨夫人天天陪我，已经够打扰的了。”
“今天来，是告诉四小姐一件事，”杨虎城缓慢地说，“南京派王化一、吴翰涛到西安来了，捎来了张副司令的几封信。另外还有句话转告你：他在南京生活很不方便，想让你去南京见见他。他们二位明天就回去，你收拾一下，跟他们一块儿走。”
杨虎城话还未完，赵四小姐已经激动地站起，两眼中泪光闪闪。
“是不是就让我在南京陪汉卿住下去了？”
“具体怎么办，听副司令的吩咐吧。”说到这儿，杨虎城面有难色。“据说，南京已经给英国你大姐发了报，让她也到南京。王化一告诉我，说老蒋的意思，是只准一人陪副司令。”
赵四的脸上顿时掠过一丝苦涩的表情。
“四小姐，我看你还是先去了再说。”谢葆贞将赵四重又拉到椅上坐下。“依我和虎城的意思，你在南京见过副司令之后，最好先到香港避一避。那儿你熟悉，房子、汽车什么都现成。”
“谢谢杨主任、杨夫人。”赵四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来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消息，只木讷地说了这一声。
“你快收拾吧，我们不打扰了。”杨虎城说着站起身。“我们还给副司令准备了些水果，明天一起送到机场。这儿有我和几位东北军将领给副司令的信，你先看看，记下来，然后把信烧掉。请转告副司令，多多保重！”
赵四默默地点点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天涯惊魂
就在赵四小姐满怀深情赶往南京与张学良相会之时，另一位女人也正风尘仆仆地从异国赶向南京，向少帅走来。
这便是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
于凤至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屯。其父于文斗早年经商，后来生意发达，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商，并担任了县里的商会会长，颇受乡绅们的推崇。
以当地的情况而论，于凤至也算得是出身名门了。由于家庭教养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于凤至天资聪颖，性情温柔贤淑。父亲于文斗思想较为开通，女儿5岁时，便开始教她读书识字。长到10岁，于文斗又让女儿到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延师求学。在私塾和书馆中，于凤至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是同辈男女中的佼佼者。到13岁，“四书”“五经”已烂熟于心，经史诗赋也能过目成诵。加之容貌俏丽，柳眉樱唇，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大家闺秀。
1908年，张学良之父张作霖身在毅军，被派往郑家屯任前路巡防营统领。就在这期间，他与本地名流于文斗相识，你来我往，过从甚密。不久，两人便换帖歃血，结为兄弟。在请人算测八字之时，张作霖听说张学良与于凤至是龙凤之配，更是喜不自胜，又到于文斗府上敲定了这门亲事。
听到父亲让他结婚，张学良当即便表示反对，说他与于凤至素不相识，怎么能仅凭父母之命便草草地结为夫妻？但张作霖却十分强横，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你的元配正房，非由我做主不可。你要是不满意，成亲之后，叫媳妇跟着你妈过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张学良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得从命。
但于凤至却不认命。这位在女子师范里受过新思想影响的女子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尤其是在听说张学良因她是乡下女子而反对这门婚事时，她更有一种受辱的感觉。数度央求父母，毁掉婚约。但于文斗哪里肯放弃这场会使他财势大增的联姻。便一再向女儿施加压力，迫其就范。父女间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在张作霖的手下吴俊升的建议下，由吴俊升出面安排了两人在一家书画堂的“偶见”，借赏画各抒情怀，没料想犹如金风玉露骤相逢，端庄俊俏的于凤至同英姿勃发的张学良之间顿起火花。这些年中，张学良经常出入社交场合，身边红粉佳丽如云，但像于凤至这样知书识礼、风姿才气兼具的佳人，却从未有遇，他当即打定主意：依从父命，与于凤至结为夫妻。
