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领导们就是那种认真的模样。呸！”他们是没有矛盾的，太宰治也是精神病。人家内心不冲突，他却冲突了。按说，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做什么，如果一定要查找他为战争做贡献的证据，那就是那部《惜别》。《惜别》写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在《惜别》中，他发挥了“太宰治式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纯朴的中国留学生形象。鲁迅怎么可能纯朴呢？我读书时，只有那些农村来的学生才被人看成纯朴。日本人把鲁迅写得纯朴是什么意思？至少有着对自己民族的沾沾自喜。那年代，就连那个不写战争题材、去写风花雪月的《细雪》而被查禁的谷崎润一郎，也在新加坡陷落时兴奋地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时代太可怕了，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惜别》最被诟病的，是它对鲁迅这么一个中国“民族魂”的误读。
其实应该是“浅读”，太宰治看鲁迅的境界，跟竹内好当然远不能比，他不过是个好男人。再加上这作品是遵循“大东亚会议”提出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这一共同宣言，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太宰治也被认为是“笔部队”的成员了。也因此他感觉自己有罪了？撇开这个不谈，他出身的大地主家庭，作为既得利益者，吃着那时代的利益，也是一种罪恶，虽然他只是家里十一个兄妹中的倒数第二个，只是第六个男孩，所得的利益甚微，但是他出门坐的马车上是绘着显赫的家徽的。也姑且撇开这个不谈，在这个“家”、这个“国”不义之时，他沉溺于自己的小生活、自我放逐、沉沦本身就是纵容犯罪。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他不再是个好男人，他又跟另一叫太田静子的女人同居了。他开始写《斜阳》，写自己的罪恶，追究整个民族在那场侵略战争中的责任：所有日本人都参与了这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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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里的所有人物，虽然都是罪恶的受害者，但也是罪恶的施行者。比如直治，难道就没有罪吗？生在贵族家庭，他也自得于自己母亲是真正的贵族，连喝汤拿勺的姿势都很优雅。优雅和高贵，是一种“正价值”。谁不对“正价值”趋之若鹜呢？这个直治还嘲笑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的附庸风雅，附庸风雅，即骨子里并不风雅，他还是对自己的血统很得意。直治认为母亲的优雅是“超越了世俗的形式和秩序”，但又何曾超越？其实《斜阳》里的直治，就是太宰治的自画像。而其他人物也有他的影子，郁达夫说，小说就是作者的自叙状。这不只是这个中国“私小说”作家的片面之词。在日本浓厚的“私小说”氛围下，太宰治一定也不能超脱其外。也确实，他的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无论是《斜阳》，还是《人间失格》。跟直治不同的是，《斜阳》中其他几个人物：母亲、姐姐和子、老师上原，是太宰治之前不同时期的分身，他通过这些人物，追究了自己在这之前的人生阶段。
这之前的人生阶段？还有什么呢？除了他的出身，他还四度自杀未遂，其中还令一个女人死了，他却活了下来。不要说警方将他作为“教唆自杀”嫌疑人起诉，即便不起诉他，他自己也要审判自己了。日本人不讳死，特别是为情而死。日本文化中有个关键词——忍恋。山本常朝说：“恋的极致，就是忍恋。”“忍恋”是不具有物质性的，只具有精神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恋”，最好是在他死后在虚无中的“恋”，这才是“恋的极致”。假如两个人都死了，那么就更是“恋的极致”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恋人双双殉情。殉情，日语写作“心中”。
曾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心中”，日本人说：你把这两个字反着叠起来看看。原来是“忠”字。太宰治和情人殉情，人家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这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了，他是不忠，不义，他有罪孽。还有，他曾经抛弃了同居的另一个女人。他还因为长期服用麻醉药，借了朋友大量的钱，无法还债。这些都是在他当初追随芥川要当作家时期欠下的债。一个人在早年奋斗时期，需要多少债来垫底？一个国家在走向发展过程中，会积累下多少“羊吃人”以及抢夺他国的罪孽？太宰治只能通过挖掘自己的罪恶，来证明自己还有爱。他在《春的枯叶》里说：“罪多者，其爱也深。”他认为反省自己罪恶的人，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日本人是很少有罪感的。按鲁思·本尼迪克特分析，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感受到的是“耻”，而不是“罪”。“耻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无所不在的上帝的眼睛的，只相信人的眼睛，假如罪恶不被人所察觉，就不是罪恶。同样，假如能够抵赖罪恶，坚决不认账，罪恶也就不存在。在侵华战争的罪责上，日本人就采取了此种策略。那些战后高举民主旗帜的投机者们，也以为只要他们昂然抬着头，就不会被认为曾经犯过罪。
