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跨区域联合。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的报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与等级制的特点。随着报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报业集团跨区域发展，占领新市场将是大势所趋，区域性分割与封锁的局面终将被打破。国外许多大型传媒集团的发展也正是从原先只经营某一报纸或出版社，后来通过不断的联营和集团化，一步一步从地区性走向跨地区性经营，从只经营报纸书刊，走向联办广播电视等多媒体实业。它也是媒体集团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报纸办地方版，增强区域的针对性是一种选择，但其必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与抵制，要想真正达到在其他区域也像在本区域一样占有市场主导地位，有着同等程度的市场占有率，那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资金，这样很可能得不偿失。而最好的选择方式是联营，通过以资本为纽带，以股份制的合作方式，发挥各自优势。一方提供快捷而又广泛的新闻信息和资金，另一方提供针对性很强的区域性新闻和发行网络广、区域广告多、能同步印刷等功能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照顾并考虑到各方经济利益，建立一种利益分成机制，这样去把报业做大做强做好。
国家已经把报业列为第三产业，既然作为一种产业，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如果不能真正地企业化，这个行业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是靠一大批企业团体组成的，我们不曾见过没有产业的企业，就像我们不曾见过没有树木的森林一样。
对平面媒体而言，非经营性资产，即涉及新闻宣传功能的采编部门，由于要受到国家重点监管，不能注入上市公司，但对于平面媒体公司来说，最终具有话语权的是采编部门。也就是说，这块非经营性资产最终决定经营性资产的经营能力，因此上市公司不能按照资本市场规律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种限制无疑成了投资媒体类上市公司的一大尴尬。受政府规制的影响，传媒上市所面临的政策难度和风险都比较大，必须面对大量关联交易。无形资产的评估等因素都会造成中国证监会对于传媒类公司的首发和再融资审核从严。而且目前A股上市的传媒类的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也很难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其直接的结果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真正以传媒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少之又少。
二、业外资本的注入是中国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必然趋势
从媒介角度来讲，媒介单单依靠自身积累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如今，媒介发展遵循的是“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没产出”这么一种发展模式。虽然我国的新闻媒体几年前已经进行了包括集团化在内的多种希望壮大媒介自身实力的改革尝试。但当时众多的传媒集团的组建带有更浓厚的行政色彩，单靠行政命令将一艘艘的小帆船捆绑起来形不成航空母舰，媒介的真正发展需要的是经济要素，而且需要的是巨大而相对稳定的投入，资本正是满足这一条件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已经成为媒介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虽然国家严格禁止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非传媒资本进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采编业务，但对业外资本进入诸如广告、发行等非采编业务却没有限制。所以，业外资本进入媒体已成为必然趋势。
从资本角度来讲，资本追求增值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资本必然要寻求能够给其带来最大收益的方式。中国传媒业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回报率的行业之一。资本就是认准了这块“沃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媒介。这一时期中国传媒业更多的是与国有资本进行结合运作，而鲜有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媒介。民营资本机制灵活，境外资本理念先进。如果不能将其吸纳进入中国报业，也仍然不能使中国传媒摆脱多年以来形成的机制不活、产权不清等阻碍媒介发展的瓶颈。那么，媒介像其他国有企业那样陷入老化、冗员、低效的泥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允许包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在内的所有业外资本进入传媒业，是我国传媒资本运作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变过去媒介算数级的增长速度为几何级的增长速度，真正为我国传媒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从而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竞争的需要，而不致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三、边缘突破是中国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主要途径
中国传媒在进行资本运作时，没有采取大幅度“跃进式”的制度创新，而是采用了比较稳妥的边缘突破这样一种途径来进行。也就是在传媒和资本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既具备了媒介的某些特性，又不被纳入传统的媒介管理体系，以此来规避政策和行业冲突带来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媒介往往将报纸的出版、广播电视节目的编播等传统业务和媒介的广告、发行等经营性业务相分离，使不涉及传统业务领域的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运作。这样，既避免了与政策壁垒的冲突，又承担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的经济使命，从而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如《成都商报》，通过其控股的成都博瑞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用5000多万元受让上市公司四川电器原有大股东的大部分股份，成功借壳上市，然后又经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资产重组，剥离了缺乏盈利能力的电器类资产，基本形成了纸质媒体产业的完整价值链，成为传媒借壳上市的成功案例。
四、中国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特点
中国报业集团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由先前多种经营、集团经营阶段过渡为资本经营阶段。可以说，实现了传媒经营方式的革命性突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本运作作为现代经济中的一种新型运作方式，就是以其特有的组合方式对原有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使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资产的最大增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的资本运作就是将媒介单位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通过兼并、重组、控股、上市等方式进行运作，以使这些资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媒介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营资本的保值、增值。
