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又一个孩子就那么没了，我以为现在医疗器械们更加完善，医疗水平也有了那么大的提升，不会再有太多小孩子因为无法治愈而失去生命。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在PICU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就有三个孩子失去了生命（第三个孩子仅仅一个月大，患了肺炎，因为一天近上万元的抢救治疗费用太过昂贵了，所以家里人放弃了治疗，抱着孩子回了家，医生说那孩子活不到回家，半路上就会没命）。
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我怕我会变得麻木，我不想做一个没有感情，只知道活着的人，虽然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世情，但是在自己人死身灭之前，我无法做到泰然自若的面对死亡。
逃避是每一个人最本能的保护自己的处理方式，因此，在下一次转科之前的十几天里，我选择了逃避，我请了十几天假，到转科之时才回医院。
回医院之后我们又到了耳鼻喉科，成人的疾病除了恶性肿瘤扩散、严重的内科疾病，或是车祸导致严重外伤之外，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到了耳鼻喉科之后遇到的多半都是一些扁桃体发炎之类的病人，对面是神经外科，收住了许多脑溢血的患者，守着的家属一般也会比较多，夜里都是要一直守到天亮的。
楼道里随处可见打地铺睡觉的家属，晚上上夜班的时候那些家属们的鼾声大的都能够构成扰民了。
一晚上到天亮，不管哪一时间段，都有病人来找医生，有鼻腔异物要取的，有摔破了头要缝针的等等，多半都是孩子们调皮弄伤自己，于是家属们心急火燎的连夜带孩子到医院就诊，生怕孩子撞坏了或是脸上留下疤痕。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耳鼻喉那一个月我见过最惨烈的车祸伤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被撞的头都变形了，眼睛也撞出了眼眶，就那样露在外面被送到了医院。
那时我正准备到神经外科借医生要的小号导尿管，在地铁口碰到了那个老太太，她的家属们正好推她去神经外科，我就跟在他们后面。
在神经外科的护士站，等医生看病人之前，一个小孩子经过老太太身边，一看到老太太立马就被吓哭了，那小孩儿的妈妈赶紧抱着孩子回了病房。
虽然那母亲一直在安抚那个孩子不要害怕，但是那孩子还是止不住的哭，根本劝不了，我借了导尿管离开时，楼道里还能听见那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应该是吓坏了。
或许那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法忘记车祸受伤的老太太那张恐怖的脸庞。
除了这个最惨的车祸伤之外，我也见了一个最轻的车祸伤病人，那人是一个年轻的幼儿园老师。
她是晚上十一点的来的科室，那天正好是我的夜班，老师去卫生间了，她和她另外两个同世一起来的医院。
进了科室一看到我就说：“麻烦给我叫一下医生，我出车祸了，要缝针。”
我四处看了一下她，看不到那里有伤口，于是我问她：“那你伤到哪里了，我去找医生说。”
结果她偏了头指着她的耳朵说：“伤到耳朵了”。
我一看，耳壳上一个大概不到两厘米的小伤口，给我惊到了，心里想：“你确定你遇到的是汽车的车祸而不是自行车撞自行车的车祸，这命真是够大的了。”
之后医生给她缝了几针，我又给她做了破伤风的皮试，十五分钟后结果显示是阳性，又稀释了浓度之后做出来还是阳性，最后详细问了才知道，原来人家喝酒了。
之后等到第二天下午酒劲儿过去之后才让她再来医院打了针。
过年的时候医院放了我们七天假，忙忙碌碌几个月之后终于有了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大年三十那天放假之后，我和班里几个也在林川实习的外地同学在一家火锅店坐了一会儿。
期间我们聊起各自的实习经历，一边诉苦，一边感叹世态炎凉。
之后一个同学告诉我她在产科的时候碰到了原先的班主任。
老师不光结婚了，而且孩子都生了，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孩子太大，无法顺产，所以进行了剖腹产。
据说手术之后麻药劲儿一过，老师疼的不行，哭了好久，但是她运气不好，摊上了一个恶婆婆，一个重男轻女的恶婆。
老师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比汉族可怕多了。
因为老师生了女孩儿，所以她老是对老师冷言冷语的，不光如此，老师的爱人不在的时候她连饭都不会按时给老师吃。
所以老师总是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因为身体上的疼痛，也因为心里的痛。
身上的痛再痛也能彻底治愈，但是心里的痛却能深入骨髓，痛彻心扉。
我本以为老师摊上这样一个恶婆婆是很可怜了，但好在她丈夫应该对她不错。
结果我那同学说，老师的丈夫也不是什么好人，而是一个正宗的妈宝男，从来他母亲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他母亲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让他儿子欺负老师，但是也让他儿子没对老师多好。
老师的婆婆总是把她儿子支走，然后各种挤兑老师，说老师生不了儿子，怎样怎样没用之类的，甚至于只要老师的爱人不在，那恶婆婆连饭都不送。
我可怜老师，她那么好的一个人却落入那样一个家庭。
都说恋爱是两个人的事，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但是就算两个家庭之间好到可以合二为一的地步，如果夫妻之间无法同心同德，那么又有什么用呢？
人活一世，草活一秋。
如果凄凄惨惨过完一生，那到头来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做一株草木，每天沐浴着阳光，倚靠着微风。
但是既以为人于世除了面对也只能面对，人生难免磕磕绊绊，就像草木，它们也会经历****，但风雨过后，活下来的就能享受阳光的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