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格拉底时代起，大众就开始乐此不疲地迫害着那些在思想、智慧和勇气上比他们优秀的杰出人才。只要世界上有某项正义的事业的存在，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多么势单力孤，英国人总会成为这项正义事业的忠实支持者。总体来看，英国人民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为日常生活忙碌着，很少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娱乐性冒险”上。但是，他们对那些牺牲一切为亚洲或非洲而战的“奇怪”的邻居，却会怀有极高的敬慕之情。如果这个邻居不幸死于异乡，他们就会为他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并且会以他为榜样教导自己的孩子们领悟到勇气与骑士精神的真谛。
即使是神圣同盟派遣的无所不在的密探也动摇不了这种扎根于人民心中的民族特性。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一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扬起风帆，前往南方去搭助希腊人民。他写过的诗歌曾经深深地打动了全欧洲人，流下了同情的热泪。过三个月后，一个噩耗传遍整个欧洲：他们的英雄死在了希腊的最后一个营地——迈索隆吉。这位伟大诗人英雄式的死亡唤醒了全体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所有欧洲国家，人们自发组成立了援助希腊的小团体。美国革命中的老英雄拉斐特也在法国为希腊的事业到处奔走呼吁。巴伐利亚国王也派遣数百名官兵前去希腊。大量的钱财和物资补给运到了迈索隆吉，支援那里忍受着饥饿的起义者。
在英国，约翰·坎宁成功地挫败了神圣同盟干预南美革命的计划后，当选为英国首相。如今，他意识到这是打击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机。英国和俄罗斯的海军舰队早已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继续阻拦人民援救希腊起义者的热情，于是也派出了军舰。自从十字军东征以后，法国就一直自称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它的舰队也不甘落后，出现在了希腊海面上。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海军舰队一齐袭击了位于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军舰，并把它彻底摧毁。在欧洲，从来没有过某场战役的消息会受到人民如此热烈的欢迎。西欧人和俄国人，通过想象，在梦境中参与了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希腊人民和欧洲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希腊正式宣布独立，梅特涅“稳定”政策又一次宣告破产了。
如果我要在短短的一个章节里向你们详细地讲述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许多优秀的书籍可以供你们阅读。我之所以用一部分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是因为面对维也纳会议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它可是第一次成功的反击。虽然压迫依然存在，虽然梅特涅等人依然发号施令，但是离结束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
18年以后
法国的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应该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反而大力推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警察制度。从表面上看，这套体系已经深深地扎根了。1824年，当路易十八去世的时候，可怜的法国人已经经受了长达九年“和平生活”的痛苦折磨。事实证明，屈辱下的“和平”比帝国时代爆发的十年战争还要令人无法忍受。现在，路易时代消失了，继承他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属于波旁家族，尽管他们不学无术，却非常懂得记仇。路易的脑海中永远会浮现他兄弟被送上断头台的情景，他既恐惧又愤恨。这一幕一直缠绕着他，时时刻刻提醒他：一个看不清局势的君主就会遭到这样的下场。然而查理正好和他相反，他是一个在还不到20岁时就已经欠下5000万巨额债务的花花公子，不但不会长记性，而且最终也不想有任何改变。当他继承哥哥的王位，做了法国国王，他立刻建立了一个“为教士所治、所有、所享，一切为教士”的新政府（这个称呼是由并不是激进自由主义者惠灵顿公爵想出来的，可见查理有多么地荒唐）。可以说，他的这一统治方式使最尊敬法律和秩序的朋友们也产生了反感。当查理压制那些敢于发表批评政府行为的自由派报纸，并且解散支持新闻界的重要国会时，他的日子就快结束了。
1830年7月27日深夜，法国巴黎爆发了一场大革命。同月的30日，国王逃到了海岸，乘船前往英国。一场15年的闹剧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从此，波旁家族被彻底赶下了王位。他们的愚蠢的确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此时，法国原本可以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共和制政府，但是梅特涅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行为发生的。
欧洲的局势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了。一团反叛的火花迸到了法国边境以外，点燃了另一个充满了民族矛盾的火药筒。维也纳会议不顾一切，强行把荷兰与比利时合并起来，可是新尼德兰王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几乎没有共同点，国王奥兰治的威廉（他是“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代）虽然是个为国家辛勤工作的统治者，但是他太缺乏手段和灵活性了，没有能力使两个心怀格格不入的民族和睦共处。法国革命爆发后，大批逃难的天主教士纷纷拥入了比利时，身为新教徒的可怜的威廉无论做出什么举动来缓解局势，都会被激怒的臣民指控为“为争取天主教自由”的又一轮企图，受到民众的阻拦。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一场反对荷兰政府的群众暴动。两个月以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推举科堡的利奥波德（即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为他们的新国王。两个本不该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就这样分开了。但是，从那以后，它们就像友好的邻居一样，彼此能够和睦相处了。
在当时的年代，欧洲只有几条距离很小的铁路，信息的传播也非常缓慢。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者胜利的消息传到波兰时，立刻使波兰人和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摩擦，最终引发了一场恐怖的战争。一年以后，战争以俄国人的胜利结束了。他们以不被人接受的俄国方式，重新建立起了维斯图拉河沿岸一带的秩序。 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任哥哥亚历山大当上了俄国沙皇，他一直坚信自己的家族自古以来就拥有统治波兰的神圣大权。无数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以亲身经历的折磨证明了，神圣同盟宣扬的“兄弟之情”在沙皇那里完美地体现出来了。
