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寨
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是一部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却使人不能不细读。因为它的重要关节和旨意都是不可预测和外露的。作品的叙述描写文字，浸润着作者思想感情的洗练，人物的语言也都是经过斟酌筛选的，没有现成大路“水货”。因而也就不能粗略跳读，而与作品的频率同步。谢永旺同志在作品座谈会上发言说：对于这部作品你可以说有的部分写得强，有的部分写得弱，但你找不出一处败笔。说得很中肯。这对一部长篇巨制来说是很难得的。而这种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更加值得赞赏。
《白鹿原》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上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
作品描写的生活内容是：从一九一一年清王朝末代皇帝“退位”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历史在“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白鹿原地处西部内地关中，远离历史风暴中心，时代的激流来到这里往往已成余波。一些政治敏感的浮游人物，仓促换装响应迎合，所表演的“不过是可怜的模仿剧”（马克思语）。但是在时代的烽火下，难免引燃地方自身社会矛盾的积薪。这更加关系到社会各方的直接利害，乃至于身家性命，因而矛盾斗争更加激烈复杂。加上那些模仿者夸张歪曲的表演，给历史的正剧带入了残酷笑闹的成分。作品虽然具有超越的历史视野，囊括社会的襟怀，但并不是用白鹿原的人物故事演义这段历史过程和关于这段历史的既定概念，而庖丁解牛般游刃于白鹿原社会的“这一个”的肌体，写出了其历史递变，社会风情，生活血肉，特别是写出了由各种不同人物命运交织的纵横人生。
作品中的人物，从社会类型来说，都不使人觉得陌生，而且在不少作品中似曾见过，然而由于这些人物身心经历的曲折复杂，际遇命运的诡谲多舛，以及独特的个性，丰满的性格，都非同凡常，未曾相遇。有些人物情节的设构也是罕见。如白、鹿两家本系同族同宗之间的明争暗斗；白嘉轩与鹿三之间的主仆“义交”；黑娃与小娥的悲惨生死恋；白灵与鹿兆海、鹿兆鹏兄弟的并非三角的爱变婚恋；以及直到作品结尾还给人留下悬念的白孝文的反复一生……诡异跌宕，蕴意深邃。一些人物情节结局的奇突警拔，令人震惊心悸。如单纯的青年雇工黑娃，却身经人生种种坎坷磨难，最后才清醒地委身革命。而在解放后的镇反运动中，由于他曾经是匪伙的“二拇指”、县保安团营长被镇压。其实就在那时他已与地下党有联系，曾掩护过革命部队突围，救出过被俘战士，处决了投降告密的叛徒。解放前夕也是由于他首先起义而迫使保安团长白孝文投诚。在镇反中却被宣判与革命死敌国民党书记长姜维山、“乡总约”田福贤同罪，处以极刑立即执行。他唯一的要求“我不能跟他们一路挨枪”也来得到“搭理”。他突然被绳捆入狱的时候，他正在自己“副县长”的办公室里起草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能够为他辩白证明的县长白孝文却闭口不言。真正了解其原委的只有地下党负责人鹿兆鹏，却不知其去向。当妻子携儿探监时，他殷殷嘱咐“一定寻找到鹿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一声“爸爸”，使他寻声从监牢的洞孔看见了“酷似自己的眉眼”的儿子。实际上他从儿子的眉眼中看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一生坎坷磨难的悲剧，他“像一棵被齐地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这怎不震撼人心？又如书中的白灵，为革命叛离封建家庭，在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因为难以藏身才被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却在一次根据地的清党肃反中被怀疑是潜伏的特务被捕入狱。同案的还有二十位青年学生。她在狱中“象母狼一样嗥叫了三天三夜”。当面痛斥这一“内戕”的煽动者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残害革命”。这怎不令人感慨万千？一生反复的白孝文直到作品结束他的最后结局仍不可卜，给人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悬念。作品结束了，并不因此而给生活也画上一个句号。
作品人物的社会阶级属性并不模糊，但都不是某种社会阶级属性的简单化身，而是多种社会因素的复合。所谓它艺术上没有败笔，也主要是指它没有可有可无的多余人物，没有符号化概念化的人物，或临时应急设计登场的道具式人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都有自己出没的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他们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网络中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结。作品主人公白嘉轩的性格更是多种现实和历史的社会因素的凝聚复合。他既是一个封建家族的代表，又是正直宽厚的长者。他是雇主，而与雇工平等相处，情义深厚。他对传统族规的恪守和维护严格到残酷的地步。他亲自执刑鞭笞违反族规的儿子，拒爱女于家门之外。但他秉公无私，为人宽厚，“敬神打鬼”，卑视投机钻营，与作品中另一族长鹿子霖形成强烈的对照。当他的儿子成为县长，别人都投以羡慕眼光，为他引为荣耀，他却淡漠处之，讽刺鹿子霖“官瘾比烟瘾还大”。他跟长工一起耕作饲养，过着俭朴勤苦的生活。对于长工父子都是当自己家人看待。他给自己两个儿子上的人生启蒙第一课，就是让他们跟上长工鹿三去背粮磨面，启示他们如何磨炼做人。当鹿三对他的关爱表示感谢和歉意的时候，他“生气地”批评说：“你吃的是你下苦力挣的嘛！咋能是我养活你爷儿俩？”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是“主慈仆忠”，而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生态度上：对劳动的酷爱，为人的宽厚，都有一种“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他们之间是“义交”。