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本质上看，这却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因为整个“八〇后”登上中国文坛，本身就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而现在被拉下圣坛，仍旧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缘故。一旦作为交换的商品（作品）不符合市场要求（具备阅读价值与接受意义），或是在市场里面已经没有了期待价值（expection price），那么就只有退出市场的交换与流通，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泛文化现象的审美疲劳。2004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载文《文学地位的衰落是否不可逆转？》文中指出，“文学创作一旦步入商业操作的轨道，它的实践规律就成了选题策划、写作班底、拼合搬抄、市场推广、回笼资金的商品生产模式，文学精神审美在原创性、个性差异上的蕴涵熔铸，也就被所谓的“市场原则”冲挤在了一边。并且指出了文学目前出现的三大危机，“一是所谓‘现代性’、‘现代思想’传播的结果，是对经典哲学尊重客观、历史和个人的颠覆。二是在解构与再结构的创作过程中，以世俗对崇高、以庸常对英雄，对正剧、悲剧与喜剧的粗鄙化、媚俗化的拆分与拼合，在庞杂零乱的表述中消减了思维的张力和艺术的想象力，三是虽以平实、凡俗为美固然不错，但认为平凡世俗的社会生活就是人们精神追求的原初目的，认为褊狭的个人人伦际遇可以是生存之于社会的全部认识和理解，那么文学创作就不仅是自身的‘降格’，也是精神价值探求与追索的丧失，阅读接受的理性启迪和美的熏陶也会在想象力的匮乏中难以存在。”本段所引用之观点，参考了该文的一些看法。
在“八〇后”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写作热流。那就是奇幻小说的流行。这类小说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掀起一阵狂澜巨浪。从表面上看，今何在、江南、沧月等一系列奇幻小说作者将历史中的事件进行了带有自我意识的改编、重写，加入了玄幻的内容，从而使文本更加具有可读性。而从本质上看，奇幻小说与武侠小说在叙述与结构上并没有更多的区别，在这两种文本里，作为小说的最关键元素——时间与空间都被作者巧妙地利用“不在场”的逻辑而消解掉了。而作为文本的本身，则是强调对于历史的反思——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窥视历史，去解释历史。
这种文本和曾经的新历史主义并不相同，新历史主义是坚守一种将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立场，并将文学文本置于非文学文本的“框架”之中；综合各种“边缘”理论，试图达到对文化、政治、历史、诗学重写的目的。而目前这种文本则在更多的情况下进行一种历史的延伸，诸如颜歌、西岭雪、张佳玮这些青年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已然脱离了简单的奇幻范畴，而是从更深层次去挖掘历史，反思历史，将历史本我化。对于包括奇幻在内的文本来说，这种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新新历史主义”，它打破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化重写”与“文化诗学”的绝对范畴，他们将文化这个概念延伸到人类对于社会的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他们又开始对西方的文学创作模式加以研究、模仿、借鉴。这种创作形式与起源，又恰恰和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的武侠、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极为相似。
我们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在2005年7月，曾经一度红火的“八〇后”作家郭敬明接手了奇幻武侠电影《无极》的小说改编权。这个事件和当年的海子卧轨一样，昭示着所谓青春文学的“八〇后”创作，逐渐成为了文学批评界的一个历史话语。在此之后，中国的“八〇后”作家相继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以及省级作家协会，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曾经红火的“青春八〇后文学创作”，已经逐渐淡出文坛。
一代人的历史观：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
随着文艺理论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深入，文学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类型逐渐成为了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历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机。支配文学作品的深层逻辑程序从而也逐渐被中国作家所掌握。
首先是伴随着电视剧出现的《三国演义》热、《东周列国》热。在此之后，大量描写历史的小说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在图书市场。诸如高阳的《左宗棠》、《李鸿章》、《胡雪岩》，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二月河的皇帝系列等。这些大量力图真实反映历史的文本在图书市场上曾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而著名学者余秋雨于1991年完稿的大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更是“开启了中国反思历史的一扇大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当时的图书市场上，主流读者仍旧是60年代生人。他们已经脱离了萌动的青春期，也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对于阅读，他们有一种极强的功利性与自主意识在里面，他们并不会为一时的狂热而去选择所谓不切实际的梦想，更不会在书本中寻求无法实现的自我安慰，他们需要能够在文本中获得为人处世的原则，获取到对于历史的真实反思。而不是在文本中找到纯精神上的共鸣。
我们完全有理由预言，那就是在当下正红的新新历史主义题材小说热退过之后，即将热门的图书很可能是什么？80年代生人作为主流读者群，他们也在逐渐成长，随着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开始接受了高等教育，或许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他们对于文本的要求，再也不会是简单的青春，简单的奇幻，而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回归。