1916年，张家的迎亲队敲锣打鼓来到郑家屯，将于凤至接到奉天大帅府中，与张学良同拜天地，结为伉俪。
那时，张学良正跟随奉天督军英文科科长徐名东学习英语，并经常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活动，与一班驻奉天的外国人过从甚密。成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闭门不出，整日与妻子相伴厮守，情浓依依。1919年，张学良进入停办多时的东三省讲武堂，成为第一期炮兵科的学员，毕业后被任命为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对军队进行严格整饬。当年，卫队旅奉命进剿土匪，大获全胜，年仅20岁，便晋升为陆军少将。
张学良忙于军务，家中的大小事务自然就落到了这个长房媳妇的头上。在奉天大帅府里，于凤至虽为大少奶奶，但许多事都亲自料理，襄助公婆将帅府内外收拾得井井有条，颇得帅府上下的称赞，也赢得了丈夫的欢心。看着小两口亲亲热热、相敬如宾的样子，张作霖得意地说：“怎么样，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我给你选的媳妇没错吧？”
于凤至虽出身商贾世家，又嫁了一个前程无量的丈夫，但却极重乡情，爱民众。婚后不久，张学良曾伴她回到生身之地大泉眼屯，见家乡土地肥美，物阜民丰，但是，百姓中识字者却寥寥无几。两人对此深为叹息。1927年，于凤至再次回乡省亲时，便捐款兴修了一所小学校，学生全部免费，开始为家乡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之材，至今仍为人称颂。
张学良由于出身特殊，环境优越，因而早年放荡不羁，其吃喝玩乐，挥霍放纵，令人瞠目，是当时国内外知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另外三名公子为：张季直之子张孝若，段祺瑞之子段鸿烈，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嫁给这样的丈夫，生活中不出现波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凤至来张家不久，心里便有一种预感，早晚她与张学良的家庭生活，会出现某种麻烦。
果然，在她与张学良结婚十年之后，麻烦到来了：张学良与天津名媛赵一荻暗中相好，并偷偷将其接来奉天，与之同居。
当于凤至得知此中内情时，大为惊怒，当即便厉声斥责，冷眼相抗。并在张家长辈的支持下宣称：赵四不得进入帅府，与张学良不能有正式名义。
但是，当最初的震怒慢慢消减之后，于凤至细心观察，发现以秘书和侍从小姐身份陪伴张学良的赵四小姐的确是忠心耿耿、全力协助张学良处理军机政务，别无他图。对待帅府内的摒斥，出身豪门的赵四小姐居然毫无怨言，宽容忍让，并事事处处将她这个正室夫人放在第一位。久而久之，于凤至的愤怨和忧虑渐渐消除，她发现，若是以她的温良、以赵四小姐的聪颖，共同鼎力相助，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可以帮助他大展宏图。这么一想，心地也就宽和起来，开始对赵四小姐真诚接纳。
不久，奉天内外都传出张学良有两位贤内助的佳话。三人听了，都相顾欣然，发出了舒心的笑声。
1933年，张学良通电下野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同他赴欧洲考察。第二年年初，张学良奉召回国时，恰逢于凤至身体欠佳，加之又携有儿女，需要有个安定的环境抚养，于是，于凤至便在英国留居下来，养病求安，教养子女。
在英国的日子十分优裕、安宁，虚弱的体质也渐渐有了增强，于凤至开始考虑返回国内的日期。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对政治并无兴趣，但自离开国内之后，她却对变幻无定的中国政坛风云格外留心起来，无时不在关注着丈夫的一举一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于凤至大感震悚，焦虑万分。后来听说事变和平解决，丈夫亲送蒋氏夫妇回了南京，于凤至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但坏消息又随之传来：张学良受到军法审判，虽经赦免徒刑，但却被严加看管。于凤至忧心如焚，一连几个晚上难以成眠。经过一番考虑，她决定向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求助。