那个“笔部队”作家佐藤春夫还很正义地批判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贬斥其“低级”、“卑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说自己“良识有之过多”，他声称为《太阳的季节》“心感可耻”，以至于让我们的张承志作家都为之感动，写了《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的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张承志作为“左”作家，看到佐藤春夫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就以为这个佐藤春夫是自己的同道，至少“战后”转变了，成了有良知的作家。殊不知，在没有对“罪”的追究的情况下，转变只是一种敷衍。人犯了“罪”，就要对“罪”进行确认，忏悔。但仍然不够，还要接受惩罚。没有惩罚，就不可能害怕，就像一个刑事犯，不可能只一句悔改，就不用接受刑罚。惩罚是清算的基础。
当然还有一些作家，因为他是作家，可以以作家的身份逃避责任。他们也自杀了，但是他们是为了“美”而自杀。川端康成自杀了，但是不关“罪”什么事，只关乎“美”。拿“美”作理由，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了。
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的有罪感的。他的笔名“太宰”（だざい）的日语谐音是“堕罪”。他何苦要这么时刻提醒自己呢？没有研究证明他皈依上帝，逼迫他的，是他自己的眼睛。他就是自己的上帝。他是被自己逼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却是个“无赖”。众所周知，太宰治是个“无赖派”作家，以“无赖”著名。1946年，他给井伏鳟二的信中就直称“我是无赖派”。无赖是自由自在的，当一个无赖要比当一个正人君子舒服多了。他在《东西》杂志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反抗束缚的人，却给自己套上了“罪”的枷锁，紧紧揪住自己的罪恶不放。因为他有心灵。他堕落，堕落是向着“负价值”的，但恰证明他内心有“正价值”。
一个内心没有高尚感觉的人，怎么会有堕落的快意呢？一个不相信社会还有善的力量的人，怎么可能拿堕落要挟社会呢？可是这种“正价值”，又确实是他要抛弃的，所以他被夹住了。他的痛苦是被夹住的痛苦。有痛苦的无赖是假无赖，他感觉到罪恶；无痛苦的无赖是真无赖，他感觉不到罪恶。他难以自拔了，不能活下去了。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求生之罪。为了求生，求成名，求发展，他沾上了那么多罪恶。虽然那些罪恶都是真无赖，不，这世界上所有的价值系统都能理解的罪：人要吃饭，要成长，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发展，就是美国，也是“国家利益”挂在嘴上，都可以理解，这不是罪。日本不也是这样从废墟上腾飞起来的吗？人们还为之赞叹。日本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罪意识撇在一边才取得的，难道中国不是在不清算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经济成就的吗？他们把自己的罪赦免了，太宰却不能赦免自己。我常想：我们那些太合作的作家、知识分子，能赦免自己吗？我不能指责他们，我无法站到道德高地，我审判自己总可以吧？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1948年，太宰治开始写他的《人间失格》。3月10日至31日在热海动笔写“前言”、“第一手记”、“第二手记”，4月中旬，“第三手记”的前半部在三鹰写成，4月29日至5月12日，“第三手记”后半部和“后记”在大宫完成。一个月后的6月13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周，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给妻子留下了遗书，给孩子留下了玩具，给朋友留下了离别赠言，他还在他和山崎富荣的照片前供着香火，好像是冲着“美”而去的。两人的腰部用红色的绳结绑在一起，彼此手穿过对方的腋下，紧紧抱住对方的头，遗体几乎已经腐烂，用手轻轻一碰，皮开肉绽。将遗体抬起来的时候，手指就陷入肉里了。
据说，两个人在雨中沿河走了二百米，然后跳下了河。美者，美如斯！
“不要绝望，在此告辞！”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这句话，是生的鼓励，还是死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