意大利也同样进入了一个动荡的秋季。拿破仑的妻子——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是，在滑铁卢战役失以后，抛弃了他。在一阵突如其来的革命浪潮中，她被驱赶出了自己的国家。在教皇国，斗志昂扬的人民企图建立一个共和国。可是当奥地利的军队进入罗马城以后，一切都没改变。梅特涅仍然坐在普拉茨宫（即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秘密警察也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中，所谓的“和平”在他们的监视下，依然存在。又过了18年，人们才再次点燃一场更加成功的革命，把欧洲彻底从维也纳会议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欧洲革命的风向标
率先挑起战争的又是法国。法国就像是欧洲革命的风向标，任何一场起义的征兆都会先由这里显露出来。继任查理十世的法国国王的是路易·菲利普，他是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奥尔良公爵是雅各宾党的追随者，曾经投下了裁决他表兄国王的死刑的一张至关重要的赞成票。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他担当过重要的角色，夺得了“平等的菲利普”这一光荣绰号。最终，当罗伯斯庇尔试图全面整顿革命阵营，铲除所有“叛徒”（这是他对所有与自己有不同看法者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就被处死了，他的儿子不得不逃离革命的军队。从那以后，年轻的路易·菲利普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曾经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还用了好几年时间探索美国“远西”地区。当拿破仑垮台后，菲利普重新回到了巴黎。与那些愚昧无知的波旁表兄们相比，他显得聪明极了。他的生活非常简朴，经常会带着一把红雨伞，去巴黎的公园中散步。与天底下所有的好父亲一样，他的身后经常会跟着一大群嬉戏玩耍的孩子们。可惜法国早已脱离了需要国王的时代，但路易·菲利普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一大群人大声吵闹着纷纷拥进了杜伊勒里宫，野蛮地把菲利普赶下台，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时，他才醒悟过来。
当巴黎爆发了革命的消息散布到维也纳时，梅特涅却满不在乎地评论说，这只不过是1793年那场闹剧的重演罢了，结果无非是迫使盟军再次进入巴黎，结束这场令人厌烦的革命。然而，刚刚过去两个星期，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同样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起义。梅特涅小心翼翼地躲避愤怒不平的群众，从普拉茨宫的后门偷偷地逃跑了。奥地利皇帝斐迪南在威胁下赋予了臣民们一部宪法。宪法包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梅特涅在过去的33年里尽心压制的革命原则。
这次的起义，全欧洲人都感觉到了革命带来的剧烈震动。匈牙利也宣布了独立，在伟大的路易斯·科苏特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这场以弱胜强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最后，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翻越了喀尔巴阡山，镇压了起义，使匈牙利最终保全了君主统治。紧接着，哈布斯堡王室建立起一个特别的军事法庭，绞死了绝大多数他们无法击败的匈牙利起义者。
下面说说意大利，西西里岛人成功地赶走了波旁国王，正式宣布脱离那不勒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教皇国，首相罗西惨遭谋杀，教皇在惊慌中逃跑了。第二年，教皇率领一支法国军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从那以后，法军只能一直待在罗马，预防臣民们随时可能发起的袭击。1870年当普法战争爆发时，这支军队才被紧急召回对付强大的普鲁士人，而罗马最终变成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半岛北部，米兰和威尼斯在得到了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鼎力支持和配合下，一起反抗自己的主人奥地利。但是，老拉德茨基率领的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进入了波河平原，并在库拉多扎和诺瓦拉两个地方重重地击败了撒丁国王军队。阿尔伯特不得不把王位让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几年以后，伊曼纽尔终于当上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首任国王。
至于德国，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引起了一场影响极大的全国性示威。人们齐声呼吁政治统一，建立起一个议会制政府。巴伐利亚的国王由于把自己的大量的时间和钱财浪费在一位自称是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叫洛拉·蒙特茨，死后葬在了纽约的波特公墓），最终招致一大群被激怒了的大学生把他赶下了王位。在普鲁士，地位显赫的国王在民众的逼迫下，不得不站在死难者的灵枢前，对这些悲惨的抗议者行脱帽礼，以表示致哀，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德国各地的550名代表一齐聚集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国会大会，代表们推选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担任统一的德意志皇帝。
然而，没过多久，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愚昧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把王位传给了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经过严格训练的奥地利军队依然像以前一样对他们的战争主子尽忠。刽子手们忙碌着在革命者脖子上勒紧绞索。哈布斯堡家族生来就有一种奇怪的天性，他们再次站稳了脚跟，并且迅速增强自己掌控东西欧局势的能力。他们凭借着精明圆滑的外交方式玩着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他还利用了其他日尔曼国家的嫉妒心，成功地阻止了普鲁士国王升为帝国的皇帝。在他屡次失败的痛苦而又漫长的折磨中，哈布斯堡家族懂得了忍耐带来的价值。他们也学会了如何默默地等待时机。当政治方面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投入到讨论，深深地陶醉于自己激奋人心的演讲时，奥地利人却在悄悄地调兵遣将，准备发出致命的一击。最终，他们解散了法兰克福国会，重新建立了只有一个外壳的旧日尔曼联盟，因为它就是处心积虑的维也纳会议想要强加给整个德意志的。
在出席国会的一大批玩世不恭的爱国者中，有一位极有心机的普鲁士乡绅。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个吵闹的会议，自己很少说话，只是把一切牢记在心里，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他是一位讨厌空谈，崇尚具体行动的强人。他深知滔滔不绝的演说最终也不会办成任何事情。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俾斯麦属于老式外交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他不仅能在与别国外交上轻易地欺骗对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骑马等方面，也同样能比别人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