她相信第一夫人能助她一臂之力。宋美龄不能不念她们间的姊妹之情。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在北京另组政府，发表讨蒋通电，爆发了著名的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是现代中国军阀时代的最后一场决斗，也是最残酷、最激烈的一次战争。在大战进入关键时刻，统领50万大军的张学良终于接受了蒋介石主张率军入关作战，使蒋介石大获全胜。对张学良的全力相助，蒋介石大为感激，遂委张学良以重任。其后，于凤至也同宋美龄结为干姊妹，彼此间十分亲昵。
1937年1月2日，于凤至从英国给宋美龄发了一封急电：
亲爱的姊姊：听说张学良判罪，幸蒙特赦，但须严加管束，不知道如何得了！学良不良，离开我以后发生这件事，甚为遗憾。可否把他交给我看管，我当尽力而为，以不负兄姊等一番好意。
于凤至想得太天真了，蒋介石怎肯将负有“叛逆之罪”的张学良放出囚笼。在严酷的政治面前，所谓“兄姊之谊”不过如纸一般苍白。
十天过去了，南京方面无一字回音。于凤至抹着眼泪，不得不踏上了归国之路。
永别金陵
孔府别墅内，所有的窗帘都已拉上，没有一丝阳光射入。世界仿佛被隔绝了。
在半明半暗的客厅内，张学良只身独坐，望着屋角那盏绛红色的灯发愣。几天来，他睡了又起，起了又睡，已经不知道这天是什么日子了。
他也不想知道。
“军法审判”时的愤怒，“严加管束”所带来的屈辱，都像潮水般退去了。在这间静如坟墓的高墙深院里，个人的荣辱进退已不再是挥拂不去的阴影。事情坏到极致反而给他以某种超脱，令他在落日中窥见生命最耀眼的光辉。
但是，他不能不去想西安，想他苦心结盟的“三位一体”，想他的东北军，想他以外的西北人的命运。
自然也就想到了“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还有他的儿子和女儿。
1月8日，他托王化一、吴瀚涛带走了他的两封遗嘱。当时他已作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想“自行了断”，舍生取义，以自己的死来惊醒国人，换取抗日局面的形成。交出遗嘱之后，他又有些后悔。37岁，正当盛年，中国的抗日战场上，应当有他张学良叱咤风云的身影，他怎么能在未杀一个敌寇、未收一寸疆土之时，轻易地将自己的生命视若草芥呢？
也许是看出了张学良情绪低沉，甚至有自杀的苗头，蒋介石十分爽快地同意了让于凤至或赵四小姐前来与张学良做伴。只要有相爱的人在身边，以张学良的性格，断然不再会萌生绝念。
可是，两位女人中，谁会心甘情愿投身这漫漫无期的囚禁呢？
于凤至远在英国，身体孱弱，身边又有儿女，何时回国，尚难料定。
那么赵四小姐呢？那个与他在蔡家公馆翩翩起舞，抛弃家庭，与他相伴的赵媞呢？
不知怎么回事，被囚之后，张学良越来越多地想到了他的“大姐”和“小妹”。长夜漫漫，只要他一闭上眼睛，面前便会出现那两张清丽俊俏的脸庞，令他心神摇动，难以成眠。
那首早已淡忘了的李白的诗《长相思》，这时竟异常清晰地浮现于脑海：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
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
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
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
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张学良默念着这首诗，一遍、两遍，嘴角忽又浮出一丝苦笑。
怎么突然间变得儿女情长了？早年虽诸多风流，诸多孟浪，可是自从他执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他从来没让儿女私情浸入过自己的政治生活。现在陡然生出这么些丝丝缕缕的意绪，难道是在预示，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将来只能寄情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于庭院罗帏之中吗？
“嗨！”张学良摇摇头，手在椅把上一拍，“荒唐！荒唐！”他大叫两声，霍地从椅上站起，开始在屋里缓缓踱步。
现在占据我头脑的，应当是西安，是“三位一体”！是东北军！
东北军怎样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他们在干什么？还有孙铭九、应德田这几个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是不是在朝着南京骂娘了？