当黑娃蒙冤投狱，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却敢于探监说情。他出于维护族规和顽固的封建男女观念，确实亲手制造了黑娃和黄小娥的爱情悲剧，小娥的惨死，以及把爱女驱逐出家门，而这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的残忍？小娥冤魂的反复出现实际是人们错觉幻觉，是小娥的惨烈之死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创伤，白嘉轩也在经受着自造悲剧的精神惩罚。他本人也是自献于封建男女观念祭坛下的牺牲，也是个悲剧人物。小说开篇所写他“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但六房都是短命的失败，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后代。虽然第七房女人与他结伴终身，生男育女，没有使他落下“无后为大”的不孝罪名。但是他始终昧于性爱和情爱，而酿造了别人和他自身的悲剧。
从白嘉轩身上可以突出地感到，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积厚恒远。虽然他并没有受过传统文化典籍的正式教育，而与那位程朱理学的关中学派代表人物朱先生却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处事论世一拍即合。因为久远的传统文化已“物化”为宗教礼俗，生活习惯，“俗化”为偶语口歌，这样的文化氛围和家教，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人的近乎先天的品格观念。传统文化既有消极的成分，也有积极的因素。作者在批判描写白嘉轩封建落后观念的同时，也肯定地描写了他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他与鹿三之间的“义交”所体现的勤劳俭朴、重义轻利、达观宽容，对于权势物欲的贪婪追求，无疑是一种消解抵制，对于历史的盲目倾斜是一种制衡，而且是民族的维系纽带。尽管白嘉轩在白鹿原的政治舞台上默默无闻，但却是威慑维系白鹿原民心的中心。这也是白嘉轩这个人物性格丰厚深刻的地方。
作品通过丰富的情节，写出了历史过程的曲折，历史变革的复杂。正如恩格斯说的历史运动的必然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的。这些偶然事件的内部联系看来“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创作不是生活照相。从作品的情节脉络中却可以看到历史运动的脉络。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的结果。而在作品对历史“总的合力”描写中，却看出重力的所在和拉力的趋向，揭示出历史的逻辑和人生的哲理。而这一切都微缩在方圆不大的白鹿原，集中在白鹿家族两代人身上。因而写出了历史人生的纵深。我们又常说“文学是人学”。而对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关键的理解和阐释，常常是简单片面的。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8]我们往往把社会了解得黑白分明。对于人的本质是“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省略了“在其现实性上”的指定范围，因为人还有自然属性；省去“一切社会”的“一切”，把社会关系等同生产关系。而对社会关系单一的理解上，又常只着眼于现实物质的方面，而无视历史文化的积淀。因而造成人物性格刻画上的单薄。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时，却肯定他的这一名言：“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白鹿原》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白鹿原》不论在作者个人的创作上或是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上，都认为是一个巅峰，甚至带有突起的奇迹性。因为在此以前五年多的时间里，作者从文坛上销声匿迹。其实他带着时代巨变的思考和文学新潮的冲击，返回故土，沉潜入《白鹿原》创作准备和写作中。他从当今时代巨变去宏观超越地反顾历史，借用小说中的语言说，从“一些单一事件上超脱出来，进入一种对生活和人的规律性思考”。对于历史进程中的政治派系“争鏊子”的争权夺利，亲族间的“窝里咬”，革命队伍的“内戕”，给予了痛斥的或针砭的描写。作品的乡土气息格外浓郁。对于乡土气息的描写不是外在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所以格外沁人心脾。
作者采取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是契诃夫所说的“无条件的真实”的现实主义。同时看得出来对现代主义也有借鉴，因而作者在手法上给人以大胆新颖之感。性的描写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在国内创作中也成为一种时尚。《白鹿原》也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了性爱和性行为。但都不是孤立的描写，而与刻画人物性格、展开主题、推演情节密切相关，不但写得严肃，而且揭示出人物性格中深隐的美或丑。作品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田小娥，就是通过对她性爱描写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反叛精神，义无反顾、忍屈受辱的执着追求以及她的朴野恣肆，妩媚动人。鹿子霖灵魂的丑陋卑下，也是通过对他性行为的描写，暴露无遗。
五年多的沉潜执着，作者终于实现了创作的誓愿：“写出一部死后可以放进棺材当枕头的作品。”作者更应该欣慰的是：给孕育和哺养自己的母土和人民，奉献了赤子的回报。
原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