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的现代文明，承袭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总是将人的起源归结于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故事。而且紧接着，就是人犯了违背上帝意愿的原罪，人的赎罪，只有通过坚定地信仰上帝一途。其实，世界上各处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系统，人的出现也因此有不同的传说。这一章将从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的起源说起，以解释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的地位的独特性，其取径与上述西方上帝造人完全不同。
中国疆域广阔，各地造人的传说也并不完全一致。不过，至少在战国时代，盘古开天与女娲造人已经是大家都接受的一个说法。这一个盘古、女娲传说，应当是起源于华中长江流域蛮苗系统的古代民族。可是，在战国时代，屈原的作品《天问》，就以这个传说作为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的说法。
在没有开天地以前，宇宙是一团混沌。混沌的形状，就如一个巨大的圆卵。圆卵忽然裂开，其中坐了一个盘古，他举手将轻清的空气往上推，成为天空，将重浊的物质往下压，就成了地面。盘古的骨骼成为山岭，血脉成为河流，毛发成为草木——世界出现了。因此，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老庄所说的“无为有之母”，以及“混沌”是最原始的形态，颇与这个说法互相符合。从无生有的自然演生观，确实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它与中东出现的另一重要文化系统，以及其后代犹太-基督教的宇宙观，有极大的差异。
如此解释宇宙的起源，似乎比先有一个无处着落的上帝更具有哲学意味。否则，大家还是会问：上帝又从哪里来？今天的天体物理学讨论到宇宙的起源，其基本的假设是：宇宙从一个点开始，然后爆炸为宇宙。我们一样会问，那个点在何处？在数学意义上，点不占空间，因此等于零——然而，这零又怎么可以爆炸？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盘古之后，女娲出现了，女娲也就是女性的意思。在道教的神道系统中，女娲就相当于斗姆，在今日的民间宗教中，“先天老母”应当就是女性的原始。这一观点，也与老子所说“元妣”的观念相当。女娲用黄泥和水，捏成人形并给予其生命，就成为人类。
女娲这个角色，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整顿者。在水神共工发怒，撞倒了天柱不周山后，女娲烧炼地上的彩石，补上天的缺口。大水泛滥时，女娲又用炼灰堵上了泛滥各处的洪水。从这个方面看，女娲的力量是地的一面，与天对立而相辅。女娲虽然有如此的神力，然而女娲并不是统治宇宙的神祇——她不是上帝，而只是代表一个力量，母性和大地的力量。与她相对的，应当是上天和男性的力量。战国和汉代的石刻图像中，常见伏羲与女娲。两者都是人面蛇形，二尾交缠，象征着交配。他们二人手中，一个手持圆规，一个手持矩尺，可能就是天圆地方的象征。综合上面所说，女娲造人和补天，只是象征着母性的原创力。这一个传说的意味，毋宁指出“人”本身是自然出现的，并不是屈服于上帝的子民，更不需背负上帝与人的契约。
我们也可以有另一可能的阐述：女娲的补天大功——东南边的天被共工撞塌了，女娲炼石补天，再加上炼灰堵住泛滥的洪水——这两大功业，都隐喻着新石器时代烧窑制陶和制作精美石器的背景。伏羲是牧养牛群的游牧阶段，伏羲与女娲的并列，也未尝不能看作游牧与农业的结合，象征新石器时代生产方式转换的背景。上述这两种形象拼合在一起，也都是陈述人类演化的不同阶段，以及阴阳交配的观念。这些传说，在一般庶民百姓的精神生活方面，可能影响并不会很大。
关于中国古代的信仰，我们在另一章会更详细讨论。目前我想介绍的是，宇宙的神力和人的关系。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在太平洋沿岸，从辽宁的红山文化一直到浙江的良渚文化，都有高天的信仰，而且是以太阳作为象征。太阳高高在上，成为中国“昊天”的起源。红山文化的高山上，有女神庙，还有酋长或祭司的坟墓和祭坛。祭坛、坟墓四周，都有中空、无底的陶罐，围绕基地。这一安置，毋宁是象征天地之间的沟通，而以神圣的地址作为相通的管道。墓主是一个尊贵威严的人物，还有法器陪葬，他也许就是大祭司或者酋长，负责天地之间的交通。
在良渚发掘出一个琮形的玉器，即一个外方内圆的玉管。有人说，琮形玉器的上面是一个圆盖，下面是一个方底，这也象征着天和地之间的沟通管道。还有一件琮上，刻着一个飞行的神像。也许他就是天神？或是神的使者？还是人间负责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我们不知道。在另外一些琮器的边上，往往刻着一只飞鸟——在许多地方的传说里，飞鸟常常是天神的使者，这些良渚的鸟形，是不是也是天和地之间沟通的使者？在渤海湾四周的太昊和少昊文化的传统，他们在古代的首领们，太昊系统是以云为号，少昊是以鸟为官——这种安排，也正是象征着天和地之间，经由人这个层面，会有一定的沟通机制。