半明半暗的房间内，他的身影在来回晃动，铺着厚厚地毯的屋子里，只有他时断时续的轻微的脚步声。
不知这么走动了多久，他只觉得脚步有些累了，正欲坐下来歇一歇，却听见楼前传来汽车声。张学良下意识地停住了脚。
来人了？是来自西安，还是溪口？这几日，蒋介石几乎天天都盯住他张学良，不是派人送信，就是叫人传话，要他给西安下令，接受南京提出的方案。
他认了。为了抗日，他既然敢扣留委员长，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避免一场削弱抗日力量的内战呢？
前两天，戴笠吞吞吐吐地对他说，南京这地方过于骚扰，是不是考虑换个清静的地方，一来可以免去许多麻烦，二来可以读读书。
提到读书，张学良心中怦然一动。这些年，戎马倥偬，忙于军机政务，确实难有机会静下来看上几本书。如果真能摆脱烦恼，静心读书，倒不失为一桩乐事。可是，现在是他抛开一切，赋闲隐居，默读养心的时候吗？
张学良转脸问戴笠：“这是谁的意思？”
戴笠没有回答。
“是委员长的话吗？”
戴笠仍未回答，只默然点点头。
张学良心中傲然一笑。他张学良还是一只虎啊！蒋介石是怕他虎啸金陵，动摇政局啊。
张学良双手反背，背转过身，又问：“去哪里？”
这一次戴笠开口了，但只吐出两个字：“溪口。”
去蒋介石老家？这位已回乡养病的委员长怕我又在南京捅漏天穹，非得把我置于他的看管之下不可？
张学良再也没有说话。戴笠也没再提去溪口之事，终于默然退下。
这两天，张学良不是惦记着西安，便是想念于凤至和赵媞，去溪口的事几乎已忘到了九霄云外。刚才听见外面的汽车声响，他这才陡然一愣：是不是戴笠带来蒋介石的正式命令了？
张学良转过身背向着门。他不想把溪口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即使他对那儿发出的指令不得不执行。
他听见背后的门开了，似乎有人走了进来。但脚步又突然止住。背后游丝般地飘来一声女人的啜泣。
那气息令他再熟悉不过了。张学良猛然回头——果然是她！情牵梦绕的赵媞。
那一瞬，空气仿佛已经凝固。相顾无言，唯有热泪两行。提包从赵媞手上滑落在地，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向前扑来：“汉卿！”
“小妹！”张学良张开双臂，迎住扑来的赵四小姐。即使是在囚禁之中，他的怀抱对于这个女人，仍然是那么坚实，那么温暖，跟在后面的戴笠和一名副官，很知趣地退出了房间。
那一夜，孔府楼上的灯光，第一次透出了温暖。一个女人注入的生气，驱逐了朔风中不眠者的孤独。
第二天上午，宋子文驱车来见张学良。一见面，宋子文便神情黯然地说：“汉卿，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怎么啦，子文？你是要……”
“我已经无颜再见你，无颜再见西安军民。我昨天晚上同溪口通了电话，又同他大吵了一场，气得他摔了电话。后来美龄在电话中一再表示歉意。并让我转告你，蒋介石有意让你去溪口，说那里风景好，环境安静，你可以自由走动。说现在西安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你去了溪口，可以随时同他商量。我后来再也听不下去，骂他们把汉卿还害得不够，还想要……”
“子文！”张学良打断宋子文的话，十分诚恳地说，“子文，你对我的情谊，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这一次，我绝不会怪你没履行保证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没理由责怪你。我早已想好去过囚犯生活。中国历史上，为国为公而遭贬谪的人，何止我张学良一人。我会自解的！”
话未说完，泪已夺眶而出，宋子文也欷歔有声。
“我不是禽兽，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张学良抹一把泪又说，“你为我操心，我心领了。只望你不要为我的事，误了自己的前程……”
“别说了，汉卿！”宋子文突然咆哮而起，“我如今已是负义之人，要那些前程又有什么用！我已经想好，明天就离开南京，回上海去过清静日子。南京的官，我再也不做！随他蒋介石独霸朝纲，不仁不义！”
“子文！”张学良也站起身，紧握住宋子文的手，“子文，你为我……”
“汉卿，事到如今，只有南京负你，蒋介石负你！你张汉卿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国人有口皆碑，哪还能向我表示歉疚！”宋子文越说越激动，房间被震得嗡嗡作响，平日温文尔雅的绅士派头已荡然无存。
