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小学习成绩还可以，加上根正苗红，1967年，经由公社推荐，我去县里上了高中。
上高中时我所在的宿舍一共有四个人，一个叫牛犇，这个人身高体壮，有股子蛮力，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一根筋。他爹叫牛三，牛犇家祖上是地主，那时候家里良田无数、牛羊成群，不过从他爷爷这一辈就没落了，他爷爷当年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把家产混个精光，最后只剩下他爹跟他爷爷相依为命，他爷爷对他爹说：“咱家就咱爷俩两头牛了，希望咱家以后的牛越来越多，你就改名叫牛三好了。”牛三后来娶了妻子，生了个儿子，想把希望家里的牛越来越多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想给儿子起名叫牛四，牛三的老婆坚决不同意，一是这名字也太随意了点，二是牛三牛四的，本来是父子俩，名字起得跟兄弟俩似的，让人笑话。牛三无奈，只得找村里仅有的识字先生帮忙。识字先生扒着祖上传下来的康熙字典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这个“犇”字，于是就叫了牛犇。
一个叫朱俊杰，他的父母都是城里的干部，这家伙平时比较养尊处优，个子不高，有点胖，就是头比较大，我们常常叫他“大头”或者“猪头”，年纪轻轻头发就已经稀了不少，有要秃顶的趋势，他对自己的头发特别在意，常常照着镜子梳着头问我们：你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又多了？我们看着他那日益稀疏的头发，又不想打击他，只好敷衍着说：嗯对对对，你的感觉没错！每当此时，我们心里就想：说这么违心的话，造这么大的孽，下辈子恐怕得投胎成畜生。这个人巧舌如簧，小词一套一套的，经常把牛犇哄得团团转，有时还把老牛当枪使，老牛对他可是言听计从，牛犇在他面前，活脱脱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朱俊杰虽然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但他一点也没继承他家的优良家风，是个爱财如命的家伙。
还有个叫李建华，是我们班的班长。他跟我一样，也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不过李建华祖上是经商的，比较油滑世故，小眼滴流一转，就是一个主意，但比较稳重，不像我们这么冒失。
刚认识的时候都比较拘谨，后来在一起混的时间长了，就慢慢熟络起来，常常互相调侃、打趣。
朱俊杰常说：“凉菜凉菜，你家老爷子是有多嫌弃你，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我自然不甘示弱，反驳道：“嫌弃道不至于，只是当时我爹是觉得孩子太多，不好养活，再说了，我是年三十的凉菜怎么了？年夜饭喝酒还少不了我这凉菜呢！就你的名字好？”
朱俊杰对自己的名字十分满意，总是得意洋洋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本人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当今世上若论俊杰，舍我其谁呀？。”
我看着他快秃了的头发讥笑道：“还朱俊杰，一头猪也能成为俊杰？我可没见哪个英雄人物是个秃子，我还是更相信猪会上树比较靠谱。”
朱俊杰一听我提到他的头发，赶紧照照镜子，拿梳子把头发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往头发少的地方梳了梳，自我感觉良好，满意的点了点头。
我又挤兑牛犇说：“老牛啊，你可辜负了你家老爷子的殷切期望啊。”
牛犇不解，问：“这话怎么说？”
我解释道：“你家老爷子给你起名，是想让你家的牛多起来，可咱们宿舍在玩斗牛的时候，你那牌经常是没牛，你家老爷子知道了，还不气死啊？”
听我们闲侃的有意思，躺在上铺看《少女之心》的李建华忍不住插口道：“你们仨啊，一个姓朱，一个姓牛，一个姓杨，古人认为猪、牛、羊是为三牲，每当有重大节日，都是用猪、牛、羊来进行祭祀的，你说这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把你们三个畜生给我安排在了一个宿舍。”
听李建华这么一说，我想了想，还真是这样，猪、牛、羊是为三牲，传说古代大型祭祀必须得用三牲方能使消息抵达神明，真是巧了，把我们三个安排在了一起。
我们三个知道李建华对我们班小红有意思，喜欢这种事是藏不住的，于是打趣道：“你看过这小黄书，晚上睡觉时幻想的是谁啊？是不是咱班的小红？”
李建华老脸一红，骂道：“滚，才没有。”
我们仨不依不饶：“回来见了小红，我们可告诉她你每晚都在想她呦。”
李建华道：“我跟小红那是纯洁的革命友谊。”然后又想了想笑嘻嘻的补充道：“咱们不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可别瞎说。”
由于四个人年纪相仿，很快便打的火热，成为对内整天挤兑打闹、对外团结一致的小团体。
1974年，为了响应国家“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都掀起了下乡插队的热潮，我们四个也在商议插队的事，由于李建华有个二爷时常去东北经商，最后定居在东北了，所以李建华决定去东北插队，也好有个照应。而我们三个热血青年则响应国家号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就选了边陲之地—云南临沧。临沧市地处云南省西南，南面就是缅甸，地势复杂，境内全是层峦叠嶂，中间又有大河穿插，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觉得那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去那里。
李建华的出发日期比我们早，他的车票是下午五点多的，天上下着阴冷的秋雨，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萧瑟的秋风把枯黄的树叶吹落了一地，树上的树叶落了大半，剩下的也已泛黄干枯，在凄风冷雨中摇曳，更显得凄凉。我们三个把他送到火车站，大家都挺舍不得。
李建华说：“兄弟们哪，咱们就此别过，你们‘三贱客’以后都老实一点，少惹事，等以后久别重逢，都得给我好好的。”
我说：“班长啊，这一路山高水远，东北又是苦寒之地，农村环境想必更为恶劣，多多保重身体啊。”
牛犇说：“就是，你那小黄书也少看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却都伤感了起来。李建华说：“兄弟们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朝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
朱俊杰说：“到那边别忘了兄弟们，记得常写信啊。”
李建华道：“山高水远，挡不住哥哥想你们的心哪，我到了那里就给你们写信，告诉你们我的地址，你们收到信后再去云南，到了那边立刻告诉我，随时向我汇报你们的情况，听到了吗？”
我们点头答应，四人均心情沉重，互道了珍重，就此别过。
我们仨本来心情就不好，再加上这凄风冷雨的情境，不由得更加伤感，晚上回去宿舍，找到老牛剩下的半瓶老白干，三人一饮而尽，也没有过多的说话，各自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秋雨的滴答声，心情沉重的睡去。
过了将近一个月，我们收到了李建华的来信，他先去大庆市找到了他二爷，然后就去了插队的地方，他插队的那个地方是属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个国有农场，各方面条件倒还行。信中先是说了些近况，而后又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让注意云南的气候环境、风土人情，到那里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
得到了李建华平安到达的消息，我们都很高兴，也把李建华的叮嘱记在了心里，然后收拾东西，找学校开了介绍信，就出发去了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