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4月1日，我在运动队因腿骨折转业回家了，背着行李，蔫头耷脑地回到佳木斯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茅草屋里。
父母却像欢迎凯旋英雄一样欢迎我。父亲把一个底层人苦苦挣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这个最小的女儿身上，拉煤车，绞大酱，干瓦工，卖菜……一分一角地为我攒钱，希望我能考大学，将来能出人头地。父亲对他这个小女儿怀着怎样一番期待与厚爱呀！可我却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最后又灰溜溜地败下阵来。
1963年5月10日，我被分配到佳木斯市人民银行会计科。
但我却沉浸在理想破灭后的失落与茫然之中而无法自拔。开会时，我的眼睛总是盯着窗外被风吹得“沙沙”响的树叶，觉得那树叶真好，真自由。我却像一匹被套上笼套的野马，被套住的不仅是我的身体，还有我那颗不安分的灵魂。
父亲说：“银行、邮局、铁路，三大行业是铁饭碗，到啥时候都有饭吃。”
父亲是现实的，首先考虑的是生存，而我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总是向往有理想、有追求、有激情的生活，而对眼前这种呆板、重复、缺少创意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
我家房后有一条杏林河，下班后，杏林河边的长堤就是我最好的去处。家太小，想看书就得上炕，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都没有。我在长堤上一直坐到深夜。我无数次地问自己：怎么办？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混一辈子，我不认可，可我还能干什么？还能有什么出息？
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正是梦醒时分，可我却找不到出路，我不知路在何方。
我渴望回学校去读书，渴望重新选择人生。可我已经十九岁了，连小学都没毕业，哪个年级还能要我？我望着杏林河的污水里漂浮的泛着白沫的落叶，常常问自己：你是不是就像那些漂浮的落叶一样，随着流水年华，很快就被污浊的流水毫无声息地漂走了，消亡了？
本是花一样的年华，我却在这里过早地伤感人生了。
在我最痛苦、最彷徨、最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位朋友走进了我的人生。她叫韩玉华，是滑雪队运动员转业下来的，后来考取了哈工大。
那是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月亮很大，如洗的月光洒满了杏林河畔。我和她坐在长堤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她说她最喜欢看满天星斗了，总幻想有一天，去探索这宇宙的奥秘。她说：“雅文，我们这么年轻，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将来成就一番事业。我们训练那么苦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你要记住，做人要做优秀的人，要像爱迪生和牛顿那样，对人类有所贡献。”
这本是一个爱幻想的年轻人信口说出的一番激情之言，但对于正处在彷徨的人生路口、正渴望有人指点迷津的我来说，却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启迪。
“做人要做优秀的人”从此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她说：“雅文，你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人生格言……”
我说：“我最喜欢李清照那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嗯，很好。我们应该记住今天的日子，1963年8月2日。”
两个满脑子幻想的年轻姑娘，竟把自己“装扮”成伟大人物。而且，这种“装扮”不是一闪即逝，而是主宰了我整个青年时代，激励我许多年。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几十年没见面的韩玉华到我家来做客，听我说完，她竟然笑得前仰后合：“你说我那时候咋那么能装呢？”
但不管怎样，她对我的影响却是真的。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遇到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我的先生，他使我懂得了读书和学习，并给了我始终不渝的爱情。另一个就是韩玉华，她在我人生最彷徨、最茫然的时刻，给了我启蒙性的点拨。
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叫“人格构建”，更不知道什么是“人格归宿”，仅凭天生具有的淳朴与善良，自觉与不自觉地构建着我的人格，有意与无意地追求着我的理想，以人性中最淳朴、最原生态的品格塑造自己，寻找着我所向往的美好人生。
1963年8月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明天开始，我决心要像韩玉华那样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争取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切记，不要彷徨，不要气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勇敢地开始吧！”
如果说，当初一心要读书，一心要当运动员，还带着少年时代的盲目与冲动，但后来所做的一切，却是我冷静而理性的选择了。
我的彷徨终于结束了。
我决心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本，争取几年之后考大学。那时候在职干部参加高考，数学可以免试，所以不用啃数学。
我像训练一样给自己制订出严格的、雷打不动的学习计划，每天要完成五个小时的学习课时，每月一百五十个小时。
有人说：“理想是人生的太阳。”
我终于结束了彷徨与迷茫，找到了驱散心灵阴影的力量，重新找到了支撑生命的内在驱动力。总之，又有了生命动力——幻想有朝一日能走进大学，重新去选择人生！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梦想，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就像当年一心要当运动员一样！
晚间，父母都睡下了，我坐在炕梢的炕沿儿上，用报纸卷个筒罩住灯泡，开始啃初中的课本，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把生字写到纸糊的墙上，写满了再重新糊一层。几年下来，我不知把我家炕梢的墙壁糊了多少层纸。把历史的年代表挂在炕梢的另一面墙上，每天背它。最难啃的是文言文，看半天都弄不懂是什么意思。每周写一篇作文，周末拿着作文去找机关干校的王连举老师，或者去找中学的一位赵老师请他们帮我批改。几年下来，我做了一百多篇作文。
开始几天，睡在炕头的父亲听到座钟敲十一下时，就抬起头皱着眉头瞅一眼座钟，我假装没看见继续看书。当座钟敲十二下时，父亲就开始大喘粗气，一个劲儿地翻身，嘟嘟囔囔地骂开了：“败家的孩子，该上学的时候不好好上学，跑到体委去瞎胡闹！该上班又不好好上班，点灯熬油浪费电。学那些玩意儿有啥用？跟你工作有啥关系？净他妈胡扯，还不如好好练练算盘呢！”
难怪父亲骂，第二天他要出去干活，五十多岁的人了，仍在为着生计奔波。
一天深夜，我的翻书声终于把父亲惹火了，他起身奔过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课本刷刷地撕开了，边撕边骂：“败家的孩子，天天点灯熬油要考什么大学，我让你考……”撕完，他使劲一拽灯绳，用力过猛，灯绳断了。
屋里顿时漆黑一团，只有扔到地上的课本闪出几片惨淡的白光。我捧着被撕碎的课本，在炕沿儿上坐了半宿。
我知道，我偷走户口和行李那件事伤透了父亲的心，他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认为我这辈子再不会有出息了，能干好银行工作就不错了。但我知道，无论父亲怎么发火，都改变不了我要考大学的决心了。我已经失去一次求学机会，再不能失去第二次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坚持对我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尽管最终我没能考大学，但却使我养成了自学习惯，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文化基础。如果我放弃学习，那么我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1966年，我自学完了初高中全部文科课程，准备报考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