“对不起了，汉卿！”宋子文泪如雨下，向张学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倒退着缓缓退出。到了门口，又猛然抬头，嘶哑着嗓子一声大嚷：“你我后会有期，汉卿！”
站在门外的卫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这位蒋介石的妻舅掩面而出，一边走向汽车一边喃喃自语：“Sorry！Sorry！……”
宋子文走了，端纳早已避开，蒋介石和宋美龄又去了溪口，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只有他张学良一人尚在南京。西安方面虽已同意罢兵和谈，但他深知，杨虎城驾驭不了东北军。而东北军内部，王以哲、何柱国等一批老将领同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少壮派”，在军务上早有不同之见，稍有不慎，自己的后院便要闹出乱子。
一想到两代人苦心经营的东北军国仇家恨未报，却有可能出现内乱的局面，张学良不寒而栗。作为东北军的主帅，虽身陷囹圄，仍不能无所作为！
张学良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下午，他打电话叫来戴笠，要他转告蒋介石，他张学良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去溪口跟他读书，反省作为，修身养性。话一说完，张学良脸上现出一丝凄楚的表情。
戴笠则大喜过望。他没想到，一向独来独往、信马由缰的少帅，现在对蒋介石的每一道命令，都会这么百依百顺。这只“东北虎”，看来已经被驯服了。
望着戴笠得意洋洋、渐渐远去的身影，张学良暗自冷笑了一声。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此去溪口的本意，是为了就近与蒋介石商量，使西安事变有个圆满的结局。只要东北军实力尚存，他张学良便会有虎啸峻岭的复出之日。
1937年1月12日，张学良在南京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那一夜的风，似乎特别清寒。赵四小姐发现，张学良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天色未明，屋外便下起了霏霏细雨。起床推窗一望，眼前烟雨朦胧，檐水涓涓，使人不知不觉间染上了几分愁绪。
张学良立于窗前，双手抱臂，默默无语。一阵寒风吹来，几丝冷雨飘到他的身上，打湿了他的衣襟。张学良全然不觉，只定定地望着远处影影绰绰的山影。
他在想这个六朝古都。行将离别之际，他对南京忽然升起一种梳理不清的情绪。
1931年5月，身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的他，到南京出席国民会议。那一天好像也是13日，在由浦口过江时，江上军舰与狮子山炮台礼炮齐鸣，南京政府所有军政大员群集下关，热烈欢迎。那一天，南京满城都张贴着“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标语。所过之处，万人空巷，欢呼声直冲云霄。就在那次国民会议上，他被推选为九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两次主持会议，合影时与蒋介石并立前排中央。会议之后，蒋介石还专门安排张学良阅兵，向部队训话，离开南京时，蒋介石还亲自到机场送行，并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
拥我者南京，摧我者亦是南京。仅仅才过五年，我就从天上下到了地狱，成为南京政府的阶下囚！
张学良一阵伤感，眼中泪水盈盈。
早年曾读过的王安石的绝唱《桂枝香·金陵怀古》，此时竟字字有声：
登临送目，
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好个王安石，把金陵的雄壮和凄凉都说尽了，把我张学良的兴衰也都点透了！
此地不属我，自有容我处。
再见了，紫金山，燕子矶，石头城！
上午10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戴笠及一班卫兵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浙江奉化溪口镇。
蒋介石要在蒋氏祠堂门前，信手“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