因为历史还是那段历史，这是否意味着要重演十年前中国图书市场上出现的那种局面？这种猜测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司各特所言，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反映到了文本当中，其区别则在于透过文本缝隙或边缘而发现制约意义的形而上思维虚幻性的不同。解构主义批评认为，文学并不是意义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差异的零散结构，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经变成“孤儿”。文本的意义已经在于它自身的活跃性与内涵价值了。历史作为文本的内涵存在，那么即使历史相同，但作者的历史观不同，历史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内涵独立于文本而存在。那么，在“新新历史主义”之后出现的历史文本，很可能是“八〇后”眼中的历史，而在他们眼里，一切不可叙述的东西都变得可以叙述，包括历史。而这种叙述，又恰恰将文本的“形式”与历史的“本体”巧妙地剥离开来。
那么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文本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作为谈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假设、预言出即将出现的文学现象与文学题材。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某一种甚至于某一个文本的出现而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大胆的猜测，在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究竟会有哪些类型的文本作为热门图书潮流的形式而存在。批评家吴戈先生在《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一文中指出，“在消解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学更注目于人性、人情的开掘。历史在他们那儿不过是一个幌子，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类性情的关怀，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性、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观照与审视。”本文对于历史文本的走向，参照了吴戈先生的部分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还认为，除了对于“观照”与“审视”，更要强调叙述立场的价值。
文化认同：历史文本的突破与本质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作为目前文论界最重要的两大思潮，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把人本主义作为历史文本的一种内涵进行加入，则是之后新时期可能出现的文本特征之一。
在上个世纪出现的历史文本当中，唯一缺乏的就是对于主体文化认同。传统的作家认为，历史永远是历史，是文本的核心内涵。他们忘记了自己叙述的立场——历史的文本并不是为历史服务，而是服务于当下社会，满足于当下的需求。在众多历史文本里面，很难找到相同的出发点与归宿。这并不能归咎于当时作者的文化心态，而是源于当时中国文化的认同性并没有目前这样普及。
如果我们把历史回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关于中华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一系列征兆。这种征兆反映到图书出版市场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等代表著作的问世。可惜由于当时对于这种主体文化认同的普及性与整个社会环境不匹配，所以我们猜测，这种现象大概可能一直要延迟到十年后才能恰逢时机地出场。
之所以这样预言，是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的文本叙述，已经出现了站在整个世界甚至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比较的端倪。这种大历史观的出现与影响，是源于从上个世纪末到当下大量海外汉学著作的问世、引进。包括陈寅恪、余英时、黄仁宇、钱穆等一大批带有全人类眼光的中国史学家的迟到出场。他们的出场，实际上有力地颠覆了80年代生人的传统历史观与对于历史文本的传统认识。在大历史观建立之前，上个世纪出现传统的历史文本中，文化心态与创作初衷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模糊、待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和古代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创作初衷区别不大。
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路易·芒特罗斯曾说：“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建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在当下世界的文化大环境下，最坚强、最需要、最主要、最时兴的精神力量并不在于对于某种共同阶级意识、政治理想的认同，而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具体反映到中国文化上，就是如何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转化到现实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恰恰和图书市场即将出现的文本的内涵是一致的。什么是最需要的？什么又是最符合规律的？那么，这就是必定要出场的。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预言，那就是如果有历史文本潮流的出现，那么这种历史文本的历史观必然是大历史观。对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主体文化的认同，而不是传统的就事论事，就史论史，更不是将传统话本的创作思想奉为主要思想。而是更倾向于一种符合现实社会与当下文化需求的表述。此类表述，显然与“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这种后殖民语境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图书市场已经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真正的市场化也不到十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年里，成长了一大批读者与作者，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这些读者与作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规律。二十年成长一代人，这或许是一种周期轮回，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点，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主流读者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阅读心态也在发生着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旦出现，就必须要求图书市场出现相应的文本与之适应，这既是文学接受的不变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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