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之后的几年里，希腊又出了一位名人，他就是活动家兼历史学家的色诺芬。作为一名将军，他指挥着一万人的军队，有关这支军队的故事他都记在了《远征记》里。作为他自己故事中的英雄，他与罗马的司令官兼历史学家朱利叶·恺撒极为相似。在这两人之间，有种天然的巧合：恺撒对高卢战争的《高卢战记》，被当做拉丁文近代儿童的课本，而色诺芬的《远征记》，则成了希腊文最初的儿童读本。两篇课文被不谋而合地选做教材，有着同样的理由，那就是色诺芬和恺撒都是用单纯记事的文体去记述动人的故事。如果让哲学家和诗人们来揣摩那些复杂的语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让低年级的学生和老师来玩味，那只会让他们觉得太复杂了。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历史散文《远征记》有些地方难免显得幼稚，但他所叙述的故事却是生动的，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讲述了很多世纪以前的一千多个军人的冒险史实。
如果让今天的人来讲述这件事，也许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将近一千多个军人，可能战败了，也可能胜利了，几乎看不出撤退的重要性。文学，就是用文字来记录生活。然而，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在书籍中含有知识的多少与一个事实中、一个重大事件中、一个思想中含有知识的多少，没有一种精确的联系。而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色诺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知道该怎么描述史实。他在《回忆苏格拉底》（又名《言行录》）中回忆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并描绘了这位圣哲最生活化的一面，仅仅因为这点，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色诺芬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对苏格拉底的描述相对柏拉图（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谈到他）来说，明显显得肤浅。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成了柏拉图哲学派智慧的传递者，但色诺芬则把这位雅典最贤明的人放在生活的场景中，致力于表现他的俗世生活，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苏格拉底栩栩如生的形象。
从色诺芬到波利比阿，就像在英国的文学中，我们从沃尔特·罗利的《发现奎亚那》跳到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一样，这一跳就跳了200年。波利比阿是希腊继前两位历史学家之后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大概有六分之一是讲述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帝国兴起的故事。他是一个注重史实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评论也十分公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历史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时的罗马人几乎成了世界的主人，波利比阿虽然是从属于希腊人，但他对罗马的武力与政治极尽赞美之词。即使这样，他的目的与其说是赞美还不如说是注重史实的精确性。他把他的的情感珍藏在自己内心里，因为他并不是文学艺术家。
波利比阿之后的历史学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们都写了哪些作品。虽然学者们珍藏着他们遗留下来的某些片段，但一般读者对此却不太感兴趣。但是在公元1世纪，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历史上和文学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普鲁塔克。
在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我们再次读到了天才的作品，邂逅了值得欧洲使用不同语言读者珍藏的杰作。普鲁塔克是希腊人，使用的也是希腊语，但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把一半的文字留给了罗马人。他的叙述特点就是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英雄比较着来写。举个例子，他把阿尔西比亚德斯和科里奥兰纳斯、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放在一起比照着写。他不是盲目的英雄崇拜者，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痕迹，而在一些人那里盲目崇拜的思想可是根深蒂固的。对于人性，他不仅有着透彻的理解，还有健全的道德标准和温和的伦理标准。除此之外，在对外部的事实及所描写的人物背景方面，他也有着深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
虽然近代研究对他的史实有不少修正，但这丝毫不损他的形象，而且他的人物就正像他所描写的那样，即使在近代读者这里仍然栩栩如生。许多古代伟大而又声名较好的，至今还在流传的人物都是普鲁塔克创造的。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的已经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恺撒》、《克利奥雷娜》、《安东尼》、《克里奥帕特拉》的原型。莎士比亚这些剧本的资料部分是从（因为我认为莎士比亚关于古代知识来源是有限的。）托马斯·诺斯从雅克·阿米欧翻译的法文版《普鲁塔克》中得来的。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这两个剧本里，我们明显看到这样的痕迹，有些人物的语言看起来都是从诺斯那里不加以改变而照搬过去的。在托马斯·诺斯的译本出现100年后，大翻译家德莱敦对普鲁塔克传记进行了补充，但他只在原文的某一部分上做了一些工作。19世纪英国诗人阿瑟·克拉夫对这一译本进行了校订，使之成为了英语读者心中的标准译本。
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学者，这个观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但事实上并不矛盾。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首先意味着古典趣味的复活，希腊文明遂渐变成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崇拜和研究的对象。19世纪后，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其他材料的科学考察，使得这种研究更进一步深入了。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和视域的优点，近代的历史学家知道了希腊很多连当时希腊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历史。在英国的文学中，有些声名显赫的作家，比如乔治·格罗特、本杰明·周伊特、J.P.马哈弗、吉尔伯特·默里、J.B.贝里等，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修昔底德的生涯及其时代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希腊的历史学家提供的比较少的。我们不得不从我们有限的大纲中省略一些法国的、意大利的和德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一些务实的职业技术教育者从一些学校和大学课程中取消了希腊语，我们暂且不管这个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实际上，我们仍可以从现代教育中看到古代希腊文化的精神，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比教育会议和大学评议会议更能了解我们应该读什么和应该想什么。
举个例子，许多专家就是由于格罗特所写的《希腊史》中有许多不够精确之处而产生诸多的抱怨。但是他在英国的文学史中，还是具有重要地位的，至于他在所谓科学的历史学派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就不管他了。我对为什么把吉本、格兰特、达尔文或者赫胥黎那些人所写的真正属于专业领域的东西纳入到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去的原因是不清楚的。作者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对文学或历史等学科是没有什么清楚的界限的。格兰特所写的东西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我并不认为学生们读了他的作品就能够领会希腊的精神实质。确实，他的作品可以让人们比较精确地体会到英语这种语言的语法特点是直接清新的，对于这点，我们毋庸置疑。马哈弗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马哈弗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了，在他的《希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文明在复活，或者也可以说还继续活着。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J.B.贝里要比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稍晚一些，在他的《希腊历史》中，学者精神和艺术家的气质融为一体。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真是一种幸运的结合——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他记下了曾经艺术最辉煌的城市的文明以及它的人民的生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