有一件汉代的楚地绢画，虽然时代很晚了，却可能继承了古代的传说。这件马王堆的绢画分成三个层次：最上一层是天，最下一层是地下的水，中间则又分成人间和死亡的境界。画里面有一棵大树，植根在底层，枝叶却是在最上一层；枝叶上面有十只鸟，可能就是当年的太阳鸟。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的树，树干上也栖息着许多鸟。这一神树，可能就是和马王堆绢画上的树一样的天地之树。这是联系天和地之间的管道，人却正在管道的中间，上通天、下达地。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指出：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这种通天树的观念，只是到后来，树可能演化成高塔，例如《圣经》中的巴别塔。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观念似乎也并不独特。只是，在人神之间的观念上，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人”是沟通天地的中介。
人的身体，在中文里的解释是：圆颅方足，象征着天圆地方——人本身俨然是一个宇宙。战国时代，阴阳家与五行家两个自然哲学学派，各自陈述了他们的宇宙生成论。阴阳家认为，宇宙之间有阴和阳两股力量，二者交缠互动，成为宇宙运行的动力。宇宙之间所有的事物，都有阴的面和阳的面。两者并不只是对立，也能互补。五行家则将宇宙的构成归纳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因素，或是五个成分。五者相配生成万物，每一件事物都有特定的五行成分，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秦汉以后，阴阳家和五行家的学说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础。
阴阳之间的关系，当然是认识到两性交合、创造新的生命这一过程，才将生命力归纳成为阴和阳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不能独立运作，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因此，女娲和伏羲必须同时存在。阴阳之间，应当调和而不是对抗。在两个因素之中，永远是寻找平衡，任何一面的过强或过弱，都会造成整体的不平衡，进而导致灾难。
五行的观念，很类似于两河——希腊地区和印度的四元素观念。在两河的四因素中，所谓土、水、风、火，每一项都是相对的：“土”有干沙漠和肥沃的土地之分，“水”有甜水和苦水之分，“风”有焚风与和风之分，“火”有焚风带来的大火和日常生活必须依赖的火之分。这些二元的观念，却并不是互补，而是彼此冲突。
在中国文化的五行之内，则有相生与相克的观念：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的系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是相克的观念。凡此观念，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悟解所得。“金生水”是金属加热后融化成为液体；“水生木”是有了水，植物才能成长；“木生火”很容易理解，木块可以燃烧，成为火焰；“火生土”比较难解；“土生金”则是从地下可以采得金属的矿源。相克的观念，“金克木”指可以用金属刀砍伐木材；“木克土”是指木杆装上农具可以刺土、破土；“土克水”是指以土壤做堤防，可以防洪水泛滥；“水克火”则不言自明；“火克金”则是指高温可以使金属熔化。
这一串的说明，只是解释古人从日常生活中引申出了素朴的理论。任何一项因素或者功能，都不能不受到另一方向的反制。这五个项目之间必须要调和，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同样，每个项目之中，都有强和弱的相互制约，任何一方过强或是过弱，都会造成灾害。因此，五行观念正同阴阳观念一样，指出人类生活之中的各种因素，必须在平衡之中找到调和之道。失去了平衡，维生的资源不仅不能有助于生存，反而可能妨害生存的环境。
这样的永远趋于平衡的动态宇宙，当然会牵扯到时间的观念。时间轴线，在现代科学观念中是直线地进行的。在基督教神学观念中，自从上帝创造天地，时间就永远延续下去，到最后审判的日子，人类的时间终结，但宇宙的时间还会进行。中国式的时间观念则是循环的，也是在许多条件之中，不断地寻求一个“完足”，而这些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完足”的境界很难达到。中国人的宇宙中，时间的观念，可以以汉代最后经过形而上学思考而发展的年历学作为指标。