中国的报业集团由完全的事业属性，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实现了媒介经营管理的重大转变，但其事业单位法人的性质仍然不可动摇。所谓事业法人，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置于国家机关的直接领导之下，所以媒体必须有主办单位，主管机关。因此，国家对报业集团就具有无可动摇的控制权，政府对传媒业的相关政策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就成了中国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指针。政府和新闻管理机构在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过程中，往往先静观其变，然后根据一段时间内媒介资本运作的效果，或通过统一文件、或通过领导讲话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发布意见、做出决策：得到肯定的，就实施推广；得到否定的，就令行禁止。从总体来说，国家对报业集团资本运作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因此，报业集团必须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理解吃透，按规则行事，才不致在资本运作的过程中“越雷池”而遭重创。
一般说来，资本运作包括金融资本运作、产权资本运作和无形资本运作。现阶段中国报业集团主要以产权资本运作为主要内容。所谓产权资本运作就是指，以产权为运作对象所进行的资本运作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常采用合资经营，吸收合并，投资控股，产权转让，或收购、兼并、参股、租赁和直接上市融资等多种方式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由于我国传媒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还不具备金融资本运作和无形资本运作的条件，因此，产权资本运作就成了我国传媒资本运作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媒主要采用的产权资本运作方式有：
媒介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就是传媒利用成立的合资或全资子公司，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控股并重组上市公司，快速进入证券市场，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此类的传媒如：《成都商报》下属的博瑞传播有限公司，《中国计算机报》下属的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陕西广电局下属的广电网络公司等。
媒介子公司直接上市 传媒将优质的经营性资产剥离，加以重组，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然后上市，公开募集资金。这类传媒有上海东方明珠，湖南电广传媒，北京歌华有线等。
合资经营 因为国家对传媒上市始终持谨慎态度。所以，大部分传媒在与业外资本结合的过程中，大多采用这种合资经营的方式。就是传媒将部分经营资产作为资本和业外资本结合，成立参股或控股公司。并且更多地通过关联交易，双方共同经营，共享收益。
五、中国报业集团的两种扩张模式：权力形态与资本形态
权力形态模式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宏观层面上直接使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二是在微观层面上权力单位直接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权力形态有四个本质性的特点：一是权力单位之间呈现的是层级性结构，不同单位之间有级别的高低之分。二是权力是有权限、有范围的，当面对市场时不能任意随市场的拓展而扩张，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有限扩张。三是权力是固定的，不能随意地流动。四是追求市场效应不是权力形态的最大诉求。
权力形态的这种宝塔形稳定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立在这种形态上的传媒不可能快速地扩张，要扩张也大都是单向地从上往下流动，很难从下往上、或者横向流动。这也是中国传媒业发展面临的行业分割、地域分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比如，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尽管它的市场竞争力很强，但基本不可能直接到北京去办报争夺市场。与此相对照的是浙江义乌、温州的小商品可以纵横四海、名扬世界，广东佛山的冰箱、热水器等产品可以在北京市场占据半壁江山。
这种权力形态模式基本上是“权力集中”的方式。一是通过行政权力来进行资源的配置；二是这些配置的结果就是让刊号资源等更加集中在一些权力单位，让这些权力单位规模变大，减少了办报办刊的主体。比如中国新闻传媒业传媒集团的组建大都是用行政配置的方式将媒介组合在一些有级别的媒介权力单位里，进而形成媒介集团。2003年的报刊整顿，取消的行业报、县级报，人员编制等也是统统划归当地的党报集团。
资本形态模式指的是资本进入传媒业，资本按照其市场属性配置资源，通过资本的流动来扩张产业。中国传媒业在通过权力形态模式积极变革的同时，资本形态模式也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加速进入传媒业，促进着传媒业的发展。它们普遍采用的形式是“权力框架下的资本扩张”机制，即媒介进入资本市场，寻求与资本的结合，通过资本来扩张。主要有这么几种具体方式：一是进入股市，如早期的《成都商报》通过买壳的方式间接进入。二是业外资本涌入传媒业，这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比较成功的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华商报》等。三是报纸控股公司异地办报，典型的如《成都商报》控股的博瑞传播在兰州办《西部商报》等。在资本形态模式下，资本可以不受地域、行业的限制，积极寻求与有效益、有前景的媒介结合。对于权力形态的媒介来说非常困难的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在资本形态这里则不存在什么大的障碍。如博瑞传播先后在江西办《江西商报》、在天津办《天津青年报》等。通过资本的整合，业外资本有了进入的正当通道，传媒产业能够融入整个社会的市场体系中。业外资本的大量注入，这样才能加快做大做强中国的传媒业。就像众多小河最终能汇集成大江大河那样，资本形态的媒介单位能通过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媒介合作办实体，并运用市场规则来调配这些资源，从而容易形成规模性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出，资本形态模式是中国传媒业“做大做强”的一条可供选择的扩张模式。
六、中国报业集团资本运作的成功案例
1999年7月28日，《上海证券报》披露，上市公司四川电器的国家股股东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其持有的公司国家股3014.467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68%）中的2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65%）转让给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价格为每股2.68元。转让该部分股权后，公司总股本不变，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股权性质为法人股。而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方则是《成都商报》，这实际上等于《成都商报》间接上市。作为新闻媒体中的报社控股上市公司，《成都商报》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又一个第一。《成都商报》在控股博瑞投资后，坚决将原有的电器制造业务剥离出去，同时加大公司业务中《成都商报》的广告和印务的投资。这时，博瑞公司入主四川电器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借壳上市那么简单，而是要将这个旧“壳”改造成新“壳”。
1999年，《成都商报》控股的博瑞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产重组。博瑞传播斥资2622万元从控股股东博瑞投资公司手中受让了《成都商报》发行投递公司93%的股份。这一举措使《成都商报》的发行投递业务注入到了上市公司内部。
2000年8月，博瑞传播与四川广播电视报社合作组建并控股四川博瑞广播电视传播有限公司（占51%的股份），共同经营《四川广播电视报》20年的广告、发行和印刷及其他一切与该报有关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