经过若干演变，从汉代开始至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为止，中国人的历法是按照太阳历和太阴月配合：太阳年一年的“岁实”，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太阴月的“朔策”，是二十九又二分之一日；一年必须要有十二次月圆，每个月圆之时必在月中，单单凑齐这个条件，就需要相当大的公倍数。每一个太阳年，在中国历法上划分成十二个节与十二个气，每一个关键点，都代表着中国靠近北方的大陆气候转变的关口。这些节气的名称，都是农耕程序必须要注意的天气——例如，春分、秋分是昼夜两中平的时候，冬至是白日最短的一日，夏至是白日最长的一日，立春则是一年生长季节的开始。每一个月要分配两个节气，而一年的开始，又必须在立春的附近。岁实和朔策的总和对不上时，在年历上必须要加上闰月。闰月的放置，则必须要考虑落差出现，几乎要影响日常生活规律的那个月。
再加上中国人的天象观念：宇宙是个大圆球，日月五行，每一个星体离我们的距离代表一层天，这七层天相当于同心圆的层次，围绕着地球。历法家理想上的宇宙起源日，是在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的时候。这一天恰好是立春，而立春的时间恰好掉在正月初一日的子夜。将所有这些因素调和起来，取得的最小公倍数，从汉代元始年间（公元1-6年），是两千七百多万年前，历法学的术语，称为“上元”。但是，即使到了我们这一个大周期的终结，时间也不会停止。日月和五星的轨道，在中国历法上，也有不断变动的规律。于是，一个大周期之后，只是另外开始一个新周期，时间永远进展。同时，“人”却是观察这些变化的主角，宇宙的永恒进行因而就系于“人”之存在。
论其根本，阴阳家的根源应当更早——五行家的出现，必定是在铜器和铁器成为日常事物时，才有“金”相的功能。阴阳互动的形而上学，当然和上述伏羲、女娲之间的相对性有历史上的渊源。到了汉代，董仲舒综合儒家的人间伦理学与阴阳五行的理论，组织为天人感应的学说。在他的庞大宇宙系统中，层层套叠着大小宇宙，人体也是一个自我完足的小宇宙。从天地的大宇宙到人间秩序的宇宙，以至人体之内的小宇宙，彼此互相感应。不仅是大宇宙影响了小宇宙，小宇宙的变化一样会回馈于大宇宙，引发相应的变动。在这些宇宙中，任何因素不能过强，压倒其他的因素，也不能过弱，如此则无法保持各种因素之间的动态均衡。
从汉代以后，宇宙内部和宇宙之间的均衡状态，说明了“人”在大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样重要的地位。天、地、人三才，是大宇宙的三个层面。因此，汉代以后出现的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其原始的三官，就是天、地、人——人官的部分被水官代替，则是东汉以后了。“人”反而是各个层次宇宙的命名者和解释者。“人”不是屈服于自然秩序的一类生物，而是与天地共存的宇宙成分。
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论，不仅天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人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天。人的变化，尤其是集体的行为，例如国家的政策和政治体制运转的情形，都会影响到宇宙的均衡。从汉代开始，国家的正史往往会包括称为“灾异”“祥瑞”或者“五行”的章节，其中记载气候灾变等，并且常常联系于政府的作为——史官认为，是人间的若干措施有所偏差，才导致了气候和其他的自然变化。举例言之，假如皇帝过分依赖皇亲国戚，或者女主专政，这就是阴气太盛，会导致严重的水灾。又譬如，用刑过度或政府施行苛政，会造成肃杀之气，以致秋天有严重的早霜，伤害了农作收成。凡此形而上学的玄虚之说，当然都是附会。不过，这些想法也确实影响历史上中国人的行为，谏官往往以灾变的出现理直气壮地纠举政府的行为失当。在天人感应理论刚出现的汉代，知识分子确实常常借着某一灾变的时机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甚至冒生命危险，建议皇帝退位。以上只是说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密切相连的。“人”在宇宙之间，不在一个从属地位，而具有天、地、人三才之中三分之一的主动权。
一直到今天，中医的理论，很大部分是基于天人感应之说以及阴阳五行的形而上学，建构起一套人体内部各部分的平衡理论，也建构了人体系统与外在大宇宙系统之间的呼应关系。
至于人体本身，中医理论有精、气、神的说法。这个三合的说法，往往被中医的理论家归之于《黄帝内经》，尤其是《灵枢篇》。但是检查《黄帝内经》，其实没有这三者孤立的说法——精、气、神还要配上魂魄等。“精”是生命，更强调于生命的本质；“气”是生命的运行动力，是动态的；“神”则是精、气运行中出现的“状态”，用今日中医常常借用的名词，则是“能量”。人体之内的精、气、神，与人体之外的外在世界息息相关。从保健的立场而说，摄取营养是培养精、气、神的必须步骤，而外在环境的冷暖干湿等条件，也影响到精、气、神的平衡。假如以这一套理论延伸，我们可知，个体生命并不是与外在环境对立的受格，因为他是大宇宙之中的一部分，个人的主体性一样可以积极或是消极地影响到外在大宇宙的均衡状态——“人”不仅是受格，也是主格。“人”的尊严来自上述的这种特性，“人”的权利也可以从这个理论上得到天赋人权的解释。
前言中，我们提到冯友兰的“新原人”之说，他以为人生所处的境界，可以有原始、功利、知识和天地四个层次。我们生在原始状态，应当是生物性最为突出的层次。然而，我们不当自甘于生物，因此才有“厚用利生”的需求和行为，这是功利的境界。在功利境界之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到理性层次的知识。最高的境界，则是从功利升华为与大宇宙呼吸相通的天地境界。他认为这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依赖于我们的“觉解”。“觉解”二字，也许正相当于儒家心学中的“悟”。当然，“觉解”二字，与佛道的觉悟和解脱有明显的关系。
现在我们从哲学上的讨论，回到中国民间对“人”的理解上。上述中医的人体观念，其实就是代表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套“人”学之中的医疗部分的认知体系。中国的民俗信仰，也从精、气、神的论点延伸。南北朝时期，道教的炼丹先是从炼制药品开始，从医疗和保健推演到追求长生不老——服用丹药可以将生命延长，甚至于永远不老。这个愿望本身就代表了生命是可贵的，值得延续到无穷无尽。从炼丹的观念，又发展为炼内丹的理论和方法。据说，人可以从自己身体之内调动自己的真火和真水，通过修炼以改造自体。最高的境界，可以使精、气、神中“神”的部分，在自身内部“结内胎”，“内胎”进而可以进化纯熟为“元神”。根据道教的神秘学说，“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可以摆脱肉体永远存在，成为神仙。即使没有修炼到神仙的地步，“元神”一样可以短期地离开身体，四处活动。所谓“元神”的观念，几乎就是陈述人体本身可能达到永恒。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修炼到如此地步，其可贵显而可知。
中国的民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妖精古怪，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内，蛇妖狐仙处处都有。一般的民间观念认为，凡是古老的物体或动物，都可以修炼成“精”，“精”的最高层次则是进化出人体，以人的形象超脱原来的属性。人可以成仙，物可以成人，这些妖精，理论上还可以进一步修炼成仙，与天地同寿。“人”这道关口，却高于一切事物和一切其他的生命。由此可见，“人”的地位之可贵，就不是承受神惠的受格而已了。
冯友兰的“觉解”，在民间宗教之中称为“修炼”。自从中古时期，中亚一带的救赎教派即传入中国。最初这些教派还保留原来的面貌，例如祆教和景教。后来者，除了在中国的伊斯兰教保持了原来面貌，其他救赎宗教都大量吸收了中国道教的一些教义，混合成今天常见的一些民间教派，以及过去大家熟悉的各种民间信仰。他们对自我的救赎，不再仰赖一个外在的救世主，而是靠内修就可以达到的境界。一些民间教派的“无生老母”，就是道教从无到有的转换。走到这一步的悟解，一样是从清理人体本身和人心本身的污浊部分，渐渐提升，臻于解脱。“人”本身可以达到的境界和地位，不是仰望神恩，是通过自己就可以走到的。
另外一些非救赎的宗教，例如妈祖信仰、王爷信仰等，这些神祇的法力，可以解除人间的困苦和灾难，也可以在人身故后引导其进入极乐世界。不过，这些神祇担任的角色，不是单纯的外在法力的救赎。被救赎者也需要自己修炼，至少是行为品德上的修为到了一定的水平，神仙才能伸出援手。虽然庙宇门前有无数的信徒烧香礼拜，也不断有人在神坛前捐献和贡纳，然而认真的信徒一定会告诉我们，单单靠这些奉献是不能得到功德的，只有通过发自内心的修行，提高自己的品德，神仙才能将信徒引进极乐世界。
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是靠念佛和施舍来购买神恩。有一些愚信之徒，以为做些功德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知，即使民间宗教，都看重在“人”本身内部可以达于至善的条件。经由自身对于至善的追寻，人才可以提升自我直到解脱，进而超凡入圣。
总而言之，从中国的创世神话，一直到今天的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一部分。儒家的人文伦理，将在下一章讨论；就本章所说而言，“人”有自足的条件，不需外求就足以求改善和提升自我，进而超越生物的境界，也超越物质的限制。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论述，只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一信念的影响极为深远，也极为普遍。与犹太-基督教义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国“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
